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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风从小镇南边的河堤上吹来，卷起街道上飞扬的黄土，一路往北飘去。一排排刷着红漆的木板门在冷冷的风中关闭了，店门里那个戴着蓝色丝绸帽的老者于灰蒙蒙的夜色里用枯瘦的手锁紧小镇上的最后一块木板门，小镇始归于风声，归于流浪汉踉跄的身影，归于那些狼藉的菜叶、果核、纸屑，以及模糊的屋宇树荫、胡同巷道、空荡荡的包子铺、冷清清的茶馆、无人光顾的旅馆。
七十年代末的小镇在一片苍茫的云天下露出萧条的景象。晚间的小镇更是肃静，幽寂的街道上一个人在踟蹰，身影恍惚又迷蒙。小镇两条街，南北一条，东西一条，两条街呈丁字形，在丁字形的底端，一条宽阔的大路把丁字形改为工字形，这条大道似乎与小镇毫无牵连，似乎又与小镇息息相关。丁字街是小镇的两条主要街，是小镇的核心。这条宽阔的南北大路不参与小镇的街道贸易，但是，这条路却是把小镇带入更神秘远方的起点，它一头连接着小镇以及小镇更远的乡镇，另一头连接着周边散布着的稠密村庄以及被村庄田畴包裹的321国道，沿国道往东是县城，是深入到更远地方的一条充满迷幻色彩的道路。它从小镇的一隅出发，在小镇的最南端有一座桥，桥头上是车站，没有任何提示和标记，只有那些翘着八两秤(一斤只有八两)的小贩在那里卖些花生、瓜子和水果。赶集的人常常看见桥头上站着等车的人，地下放着那种长而扁的浅绿色提包，提包的拉链拉得紧紧的，一看便知道那是即将出远门的人在此等车。
小镇的西边，一条深邃陡峭的小河在南北路边上，河上有桥，小桥之旁，一座风雅秀逸的独院临河而居，小镇文化站便隐匿于此，被世风熏染，又被一条路一条河隔开熙攘的闹市。
从东西的街道，或者是从南北的大路上去文化站，经过小桥，小桥下的流水缓缓地流淌，小镇已然熙熙攘攘，二四六集日的当口，这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边贸小镇汇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赶集人，小镇也规整划区地有了秩序，粮食市、牲口市、鸡蛋市，布匹、鞋帽、针头线脑，一一有了固定的安置点。小镇最大的商场是供销社，供销社两层楼，楼下是化妆品、文具、日用百货，楼上是布匹、衣服、鞋帽。供销社里的营业员一律耷拉眼皮，看人时转为斜眼。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耳朵也不好使，穿得破旧的庄稼人喊她们三声五声，爱答不理的。我去供销社买本子，买一种牛皮纸面的本子，本子名叫工作日记，用来写日记，一个本子一毛二分钱，需要很大勇气才敢去买。供销社西边是新华书店，金黄色的大门装潢得富丽堂皇。我远远地望着那个书店，不敢进去，摸摸口袋里没有一毛钱，在远离书店对面的一株梧桐树下痴痴地，看那个穿着一身黄色将军服的矮个子男人坐在柜台里低头看书。那个矮个子男人放下书，站起来在柜台里走来走去，我看到他白皙的脸上跳动着两个硕大的痣，一个在额头上，一个在下颚上。后来我有了两块钱，迈进了那个一尘不染的新华书店，买了上下两册《古文观止》。新华书店靠近集市的边沿，经过新华书店，经过一个摆满五颜六色的丝线小摊，低落到地平线下的小桥出现了，小桥那边的文化站像一座古朴的世外仙阁，在镂空雕花的围墙里独享着一份天然的宁静和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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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站是每一个小镇必有的行政机构，如果镇政府是小镇的头颅，那么医院、学校、法院、银行、文化站、派出所、供销社、集贸市场等便是小镇的五脏六腑。文化站虽然不比法院银行属于实权派，也不比医院学校有益于地方人民的实际利益，比之于派出所供销社集贸市场，它的文化气息，它的娱乐项目已经使它超然出一般人的认知范围。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文思想僵化的年代，文化站无疑是一个高雅的所在，一般人瞟一眼都会觉得沾染了几分清逸。文化站是文明的伊甸园，是那个清贫年代最奢华的心灵鸡汤。
文化站于我是极具温暖气息的。彼时我于偏僻的小村勾勒着我绮丽的文学梦，读了几本《人民文学》杂志，读了《红楼梦》，读了《小说选刊》上刊登的《哦，香雪》，还读了那时风靡大陆的言情小说家琼瑶的很多作品，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传入内地。我在那个与尘世隔绝般的小村里沉醉、幻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小镇上有一个写故事的人从学校升职到文化站去了。对这个有“成就”的人充满了崇拜，拿了我的习作去拜访他。
