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扬一抑两尚书
明朝崇祯年间(1628-1644)，代州出过两位兵部尚书：张凤翼和孙传庭。但这两位尚书，除最终俱“无救于明”外，从明史记载的事迹和功业来看，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先说孙传庭。明史本传说“传庭死而明亡矣”“传庭死，关内无坚城(国之干城)矣。”还说“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三次结论式的断语，是对孙传庭的最高褒奖。
明史还充分肯定孙传庭的忠于明王朝，视死如归，以至满门忠烈的行为：妻子本可以逃走，而坚决不走，率三妾二婢跳井殉国。孙的明史本传也较真实地记载了孙传庭治军有方，以少胜多，长于军事谋略，计擒高迎祥，计斩拓养坤，几次把李自成打得溃不成军，或“尾(追)自成几获”，或“自成仅以十八骑突围”逃命等等，战绩卓著。连《明史·庄烈帝》都三四次提到孙传庭,说“巡抚陕西都御史孙传庭击擒贼首高迎祥于盩厔(今周至县)，送京师伏诛”。乾隆41年(1776)，清廷又给孙传庭谥为“忠靖”。据“谥说”：“危身奉上曰忠”;靖，安也，安邦定国之谓。孙传庭死后因尸首未找到，崇祯以为他“逃匿”而不予褒荫。显然，这是对忠臣最大的不信任和人格污辱。但这缺憾被清廷补上了。孙传庭死后，有明末清初许多名人写诗歌颂他;还有清代一位“钦差督理北直、山东、山西等处钱粮，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周某，为他写了六千多字的墓志铭，记其事迹，颂其忠勇。其生前著作也流传于世，至今我看到的《雁门碑钞》《雁门诗钞》《代州志》等书都载有他的诗文。专门收集他的奏折、他被冤狱时的申诉《鉴劳录》也传于世。他的遗像多处可见，记得我小时候还看到过他的画像挂在我一个叔父的家中，我父亲还给我讲述过孙传庭的不少带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
孙传庭是明朝的殉葬品。他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他的悲剧是既壮烈到令人扼腕痛惜，又让人感到遗恨无穷。他博得了后代诗人的无限崇敬和同情。诸如：“劳臣一剑系沧桑，角鼓悲风绕战场”;“国家之乱谁为基，英雄数尽际艰危”;“忠魂义魄塞天地，国破岂尽在苍穹”;“想见横刀冲阵日，干霄应透月光寒”;“临风慷慨怀前烈，抚剑长歌亦怆然”;“天教碧血壮山河，差胜马革裹千里。妻女就义尽从容，刑(型)于闺阁皆君子。”“兼旬绝糗粮，霖雨败旌旄。碧化忠臣血，燐飞大野膏”。“乾坤泣血孤臣泪，日月精悬烈女心(后句颂其妻)”。也有斥责崇祯帝昏庸而致孙命运坎坷、功业不就的：“宽典幸能留道济(檀道济，南朝宋大将，功高名垂，朝廷疑畏，被斩)，中兴早已误汾阳(以郭子仪喻传庭用迟了)”。“请缨再造中原易，孤注谁知信王难”。“庙堂无胜算，疆场有孤忠”，“出关早信非长策(崇祯在募兵不足、训练不够、粮草欠缺时三令五申催孙仓促出战)，争奈中朝出战何”;“大河南岸野云横，惨淡幽魂不受旌”。也有斥责缺德少才、器量极小、专事害人的佞臣如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沙黄日冷复层阴，赢得河山付陆沉。竖子从来挠国是，先生何事傲天心!”“权奸肆嫉柄国钧，一疏排陷垒孤臣”;“狴犴(监狱)凄凉真贼幸”，“未去朝奸枉自劳”;“而今庙貌汤明似，顽铁还应铸武陵(杨嗣昌)”。也有斥责当时其他将领的：“材官铁骑看如云，不降即走(逃)徒纷纷”。此类诗作颇多，都是直接写孙传庭的。看到这些诗，还不禁使人感慨系之，联想到古人的同类诗：“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鲍照);“由来从军行，赏存不赏亡”(唐乔知之);“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王昌龄)。“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选，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李白)。“从来梁上称小丑(可喻杨嗣昌)，自古肝胆重如山”(范仲淹)。至于孙传庭的墓地，十年“文革”前还有石人石像，为人们瞻仰。
我说这么多孙传庭的“生不够荣而死足够哀”的例证，只是为了与同是崇祯时兵部尚书的张凤翼作比较：判然有别，何啻千里!
