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的时候，我对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颇感兴趣。这一派当时办了本杂志，叫做《红》。在初中一年级的上半学期，我与几个同学就编了本杂志叫《白》。杂志只出了一期，是手抄的。我在上面写了篇武侠小说叫《白玉马》。我假期回家时把《白玉马》念给母亲听，母亲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这件事让我得意了很长时间。
其实，在杂志上发表武侠小说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我上小学时就酷爱武侠小说，并因此产生了要做一个武功盖世的现代大侠的念头。记得是在写完《白玉马》的那个冬天，我为了锻炼自己，培养特殊的体质，一个冬天里我都只穿一条单裤。我因此得了关节炎，膝盖疼得要命。我却不愿意放弃。我知道那些身怀绝技的侠客们在练得真功之前，都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磨砺的。但我走路的样子被家人发现了，就强迫我穿上棉裤进行治疗，还将大葱头捣烂，拌上生南星，涂在我膝盖上，总算将关节炎治好了。自然，家里人也不会再允许我穿单裤去练什么武功和“异能”了。我于是改练暗器。那时的北京，街上还可以买到袖箭和飞刀，我就买回家苦练，常常练到手腕酸痛。
暗器之外，我还苦习拳脚，先是练太极拳，后来我觉得太极拳动作太慢，在实战中难以发挥，就改习少林拳，很是下过一番工夫。不过，我的习武遭到母亲的阻拦。因为我练习飞刀，家里的门板和木柱已被扎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母亲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我后来停止了练武，倒不是因为母亲的训斥。随着年纪的长大，眼界开阔，我慢慢意识到，一位侠客，纵然他能壁上行、草上飞，百步穿杨，技艺超群，在科学日渐发达的时代里，他的活动舞台终究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其对时代的影响和贡献，自然也不能与那些大科学家相提并论。这以后，我的兴趣转向科学领域。但路见不平、疾恶如仇的侠客精神，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1933年，我正在上海的大同大学读书。有一天，我从龙华骑车回学校，在大学附近的车站路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人。我急忙下车向他道歉，那人却不想放我走，还拉来一个警察。他们俩一定是相熟的，因为警察二话不说，上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则反手一巴掌印在警察的面颊上。警察一下子被打蒙了。怎么也不能相信我这么个大学生竟敢还手打他。待到醒过神来，举起警棍就要打我。我抓住警棍，只轻轻一带，就将警棍夺到手中。警察一看遇到了硬茬，吹响哨子召来两个同伙。我手执警棍，在3个警察围攻下，闪展腾挪，东挑西打，很是尽兴。
正打着，大同大学有学生见到了，马上跑回学校宣布我正在被警察殴打。立刻就有几百名学生赶来，将设在车站路的警察分局团团围住。警察局一看情势不妙，很快就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条件：向我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情……
第二天，上海著名的《时报》即将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用套红标题刊出，题为《学警冲突》。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后来也就此发了一大篇议论……
温馨启迪：
作者围绕少年时的梦想“做一个武功盖世的大侠”，回忆了自己的少年生活。文章以时间为序，截取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段，写了自己的少年梦想，表达了作者对少年生活的怀念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