文化站在小镇的一隅伫立，像一个深堂大院，它的门虽是敞开的，它的内里却是拒绝一般人进去的，它一丝不苟的严谨，它深宅一般的大院和大院里茂密翠竹遮掩的红柱子擎起的出厦房屋，让外面那些平头百姓远远地望着它而不敢进去。进出文化站的人都是穿着四个兜中山装的人，上面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代表着身份，更代表着文化。那个时代，有文化的人是高人一等的。文化站无形中成为一种高级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地，它的高贵，它的不同于乡村的庄重和肃穆，像一面高高在上的旗帜，被人们仰慕和敬重。
我远远地凝望着镶嵌着镂空花格小窗的围墙，想象着长长围墙里面那些举止文雅的人。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识过的天地，每一寸泥土都不同于我们这些乡野粗人踏过的泥土。我轻轻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踩过那道长长的庭院之路，眼前的翠竹摇曳，竹叶呢喃细语。竹影之后，高高的台阶上面是红漆柱子擎起的走廊，走廊深幽宁静，经走廊进入正屋，正屋三大间，宽大敞亮，东西两间相通，西间一间独立，有小门可以进去，里面摆满瓷盘做成的人像，有伟人，有名人，也有戏曲节目里的生旦。沿走廊往东是阅览室，阅览室分里外两间，里间是借阅室，外间有乒乓球台，墙上挂一幅幅装裱简单的名人书法。
文化站里有四个工作人员，站长宋轻风，书法家刘光廉，故事大王齐运喜，图书管理员小禛。宋站长宽腮黑脸，下巴一叠厚厚的肌肉，脖子粗而短。眼睛眯缝着，说话眉飞色舞，形容词很多，也很刻薄。对每一个到文化站来的人，他看一眼便会说出入木三分的话，当人面或贬低或颂扬或讥刺或赞美，他毫不客气。书法家刘光廉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人，白白的脸，很瘦，眼睛里带着款款的微笑，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刘老师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说话轻言轻语，像和煦的微风，十分和蔼可亲，行动走路也很轻，分毫不乱。齐运喜便是从小镇学校里出了名的那位老师，因为故事写得好，被调到文化站搞专业创作。齐老师白白净净，大高个子，人很瘦弱，说话声音有点沙哑，还有点尖细，我们背后喊他娘娘腔。他在《今古传奇》、《故事会》、《山海经》等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那几年常常被编辑追着写稿。图书管理员小禛是镇上通讯员李平的儿子。凡能进文化站这样清闲单位的人，大多是和镇上某人有点关系的。小禛不是正式工作人员，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不是正式工，能在某单位有一席之地，便是人上之人。小禛长得高大英俊，不爱讲话，常常露出一副害羞的模样。做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高等职业，他便带着几分不屑的神色稳稳地端坐在阅览室里。
文化站每年春节都有节目，是全民参与的盛大节目，体现了官民同乐的太平盛世景象。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拔河比赛等。学生、镇上的居民都来参加，纯粹是娱乐性质的。元宵节的灯会是不可缺少的，灯会上有猜谜语，猜中者有奖，奖一个塑料皮本子，奖一支钢笔，至少奖一支铅笔。节日的文化站是喜庆的，张灯结彩，各种各样的灯笼高高挂起来，缤纷的灯光下，小孩子窜来窜去，猜中谜语者去领奖品，那个欢喜啊，像中了大彩。
文化站和电影院在一起，它们各有大门，文化站的院子和电影院相通。电影院里放电影，也开全镇村支书大会、妇联大会等。镇政府开大会的时候，刘老师给他们写标语，写会议主题字幅。我常看见文化站正屋的桌子上摆满写好的字，一张一张墨迹不干地晾着。文化站里最忙的一个人是刘老师，他每天都在弯腰写字，写广告，写标语，写欢迎上级领导来视察、参观等。小镇显眼位置上的字体几乎都是刘老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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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文艺》是文化站自办的一份油印杂志。