张凤翼，崇祯时曾两度任兵部尚书，长达五年;而孙传庭任兵部尚书还不到五个月。张还“进太子少保，世荫锦衣佥事”。《明史》有传，但评价不高，而且用春秋笔法，引枢辅(相当说宰相)孙承宗(1563-1638)的话，说张“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明史本传对张之正面业绩一两句带过，而在字里行间多呈贬意。他有著作，但被清代列为禁书，世上少有流传，连上述我说的好几本代县人编的历代碑钞、诗钞及正规的州志中都找不到他的只字片语。代县人只知道孙传庭名声赫赫，而张凤翼则声销迹匿。连个墓志铭文我也没见到。
功过而今论是非
先看张凤翼的生平事迹。因只有《明史》史料可据，而《明史》又是清朝之张廷玉等主纂的，不可全信，故本文对史传内容随时加以评论。
张凤翼(?-1636)，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广宁兵备副使，忧归。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初，起右参政，饬遵化兵备。三年(1623)五月，辽东巡抚阎鸣泰被罢免，提拔张凤翼以右佥都御史代任。自从前任巡抚王化贞放弃广宁后，关外八城皆空，“枢辅孙承宗锐意修复，而版筑未兴。凤翼闻命，疑承宗欲还朝，以辽事委之己，甚惧，即疏请专守关门。其座主叶向高、乡人韩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关，以八月出阅前屯、宁远诸城，上疏极颂承宗经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载疮痍，非一时可起之疾。今日议剿不能，言战不得，计惟固守。当以山海为根基，宁远为门户，广宁为哨探。’其意专主守关，与承宗异议。”
“时赵率教驻前屯，垦田、练卒有成效。及袁崇焕、满桂守宁远，关外规模略定。忽有传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汹汹思窜，凤翼心动，亟遣妻子西归。承宗曰：‘我不出关，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东行。凤翼语人曰：‘枢辅欲以宁前荒塞居我，是杀我也。国家即弃辽左，犹不失全盛，如大宁、河套，弃之何害?今举世不欲复辽，彼一人独欲复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诋马世龙贪淫及三大将建阃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悦，举其言入告。适凤翼遭内艰，遂解去。承宗复上疏为世龙等辩，因诋凤翼‘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廷议以既去不复问。”
值得注意的是，张的本传全文是以孙这四句评语为纲的，一切记述似乎都在论证这个全部否定的论断。这几段记载，极尽曲笔之贬损。张凤翼主张放弃关外八个小城，上疏请专守关内，这是事实。主张对与否，只是战略不同。持与他同样战略的，当时不乏其人，如孙承宗出关巡视宁远时，召集会议，多数将领都主张退守山海关。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如熊廷弼认为“辽人必不可用，”而孙承宗上疏“用辽人守辽土”，而熊、孙二人都是忠心为国谋的。况且，事实证明，放弃关外筑城、专守山海关在当时是正确的。一是财政不允许。天启初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银子，减去拖欠不缴的，实际收入有200多万两。而财政支出达500多万两。天启六年，辽饷增至771万，天启七年，辽饷亏空164.7万两。孙承宗关外多处修城设卫，需兵30万，须支银两千万两。仅山海关十万军队年耗银也需400万两。孙之多点设防战略，根本没有财力基础，所以兵部、工部都不同意。二是在东北大片领土已为后金(后改为清)占有的情况下，修几个关外孤城无济于国防。崇祯四年(1631)，孙承宗巡抚松山、锦州，修复前任兵部尚书高第全部撤离的宁(远)锦(州)防线，修城未就，清军来攻，曾用炮击伤努尔哈赤的大将祖大寿投降，大凌河城被毁。朝臣共责孙承宗修复旧城导致丧师辱国，孙不得不称病辞职。此前此后，清兵数次入关，多次绕开孙花费甚巨修成的关外防线，而偏偏绕不过山海关，证明熊廷弼、王在晋(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而本传在“疏请专守关门”前，加上“凤翼闻命，疑承宗欲还朝，以辽事委之己，甚惧”的话，把他提出以守山海关为主的战略说成是出于私心、怕自己出事;后边又在记孙承宗主动出关后说：“凤翼语人曰‘枢辅欲以宁前荒塞居我(让我守)，是杀我也……’”又写他急忙把妻子送回老家，印证了孙对他的评价“才鄙而怯”，“巧于避患”。其实，凤翼的“惧”只是心理，谁晓得?他对人说的话是对谁说的?谁听到了?且不像一个“从一品”大臣说的话。至于送家人走，不也可以解释为“决一死战”吗?怎么偏偏用来证明其“才鄙而怯”呢?
