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在车站接到二爷，我没敢把他往我住处领，而是直接带他上了饭店。二丫，也就是我的老婆，已经在饭店等俺爷俩了。
一见面，二爷使劲朝我脸上瞧，瞧罢，又说：“孬旦，你瘦了，黑了，人精神了!”一会儿又冷不丁地问：“你进了城，咋比在咱乡下还黑哩?你在城里到底是干啥哩?”
干啥哩?我心想，要好意思让你知道我是干啥哩，不早把你领到我的住处了吗?
在饭店包厢坐定，二爷看着一桌子菜嗔怪道：“孬旦，二爷就是想你，快两年没见着你了，来瞧瞧你，你恁破费咋嘞?”
我和二丫轮番劝酒，可二爷每次都不喝干，我知道二爷心里有事不踏实，就干脆把他心里的疑惑给解开：“二爷，您都快七十了，就别操俺们的心了。我在建筑工地管料，二丫做基础美容，生活过得去。”其实，我是在工地扛水泥的，只要不下雨，二丫一准在马路边擦皮鞋。
二爷把端到嘴边的酒盅放下了：“真过得去?每月能挣多少钱?”
“我每月两千左右，二丫也在一千上下。”
“中!这收入比在家强!”二爷愣了一下，一扬脖，一盅酒彻底灌下去了。
接下来二爷喝酒就不用劝了。一瓶老白干，俺爷俩喝得一滴没剩。
我和二丫把二爷扶到了旅馆。50块钱一夜的房间竟让二爷激动地哭了：“恁软和的床，恁白的床单，还有电视!”他一转身又指着卫生间：“屋里还有茅房!孬旦，你混得不赖啊，有出息!”
喷着酒气，二爷把心里话倒了出来：“二爷这次来其实想让你回咱村的。可你混得恁好，我这话说不出口呀……”
“二爷!咱爷俩咋说都中!你说吧!”
“孬旦呀，你不知道哇，咱村现在空了。原来上千口人，现在剩下不到二百人了。像你这样的壮劳力都出来打工了。剩下的人是老的老，小的小，没人主事呀!”
“俺这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是都往家寄钱吗?村里生活总不会比过去还差吧?”
“光有钱有啥用?我说的是没人主事!”二爷红着眼睛吼道：“你三婶去年冬天死在床上三天都没人知道。她仨孩儿都到广东打工了。要不是你大娘去她家找鸡发现了，尸首还不得臭到床上!”
“三婶呀!呜……”二丫扯着嗓门就哭了。二丫是孤儿，吃过三婶的奶。
“说过老的再给你说说小的。像你们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好办，能到乡里上初中。可七八岁、十来岁的咋办?二丫这村里最后一位代课老师一走，村小学就彻底关门了。孩子们整天跟着爷爷奶奶瞎混，不识字，快成睁眼瞎了!”
“现在哪个村不都是这样吗?”我没话可说，只好用这句话劝二爷。
“不!不都是这样!跟咱村隔一道沟的旮旯村就不是这样。前年他们在深圳打工的村支书回来了，先把村里在外打工的党员召回来了七八个，这就吸引了更多在外的后生们回来了。他们党员带领大伙在山坡上种花椒，成立合作社，收各家各户的山货统一往外卖，收入不比在外打工差，村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人家有党员领头啊!”
“那是旮旯村的支书有能耐!我不如他!”我没好气地说。没想到二爷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我是村支书啊!
“孬旦，说话得凭良心啊!你咋不如他?你上过高中，比他有文化，比他有能力!二爷当年为啥培养你入党?二爷不当村支书了为啥又举荐你来当?二爷知道你有良心有本事!你在城里过好日子，二爷高兴!其实，二爷做梦都盼着你们年轻党员回村!全村二十个党员，现在留在村里的就我一个。我一个个地打电话催你们缴党费，你们忙，回不来。只要你们不说不缴，我都替你们垫着!你们会回来的。村里离不了党员。土改那年，要不是党员带头牵走了地主二阎王家的牲口，谁敢分他的浮财?大包干那年，要不是党员认下自己的责任田，谁敢分大队的地?真遇到大事，村里离不了党员!”
安顿好二爷，我和二丫走回我们的住处——一个集装箱改成的小铁屋。一路上，俺俩谁也没说话。一进门，我就把自己撂倒在床上。床板“嘎吱”叫了一声迎接我。这床是我从旧货摊上淘来的，特别通人性，只要床上一有动静，它就叫。
“我明天上午到工地跟老板把工辞了。我得跟二爷回家!”刚睡下，我就对二丫说。
“为啥呀?”
“村里不能没人管事，村里不能没有党员。我是支书!”不知咋的，这几句话我是吼出来的。
“嘎吱!”二丫转过身，给了我个后脊梁。我知道，她这是不同意我回去。看来今晚不可能跟她亲热了，我踏实地睡了。
可后半夜，“嘎吱”一声，她转过了身，面对着我了。我一激动，床“嘎吱嘎吱”唱了起来……
早上我睁开眼，发现二丫已经在整理行李了。“你同意跟我回村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我嫁了个党员、支书哩?”她瞪了我一眼，又埋头整行李：“再说了，我还是个预备党员呢，不回村里给大伙做点事，咋转正式党员哩?”
她一抬头，冲着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