尽管很多时候肚子里空得咕咕地响，可仍然会去关心一些与吃饱无关的寡淡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国人存在，却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知道一些国家的名字，但同样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这事有一半以上相当于一个传说或谣言。对于我来说，只有位于我们北边的苏联，才算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比较真实的国家。
十二三岁之前，我以为外国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两条腿，以为他们没有膝盖，不能弯曲，永远是直的。
十岁之前，我以为外国没有白天，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永远是黑夜。没有植物，有花也是黑色的花。黑暗的街上污水横流，水里跑着老鼠，到处都是血和尸体，天色比《雾都孤儿》里的天色还要更黑暗一些。
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见识，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于客观世界的作用，书上图片上的外国人，就是那种感觉没有膝盖，腿永远不能弯曲的人。甚至觉得他们裤子或者大衣里面的腿不是由骨肉组成的，而是一种介于钢铁和塑料之间的材料。曾经问一个成年人，外国人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腿盘起来?他说，真能瞎想，那哪能盘，一盘就断了。
说的人轻松，平淡，听的人却无比惊心，还有一种替别人疼痛的感觉，耳边似乎还伴随着嘎巴嘎巴的断裂声。
看过一本法国人和越南人打仗的小人书，有一页是一个法国指挥官的后脑勺，感觉他的后面不是正常的头发，而是由岩石和石灰、麦秸组成的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顿时就觉得法国人很可怕。很像是扑克牌里从J到K的那几个人。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边打牌，一边讨论他们是不是人，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
看到画像上的那些大胡子的外国人，经常杞人忧天，替古人担忧，想他们吃饭或者喝水的时候，得专门腾出一只手，把胡子撩起来，然后把东西放进去。想他们吃馅饼或油饼的时候，一定会有油流到胡子上。吃完饭，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得洗脸，洗胡子。
春天或冬天的夜里，听人讲故事，知道薛仁贵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叫盖苏文的朝鲜人。讲故事的人说盖苏文，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故事继续往下进行，我却停留在盖苏文的相貌问题上。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我在想，一个朝鲜人，怎么能长成那样。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把盖苏文的相貌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相貌重叠起来，很多年后见到后者的照片，发现完全不是，并在心里惊呼，这不是东六台的吴守文么?他更像是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人，尤其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个叫吴守文的人，比吴守文实际的兄弟更像他兄弟。
我们想象外国人每天怎样睡觉，一定是直挺挺地倒下，再直挺挺地起来。在张宝他们家里做过试验，发现腿要是不能弯曲，人很难让自己躺下或者起来，要躺下，就只能把自己朝前或者朝后摔倒，不摔倒就无法躺下。至于起来，就更困难了，没有人帮助，几乎就不可能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起来，必须得有人帮助，可是，谁又是第一个起来的人呢，他难道不睡觉?既然他也要睡，那又是谁把他扶起来的呢?这个问题让人非常头疼。可就在那时候，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王焕珍突然又提出一个更让人麻烦无比的问题：家里人多还好说，要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呢?那怎么睡?王焕珍的意思是那将面临着躺下去起不来的危险。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那就只能站着睡，把头趴在柜子上迷糊一会儿，因为你已没有资格和条件躺着睡。
张宝的爹是一个铁匠，平时打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马掌和锄头。那天他没有去铁匠炉，在家里用绳子串马掌。听到我们的议论，在一旁说，闹了半天，洋人们活得也麻烦呢，还不如咱们呢。咱们吃好吃赖先不说，最起码能自由活动，想躺就能躺，想起就能起来，不用人扶。
洋人!是的，那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们管外国人不叫外国人，就叫洋人。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连串兄弟般的词：洋火、洋布、洋灰、洋烟，镐叫洋镐，大号的铁锹叫大洋锹，高大的马叫大洋马，自行车叫洋车，搪瓷叫洋瓷。有一些更加苦寒的地方，甚至把白面叫做洋面。而洋葱，却多少年来一直被我们叫做葱头，直至现在，直至将来。
我曾经问过一个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我问他外国人里面有没有罗圈腿。他很肯定地说，肯定没有，他们那种腿，能断了，也罗圈不了。你能让一双筷子罗圈了么?