“六年秋，起故官，巡抚保定。七年冬，蓟辽总督刘策，进凤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祯元年二月，御史宁光先劾凤翼前抚保定，建魏忠贤生祠。凤翼引罪乞罢，不许。未几，谢病去。诸建祠者俱入逆案，凤翼以边臣故获宥。”
这段论述中，说凤翼为魏忠贤建过祠堂，这当然不对。但熹宗那么信任魏忠贤，魏又专权迫害朝臣，以致欲生存为官，几乎不得不尔，当时为魏建生祠的多了去了，连正直不阿的袁崇焕大忠臣也为魏忠贤建过生祠。凤翼在有人弹劾时，“引罪乞罢，谢病去”，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并未发现他同魏一起做过大坏事。明史作者特意记这件事，也是意在贬损。凤翼以守卫边疆有功得到宽恕，这也合乎情理。
“三年起故官，代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既复遵、永四城，叙功，进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佥事。凤翼以西协单弱，条奏增良将、宿重兵、备火器、预军储、远哨探数事，从之。已，复谢病去。久之，召为兵部尚书。”
“明年二月，召对平台，与吏部尚书李长庚同奉‘为国任事，洁己率属’(这正好与“工于趋利”相反)之谕。寻以宣、大兵寡，上言：‘国初额军，宣府十五万一千，今止六万七千。大同十三万五千，今止七万五千。乞两镇各增募万人，分营训练。且月饷止给五钱，安能致赳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饷。’帝并从之。给事中周纯修、御史葛征奇等以兵事日棘，劾凤翼溺职。凤翼连疏乞休，皆不许。”(评：明朝此时，主弱臣强，将帅尾大不掉，政治斗争复杂，而谏官言路颇开，所以一打败仗，就有人弹劾掌军事者。张凤翼从来不辩解，只是数次“连疏乞休”“谢病去”“引罪乞罢”。)
“七年，以恢复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大清西征插汉(明代蒙古族部落名)，师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机，下兵部论罪。部议巡抚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职赎杖，总督张宗横闲住。帝以为轻，责凤翼对状。于是总督、巡抚及三镇总兵睦自强、曹文诏、张全昌俱遣戍，监视中官刘允中、刘文中、王坤亦充净军(“净身”后为太监，明魏忠贤时设四万人的“净军”)。时讨贼总督陈奇瑜以招抚偾事(坏事)，给事中顾国宝劾凤翼举用非人，帝亦不问。奇瑜既罢，即命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中原群盗。言官以承畴势难兼顾，请别遣一人为总督，凤翼不能决，既而承畴竟无功。及贼(李自成军)将南犯，请以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凤阳，防护皇陵。温体仁不听，凤翼亦不能再请。八年正月，贼果毁凤阳皇陵。言官交章劾凤翼，凤翼亦自危，引罪乞罢。帝不许，令戴罪视事。”
“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评：张凤翼不傻，怎么会说这种话。要么是讽刺这个南人(桐城人)，要么是纯粹为给张抹黑而杜撰)。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镇凤阳。寻推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讨南北贼，而贼已蔓延不可制矣。给事中刘昌劾凤翼推总兵陈壮猷，纳其重贿。凤翼力辨，昌贬秩调外(评：这关系人格之清白，不能不辩。劾者被贬秩调外，证明所劾是子虚乌有)。”
“已而凤翼言：‘剿贼之役，原议集兵七万二千，随贼所向，以殄灭为期。督臣承畴以三万人分布豫、楚数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来朝俱溃。以二万人散布三秦千里内，势分，又孤军无援，故艾万年、曹文诏俱败。今既益以祖宽、李重镇、倪宠、牟文绶兵万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万有奇，兵力厚矣。请以贼在关内者属承畴，在关外者属象升，倘贼尽出关，则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象升合剿于秦。臣更有虑者，贼号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贼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所至樵苏后爨，动辄呼庚。贼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贼何日平。乞严敕督、理二臣，选将统军，军各一二万人，俾前茅、后劲、中权联络相贯，然后可制贼而不为贼制。今贼大势东行，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东有漕渠，彼无舟楫，岂能飞越?我兵从西北穷追，犹易为力。此防河扼险，目前要策，所当申饬者也。’帝称善，命速行之。凤翼自请督师讨贼，帝优诏不允。”
