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1》，“梼杌”，四凶2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3。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4，道以通之，法以检之5。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
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6。
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7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就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8，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9，吾故曰“史以事词胜”。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传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沮10，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或从伪赴而书11，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12，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晞迁固13，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14，则善矣。
1梼杌：古代“四凶”之一。
2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
3因史修经：依托史书编纂经书。
4事以实之，词以章之：事情要真实，言辞要条理。
5道以通之，法以检之：道理要通达，法则要检束。
6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文体不能递相沿袭，而作用实在是相互凭证。
7赴告策书：赴告，春秋时各国以崩毙或祸福相告，前者为赴，后者为告。策书，古代常用以记录史实的简策。
8本周礼以为凡：依据《周礼》为大旨。
9褒贬论赞之外无几：褒贬论赞之外没有什么隐微深曲的意思。
10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沮：称誉赞美不知道依据什么准则，惩恶劝善也不知道到哪里为止。
11经或从伪赴而书：经书或遵从假赴而书。
12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史书依据经书而正，经书依据史书而显。
13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晞迁固：一个规，一个矩，一个准，一个绳，足以能够用来制造万种器具。后来的人一定效法司马迁、班固如实记录就可以了。
14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这些人，傲慢的样子，写的文章冗长而且错误很多。
苏洵这篇文章是讲关于史书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苏洵研读上古文章，而且很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文章，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一些独到见解，不过这些见解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看的一些一定要有辨别的眼光，因为他的文章主要是侧重在“术”的层面，是侧重在策略的层面，而不能上升到“道”的层面，所以就不免出现论述偏颇的现象，为了谨慎起见，所以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多加注意，以仁爱之心为本，而不是过于层中在法上、术上、策上。苏洵这一篇文章全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古代之史与孔子之《春秋》“旷皆忧小人而作”。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史乃“忧小人而作”;亦即史所惩劝的对象非君子而“独小人”。这是作者的史学观。接着作者又指出，“仲尼(孔子)之志大，故其忧愈大”，由是修《春秋》一书，并引用《孟子·滕文公下》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以论其效果，从而说明孔子《春秋》同样为“忧小人而作”。这里，作者提出了史与经的两个概念。不过苏洵所说的经，并非指《易经》中的《经》，而是指《春秋经》。第二部分是说经与史的对立统一关系。作者认为，经史的对立统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三部分是推崇司马迁和班固以“实录”为史，并告诫人们切不可象王通、陆长源那样既冗长又不真实地写作。通观全篇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推崇的是《春秋》。不仅认为《春秋》是天下人言行的法则，而且是正史的工具，即所谓“制万器”的“常法”，尽管作者也指出“经非一代之实录”。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