好像是高尔基还是谁，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罗圈腿的人，我看了以后惊呆了。谁说外国人里面没有罗圈腿?从那以后，开始怀疑以前听到过的很多东西。
人，很多的所谓的见识或者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谬误和谣传。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看上去踌躇满志，肚子也圆滚滚的，其实里面装着的基本都是废物。
我不再记得第一次看外国故事是什么时候，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几本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可能不叫钢铁，就叫《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高尔基的书是中学时候开始看的，此前看的都是小人书，印象极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看过小人书，所有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那两本小书里，真正的书从未见过。
这两位的小人书，让我认识了前苏联的小孩，他们脸上长着雀斑，头发是亚麻色的，至于亚麻色是什么色，则完全不知道，感觉就是白头发。我周围没有白头发的小孩，只有脸上有雀斑的，住在我们隔壁的与我同龄的广昌就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孩子。
外出上学以后，图书馆取代了昔日的那些伙伴们，我开始读那些历史的清单。借阅的第一本书好像就是《忏悔录》，却读得很夹生，看完了也不知道到底在忏悔什么……这中间，读得最混乱的就是《悲惨世界》，好像是四本，感觉如临大海，人完全被淹没在其中，不得不把一些段落抄录下来。我用省下来的钱自己买过《少年维特之烦恼》 《双城记》和《死屋手记》，与《死屋手记》同时买的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本很薄的书，忘了叫什么。
曾经亲手抄录过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一本波兰的民间史诗，好像叫什么瓦，现在全忘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出差，曾经在一个月内两次光顾同一家县城的新华书店，两次都有所获，买到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两本书。第一次买到了《喧哗与骚动》，第二次买到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两本书。
这么多年，看书一直都是躺着看。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生涯中，那本黄皮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是我唯一的一次使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留有标记，画过红线，蓝线，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感觉。很多年以后又买过三卷本的文集，却好像没怎么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跟随一群人去过一家译文出版社，还去了他们卖书的地方，却一本也没有买。这事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天天买肉，等真正到了屠宰场，参观完以后，却一斤也没有买。
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最难琢磨的一种东西。
一位曾经在国营书店工作过的朋友领我去他们书店的库房，我在灰尘里发现了那本0.79元的《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迄今为止，我也只有这一本。
谁能以十万字成为杰出的伟大作家?全世界只有这个孤独无援的来自贫穷乡村的墨西哥人做到了。
很多人动不动就炫耀自己著作等身，写了多少多少，却从来不提他前前后后糟蹋了多少纸。美丽的纸，洁净的纸，一旦印刷了那些垃圾文字，也即刻沦为废品，只能以公斤论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阴雨蒙蒙的巫山县，我们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然后在泥泞的街上吃饭，吃巫山县的饺子，素炒白菜。晚上七点多，步行到码头，船舱里的灯光像火车上的灯光。就在那种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翻阅着上面盖有“巫山县新华书店”戳印的《洪堡的礼物》《兔子，跑吧》《白鲸》，何等的快乐。贝娄至今仍是我喜欢的作家。《白鲸》则越读越感觉像儿童文学。
与我同行的是两位河南兄长，田中禾，张宇，他俩一路上照顾着我，我们的友谊也就此缔结。时至今日，无论何时何地相见，都会无比亲切。在我来说，感觉已不再仅仅是友情，而是一种亲情。
人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即使一百年不见，也永远不会生分。
二〇〇〇年之后，读小说的数量和耐心明显下降，只选择少数自己有兴趣的看一下。我早已不在意别人使用了什么手法或者何种形式，在意的是书里写了什么。
与很多丑陋的叠印出作者利欲嘴脸的文字相比，我更愿意看一些传记，日记，以及书信。