“九年二月，给事中陈昌文上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则行军机要不当中制。若今日议不许斩级(安抚)，明日又议必斩级，今日议征兵援凤，明日又议撤兵防河，心至无所适从。愿枢臣自今凡可掣督、抚之肘者，俱宽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敌所不攻，攻敌所不守。奇正错出，灭贼何难。今不惟不能灭，乃今日破军杀将，明日又陷邑残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抚，岂法之平?愿枢臣自今凡可责诸抚之成者，勿宽文法，俾加磨砺可也。’帝纳其言。”(评：意见中肯。这是给崇祯提意见，张凤翼自己做不了这个主。)
“江北之贼，自滁州、归德两败后，今趋永宁、卢氏、内乡、浙川大山中，关中贼亦由阌乡、灵宝与之合。凤翼请敕河南、郧阳、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吏扼防，毋使轶出，四川、湖广两巡抚移师近界，听援剿，而督、理二臣以大军入山蹙之，且严遏米商通贩，贼可尽殄。帝深然之，克期五月荡平，老师费财，督抚以下罪无赦。凤翼虽建此策，象升所部多骑军，不善入山，贼竟不能灭。”
“至七月，我大清兵(评：谀辞)自天寿山后入昌平，都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以陵寝震惊，劾凤翼坐视不救。凤翼惧，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以左侍郎王业浩署部事，命中官罗维宁监督通、津、临、德军务，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统兵入援。三人相掎(“犄”)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
“己巳之变，(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死，复坐大辟。凤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药，病已殆，犹治军书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严，凤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议罪夺其官。十一年七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此指兵部尚书)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其督师也，意图逭责，乃竟以畏法死。”
其实，张凤翼五年兵部尚书不是白当的，他是有功绩的。张凤翼任兵部尚书兼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时，收复了遵化、永安等四城，“叙功，进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荫锦衣佥事”。崇祯七年又“以恢复登州功，加太子少保”。谋定而后动，张凤翼在军事上是颇有谋略的。除前述他主张主要守山海关的议论为有见地外，明史本传中还记他三次条奏、上言都是正确的：一是，“凤翼以西协单弱，条奏增良将、宿重兵、备火器、预军储、远哨探数事，从之。”二是，“寻以宣、大兵寡，上言：‘……乞两镇各增募万人，分营训练。且月饷止给五钱，安能致赳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饷。’帝并从之。”三是，“已而凤翼言：‘……请以贼在关内者属承畴，在关外者属象升，倘贼尽出关，则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象升合剿于秦。臣更有虑者，……贼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所至樵苏后爨，动辄呼庚。贼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贼何日平。乞严敕督、理二臣，选将统军，军各一二万人，俾前茅、后劲、中权联络相贯，然后可制贼而不为贼制。……’帝称善，命速行之。”他曾服务于三任皇帝(万历、天启、崇祯)，特别是在后两任期间，他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兵部尚书，分析形势，了解军情，知彼知己，出谋划策，为两任皇帝所信任，说明他是有两把刷子的。在他的战略部署和遥控指挥下，五省总督陈奇瑜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围困于车厢峡，如不是陈奇瑜中诈降计，农民军将被全部歼灭。车厢峡失利后，言官弹劾他所用非人。其实，用人哪能百分之百用对、用准，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就不错了。洪承畴、陈奇瑜、卢象升等都是他手上用起来的名将悍帅。
说张凤翼“才鄙而怯”，还表现在崇祯九年(1636)七月，关宁军等按孙承宗部署守辽东，清军不能进。于是避开山海关，抄后路从山后长城喜峰口攻入昌平，逼近京师，致使都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弹劾时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坐视不救。张凤翼害怕惹怒崇祯，自请督师。崇祯帝赐他上方宝剑，指挥各路勤王兵马。《明史·张凤翼传》说张凤翼与宦官罗维宁，宣大总督梁廷栋“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梁廷栋传》亦说：“两人恇怯不敢战。”致使“宝坻、顺义、文安、永清、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
这里说张凤翼“自请督师”，说明他有勇气和担当，也说明他指挥不了各路勤王兵马。崇祯给他一把上方剑就能指挥得了?显然办不到。不仅他办不到，连袁崇焕、熊廷弼、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也办不到，连孙承宗宰辅也办不到。所以袁崇焕、洪承畴、孙承宗都有“不敢战”的时候，明史都有“不敢战”的记载。只是明史在张凤翼“不敢战”之前加了“恇怯”二字。足见褒贬之意。只有“三人相掎角”，各路勤王兵马何在?毫无胜算。但无论如何，也该尽力抵抗的，张等不战是不对的。
说张凤翼“识暗而狡”，一是说他在兵部尚书任上“举用非人”，每被言官参劾，二是说他遇事无决断。崇祯七年(1634)，五省总督陈奇瑜在车厢峡围困农民军，中李自成诈降计，放虎归山，陈被罢免后，张凤翼即命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中原群盗。言官认为洪承畴势难兼顾，请另派一人为总督，张凤翼不能决(评：“不能决”是史官的评论或武断。也许是张凤翼认为言官意见不对呢?另派一人为总督，不是孙承宗在辽东就不同意多设督而分权，以免不好指挥吗?)，“致使洪承畴左右支绌”(评：这个“致使”用得多么武断)。在张献忠将攻安徽，张凤翼请以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守凤阳，防守皇陵，首辅温体仁不听，张凤翼便不敢再说。这个温体仁是专权近十年的大奸臣，张提出很好的建议，他不听，恐怕再说也无用，甚至想见皇上当面提建议也可能被拦住。孙传庭就曾经被杨嗣昌阻隔而见不到崇祯面陈意见，气得耳朵聋了。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攻进凤阳皇陵，挖掘了朱家祖坟。面对当时又防东北后金，又剿农民军的军事乱局，朝政又大坏的情况，只责备张凤翼是不对的。
孙承宗说张凤翼“工于趋利，巧于避患”，是说下面几件事：一是他在万历时曾任广宁兵备副使，在辽西前线，结果因父亲去世，丁忧回家;三年丁忧期满，天启初任遵化兵备，离开了辽西前线;而就在天启二年(1622)，发生了广宁之战，此役明军大败，王化贞与熊廷弼退保山海关，辽西土地尽失。熊廷弼、王化贞先后被处死，其他守将或战死，或自杀，如果他还在广宁任上肯定也逃不脱，却被父亲一死救了。二是天启三年，他被孙承宗参了一本，和他同谋的人都受了处分，而他却在处分下达之前赶上母亲去世离职，又一次丁忧，逃脱被追究。等他再次丁忧期满，回朝后先官复原职，仍任保定巡抚，一年后，蓟辽总督刘策被罢官，张凤翼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蓟辽总督。上一次是阎鸣泰被罢，他代辽东巡抚，这一次又代了总督。(评：这纯属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污人清白，强加于人的。难道父母死也是可以作假、可以自己安排的?不能据此说他“巧于趋患”，只能说他“命好”。)