别的我在这里先不说，只想说说冻土带上的一些事。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合上书，就像从海面上升起来的一样，眼前慢慢地会浮现出金黄或银白的六个字：借钱，或者预支稿酬。六个字蹦上蹦下。
这个人写作，通常不是以字数计算，而是以印张来计算。“今天又写了一个半印张。”根据这一个半印张，很快就能计算出可以得到多少钱。再加上此前已经写出的七个印张，他心里已有了数。“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汇二百卢布给我，我有急用……”
尽是些这种信。
有时候，为了能尽快得到钱，会把对方猛烈地夸奖一番，用上“世界上”“全世界”“最慷慨，最善良”等等的字眼。
二百卢布到手，就会升起相关的梦想或者幻想，拿它去碰碰运气，谁又能保证一个小时以后它不会变成一千甚至两千，完全有可能。轮盘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别人能够满意而归，他就不能?上帝总是为他这样的人设置一些难以逾越的壕沟，壕沟里有模糊的脸在看着他，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跳过去。两千卢布，能做不少事呢。于是就去轮盘前坐下，忽略任何一张脸，只注意前面的颜色，那即是世界的颜色。轮盘优美地转着，转啊转，就像流逝的时间，别人的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他刚到手的二百卢布就被永远地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贫穷，如果他也像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一样富有，健康，也是衣食无忧，是否还会写出他的那些作品?或许写不出?或许更好?或许很差?这种事无法假设，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能活一次，只能沿着属于自己的命运的小路走下去。我相信命运的专属性，一个人只能怀抱或者披挂着属于他本人的那些东西混世界，其余的迟早都会脱落或丢失。尽管后来的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研究他，甚至说他还活着，但是对于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来说，他确实早已死了，因为他的颜面不再抽搐，胃也永远不再感到饥饿。与此同时，他也一起埋葬了生前一直对他纠缠不休的贫穷和种种屈辱以及忧思。
……
再看托尔斯泰的书信，从来不谈钱物，全部都是对于形而上的表述，宗教，社会，哲学，教育，人生，艺术，道德，救赎。
钱对于前面的那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确如粪土。
尽管他本人不吃肉，每天扛着枪出去打猎，但后面的这个人本身却像一块散发着强烈气味的肉，每天都会招来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圣方济各会会员，天主教徒，青年教师，龙骑兵军官，文学爱好者，教育改良者，身无分文者，肺病或结核病患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面目模糊者。托尔斯泰有时单独与某一个人面谈，还有的时候把他们召集起来一锅烩，谈话中既有制度建设，又有宗教改良，当然还少不了艺术与教育。作为女主人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简直要被烦死了，家里永远住着生面孔，餐桌前永远坐着数量不等的不认识的人。
她记日记已有半个世纪，所记均为她本人所见所想，就像一个故事，由几个不同的人分别讲述，每个人讲的只是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索菲娅能看到的东西已越来越少，家里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她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长条或者一个角落，一件事情的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另外的那些部分都对她遮蔽着。托尔斯泰出走的第二天，她还像平时一样去叫他吃饭，却没有人在，她找遍了整个亚斯那亚·波良纳，也没有他的人影。
她想着，或许应该再去为他重抄一遍《克莱采奏鸣曲》，或者《哈泽·穆拉特》。
也有欢乐。她和女儿们朗诵俄国某个作家的一篇拙劣的短篇小说，边读边哈哈大笑，托尔斯泰正在和别人下棋。索菲娅写道：听到我们朗读，听到我们哈哈大笑，列夫也笑了。
一九一八年，列宁下令，由苏维埃政府每年提供给列夫·托尔斯泰的遗孀八千卢布。
孤独的老太太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
中年时也曾有过一丝短暂的爱情，不过也只是在心田上打马走了两个来回。因为，她最爱的还是她的廖瓦。就算把所有的人整合成一个人，也还是不如她的廖瓦。尽管他很多时候冷漠，粗暴，自私，甚至不可理喻。
附近村里的一个农妇得了重病，快要死了。托尔斯泰说他要去观察生活，每天一吃过晚饭以后就去那个农妇家里坐着，观察她如何与病魔做斗争。如是好几个月，一直看到农妇去世。
繁文缛节的十九世纪终于远去，消失。
不管过程，只看结果的二十世纪赤膊到来，世界明显有了诸多的小变化，但是大的方面并未更改，天空还是从前的那个苍穹，只是比原来更脏了一些，金钱的巨爪仍然在有力地搅动着这个世界和人心，所不同的是，搅动的力度比原来更快速更剧烈了一些。
我有三种《莫斯科日记》，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瓦尔特·本雅明。纪德的那本又叫《访苏归来》。
前两位的苏联之行，极尽奢华与荣耀，苏共领导人几乎集体出动。