说张凤翼“工于趋利”，是说他在任保定巡抚时，为魏忠贤立生祠和后来又投靠害死袁崇焕的奸相温体仁的事。为魏立生祠一事，前面已有评说。至于对温体仁，大概够不上“投靠”。崇祯是个“励精图治”之主，也是个很难侍候的皇帝，在位十七年间，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都是当不了多久就获罪。难道仅仅因为“凤翼善温体仁”，就能“独居位五载”吗?“乾纲独断”又最恨“朋党”的崇祯帝就那么听温体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崇祯九年张凤翼死，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被罢官，崇祯十一年(1638)张凤翼又论前功恢复官职。恢复官职显然与温体仁无关，这说明崇祯皇帝根本没有将张凤翼列入温体仁朋党之中。这就说明张凤翼受到崇祯赏识，必有过人之处。
张凤翼多次得到崇祯的保护，这也绝非偶然。他每次办事不力，或被御史弹劾，崇祯每次都是“凤翼连疏乞休，皆不许”、“凤翼亦自危，引罪乞罢。帝不许，令戴罪视事”、“凤翼自请督师讨贼，帝优诏不允”。最后在崇祯九年清兵攻进昌平，大片国土丢失的情况下，张凤翼知道朝廷不可能放过他的失职之罪，便“日服大黄药”慢性自杀，在都城解严后一月，张凤翼去世，不久议罪夺官。崇祯十一年(1638)又论前功恢复官职。
前面讲了孙承宗的16字评价“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缺乏史实根据。从德与才两方面完全否定张凤翼，着实令人不服。但本传作者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用权威人物来为自己的曲笔服务。孙承宗是天启帝的老师，任兵部尚书、辽东督师、东阁大学士，位至宰辅，还是文坛领袖。他守辽东四年，未主动出击过，曾被魏忠贤参过一本(评：可见魏的权势，连皇帝老儿的老师、宰辅也敢参)。后因下属将领马世龙误听降将之言而派两将偷袭耀州，中了计，两将身死，孙辞官，推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孙推荐过几个人，除高第外，还有阎鸣泰(辽东巡抚)，但又认为他无能，又以张凤翼代替，结果又认为他胆小怕事，不同意孙在关外多修城的主张(高第也不同意)，又上疏坚持己见，以致孙也上疏，用16个字诋毁张凤翼。这16字评语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人格攻击。这说明孙既无知人之明，又无容人之量。有知人之明，就不要推荐高第、阎鸣泰和张凤翼;有容人之量，就不要打败仗就归罪于他三人。就明史本传说即使孙的奏疏有这种话也是不足为凭的，因为意在抹黑的张之本传中，也没有列出多少有分量的事实证明这16字。本传作者只是“假威虎蒙皮”，利用一下孙承宗而已。
褒贬之间看史笔
我们回头来讨论《明史·张凤翼传》的结论。“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其督师也，意图逭(逃避)责，乃竟以畏法死。”
如前所述，张凤翼是有功的，也是有才能的。但明史这个结论没有一句正面肯定他的话。只说他抱奸臣温体仁的大腿，当兵部尚书也只是推卸责任，当和尚不撞钟，“竟以畏法死”，是说他有罪而害怕国法严惩，故被吓死。这个结论是很不公平的。
对孙传庭和张凤翼一扬一抑，一褒一贬，根本原因就是那句老话：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粗略比较一下：
其一，孙传庭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是为清兵入关、入主中原扫清障碍的，客观上对清廷有利，他又是满门忠烈，是忠君的典范，以“忠于明”为“忠于清”立范，所以充分肯定他、褒奖他。
张凤翼是在山海关一带抗清的军事统帅，而且担任了五年多兵部尚书，他打败过清兵几次，是清兵入关、入主中原的障碍和杀手。他也不比既镇压过民军，又抵抗过清军而最终在清军入关前就投降于清，做了横扫中原开路人的洪承畴。洪被多次封赏，做了大官，而张凤翼则被刻意贬损，这同样是符合清廷利益的。
其二、孙传庭出身于四代举人之家，有贵族气;故能对上对同僚刚烈正直，也能以身报国，慷慨赴死;