罗曼·罗兰离开苏联之时，高尔基前往白俄罗斯火车站送别。书中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的高尔基苍老，慈祥，无力，痛苦而又无限迷茫，他站在月台上，望着即将离去的罗兰夫妇，显得怅然若失，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他们之间的永别。
一年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当纪德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赶上了高尔基的葬礼。
没有见到高尔基，纪德还专程赶往南方著名的国家疗养地索契，看望了长期住在那里的功勋级的作家，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后者虽然双目失明，看不见来访者，但彼此相谈甚欢。纪德被诅咒，那是后来的事。
距此十年前，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旅行者，瓦尔特·本雅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他的背影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拘谨而又茫然的流浪者。一家杂志社付给他路费，条件是他为杂志社提供关于苏联方面的文章。前女友已患有轻度精神病，正在一边治疗，一边筹划拍摄一部电影，期望能够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在此之前，苏联方面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百科全书，其中关于歌德的词条，原定由本雅明撰写。但是，在他到达莫斯科以后，才发现事情其实已经黄了。大百科全书中歌德的词条，已另有他人撰写，他了解到这是总负责人卢那察尔斯基的命令。这样，原本想就此事得到一笔收入的计划也就此破灭。
踯躅在异国的街头，饿了就在街上随便吃一点，晚上回去还要考虑给前女友带什么礼物，如果没有，她就会向他发飙。他常在她住院的精神病院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吃东西。女友安排本雅明和她的现任男友住在一起，两个陌生男人很少交流，互相看不顺眼。不过，也有的时候会就艺术，文化，甚至风俗和玩具方面的问题，简单地交谈一会儿。
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从一开始就注定又是一次灰暗沮丧的无意义之旅。
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他这样的人。过去不需要，现在仍然不需要。他被人说成是：学识渊博，却不是学者;研究文本及注释，却不是语言学家;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却不是翻译家;研究神学，却不是神学家;写文学评论，却不是文学评论家。也没有资格当教授，就像年轻时的叔本华。
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也不是?翻译成中国话，那不就是一个所谓的“四不像”么?是的，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个多余而又无用的人。梵高的遗物能为他人带来巨额利润和体面，所以人人谈梵高。而他的遗物，至今还是不行，很可能将来也仍然与利益无关。
二十年后，又有一个人来到莫斯科，以赛亚·伯林，那时他还不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而只是一个满怀良知的年轻人，见到自己想见的人，还很羞怯。在雕像兼蒙难大姐般的阿赫玛托娃面前，尤其拘谨。
整个苏联时代，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就是很早便遭遇不测的皮里尼亚克。约瑟夫·布罗茨基能够超越国家，民族，超越个人情感与记忆，那也是他离开苏联以后的事。而在那片冻土上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需要人关心的毛头小子。
而莉季娅关于茨维塔耶娃生命中最后几天的记述，是我看到的最令人动容的散文。
在这篇短文行将结束的时候，请让我以最真挚的情感向翻译家们致敬!
特别向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的译者，向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译者，向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的译者，向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的译者，向胡安·鲁尔弗、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译者，向《蒂博一家》的译者，《日瓦戈医生》的译者，向《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牛犊顶橡树》的译者致敬!
向一百年来所有的翻译家们致敬，感谢他们!
他们就像一些站在路上传递空气的人，站在接缝处传递木板的人，他们像是困难年代里的采购员，广阔民间的媒人，信使，如果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艰辛的工作，很难想象几十年来的文学是何面貌。很多人或许至今还在蒙昧中徘徊，狼奔豕突;又或者站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在墙头上插满碎玻璃的辉煌中摇头晃脑，自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