张凤翼祖上贫贱，其迁代始祖是从北京西北的延庆逃荒到代州落籍的，他是迁代第九世，到父祖辈仍然贫贱，所以有穷贱气。加上个人性格，虽身居高官，不敢有一点“抗上”表现，故多明哲保身，胆小怕事，如给魏忠贤建生祠，不敢违抗温体仁;一有弹劾，即自责谢罪。明史借孙承宗之口给他“才鄙(鄙有自轻自贱意)而怯”等四句评语，这种贬损虽然似是而非，但有一定的出身依据。但这种贬损是过分的，是不符合本人大的功过是非的。
其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孙传庭没有明显反清的言论和诗文，而张凤翼诗文中有不少不敬满清祖宗甚或将之贬斥为“奴酋”的文字。他有诗歌集《勾注山房集》20卷和《枢政录》10卷，其中有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等侮辱性的语言文字。清乾隆帝大兴文字狱，仅有名的文字狱就有130多起。其捕风捉影，荒唐至极，其株连之广，处理之酷，超过乃祖乃父。如孙嘉淦伪奏稿案(伪托乾隆时名臣、兵部尚书孙家淦写直谏的奏稿)，仅四川一省就逮捕嫌疑犯280多人，连山东巡抚、委婉劝阻的御史，都被革职、服苦役。后连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等直至军机大臣也被文字狱牵连问罪。再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胡是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和广西学政，只因有人告密，说他诗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胡就被斩首。其他诸如因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谐音“胡儿”)搁半边”的句子而论斩的，连已死者还要“戮尸”。这种案子甚多。张凤翼诗中居然有这种“大逆”之句，如果在清乾隆时他还在世，恐怕少不了判死罪。所以，乾隆朝张廷玉撰写的《明史》贬损张凤翼，自不待言。张凤翼的书也被列入禁毁书目。《明史》中充斥“我大清军”(张本传中就有)“我皇太祖”等谀辞，因此被后人称为“包衣(御用)奴才”。
张凤翼之被贬损和他的诗文之被禁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张不应被明史那样评价，张诗也不应该消泯。他的诗文是高水平的。
张凤翼的文章质朴而简练，古雅而高洁。文采斐然，气度恢弘。曾任雁门兵备道的李茂春是万历庚辰进士，评价张的文辞“宏富近六朝,骨力参东西京,至于陶洗铅华,自生姿态,则又在昌黎、眉山之间”。认为其赋具“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之迹，得“控制天地、总揽人物”之能。
后人认为张诗“其芒可纫，其美可袭，其音节可比金石。”他写诗非常讲究音韵的谐调匀称，注重形式与内容的优美结合，追求意象的融和、情景的交汇等境界。比如：“岂为五斗米，折腰小儿俦”，“富贵云已矣，贫贱何须羞”，表现了他追求节义、卓然独立的情怀。
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是很出色的。“胡儿垂帐煮黄羊,战士开弓射白狼。见说封侯金印贵,不知汗马铁衣寒。”表现出一种恢弘博大、豪迈英武的胸臆和气概。(当然，这里用“胡儿”，又犯大忌了。)
“角弓猎较下阴山,羽檄征兵出雁关。报道六花多胜算,长缨缚得左贤还。”表现了慷慨任事、劲健爽朗的壮志豪情。
“仗剑赴戎行,关山度白狼。举头见明月,依稀如故乡。琼楼十二所,一一流清光。照我长征铠,窥他独寐房。相思复相望,真成参与商。风光苦无定,破镜独彷徨。”浸透着边塞诗的苍凉沉郁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其他如“九阙朔风催金柝,万里寒沙卷铁衣”，场面壮阔而气势宏大;“乱蓬被广陌,衰草凝秋霜。日落狐狸啸,暮水明道旁”，则显现出战后沙场的满目凄凉。“出塞将军挥短剑，入关壮士绾长缨。一时已扫搀枪(凶渠、凶首)灭，千载还教河鼓明。”“自古英雄赴国难，百战黄沙身不惮。”表现出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高尚精神。
“诗言志，歌咏言”。能写出如此诗文者，会是孙承宗说的那种“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的人吗?反过来，如孙所说的那种德才皆缺之人能写出张凤翼这样的诗文吗?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吁：不畏强权，刚直不阿，九死未悔，坚持直书的传统史学精神，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