八十年代文学热潮下的文学社团遍布全国各个校园，文学社团下的油印刊物比比皆是。随着开放的经济大潮的到来，文学社团和油印刊物没有多久便夭折了。《水仙文艺》以它顽强的意志坚持了几期，最终也告停刊。《水仙文艺》的主编是齐运喜老师，为刊物定名字的是工商所里的一位女职员，齐老师竭尽一切力量吸收单位上的工作人员作为文学班里的骨干，以扩充力量和影响。供销社里的小秦，邮电所里的张晶，种子站里的李敏，镇中心小学里的吴校长，另外一些有点文学细胞的各村的文学爱好者。村幼儿园里的两个女教师，袁倩和秀玲，是我一生的好友。我们在文化站认识，那时候秀玲已经在县上一个叫《丰县文艺》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名叫《绿色的海洋》，是写田野的。秦庄小学的袁老师，五十多岁了，一辈子喜欢写作，在县报上发表过几折戏曲段子。袁老师二胡拉得特别好，常常带着他的二胡去开会，他就坐在那片翠竹之旁的花园上拉二胡，我们唱歌。
我们在文化站上课、开会、朗诵诗歌。齐老师用他不甚丰富的写作经验给我们讲课。宋站长喜欢发言，他的发言不叫发言，叫吹胡子瞪眼训人，我们一个个都被他训得睁不开眼。其实那时候不懂写作，也不懂文学是什么。是凭着一股热血，凭着爱，靠近文学。
文化站最隆重的一次讲课是请到了赵本夫老师。小镇中学的学生来了，镇政府的人来了，我们全体文学爱好者正襟危坐在文化站院子里，在红柱子走廊的下面，两处翠竹的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是那种简单的两个人一张的学生桌，桌子上铺一张红色的布，放一个麦克风，一杯茶水。
赵老师一进文化站就直接走上讲台，整个文化站大院里鸦雀无声，空气中流动着温润的风，阳光柔和得像一张橙红色的丝绵薄被，蔚蓝的天空纯净得一尘不染。赵老师的声音很低，很轻。那是一个用虔诚换真理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气聆听老师讲课，所有的人的眼光都汇聚到一点上。多年后我不记得赵老师讲了什么，我记得那场面，那热烈、那欢呼和那一颗颗炽热的心灵，还有那些温润的风、轻盈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
第一期《水仙文艺》是齐老师用版刻刻出的。我不记得他怎样刻制，我记得那时候学校里的试卷都是老师在版上刻的。常看见在办公室里有一个长方形的油印机，老师蹲在地下用一个刷子一样带着轱辘的推子，推来推去，然后打开，油印的试卷就印出来了。《水仙文艺》也是齐老师在学校里的油印机上印出来，印好后装订。第二期的时候，我们买了打字机。每一个学员都凑了钱。宋站长说让我在文化站打字，一是解决我的工作，二是只有我在文化站打字别人没有意见。为了号召大家筹钱，宋站长告诉我必须先拿出五十元，以示效应。当我第一个拿出五十元钱时，宋站长开始说话了：小孙这样的家庭都拿五十元了，你们拿二十三十不多吧。记得一台打字机大约三百多元钱，很快就筹齐了，买回了一个打字机。
从来没有接触过打字机的我，捏着打字机的把柄找不到字，每天都拿着字根记字根表，记得我眼花缭乱，头昏脑涨。第二期《水仙文艺》打出来，我没有记熟字根表，一个字一个字，都是我从那些倒立的字里面硬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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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真切的大事的细节悄然远去，一些朦朦胧胧的事情却浮了上来。秀玲、袁倩和我的友情延续到今天，相见时依然握紧温热的手。宋站长和刘老师也已辞世，他们的音容笑貌成为我永远的怀念。文化站那面雕花镂空的小窗还在记忆里翻飞，那些红色的圆柱，越发光彩夺目。我离开那里之后很少再去，越来越远的身影掩埋在苍茫的暮色之后。世事诡秘，一个人的生活总是不按照预定的目标往前走，我生活在别处，是一种身不由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人生无奈。小镇的文化站像一朵绚丽的奇葩，开放在我生命的春天里。于懵懂中感知到世事难料，于欣欣然的欢喜中预知到爱和被爱都是人生的一种无法尝试的青涩。
那时那个小女孩的羞涩、胆怯和纯真以及她的才华吸引了某些人的侧目。书法家刘老师暗暗透露出信息，他的小儿子年满十八，已去参军，正是青春年华，英俊威武。我每去文化站刘老师便会把特别的关照送给特别的我。周围的人都看出来，唯独我不知道。有一天刘老师的夫人来文化站，她犀利的眼神扫过我全身，我接触到从未有的一种火辣辣的注视。我似乎预感到有什么要发生。那老太太审视的眼光不同寻常，她的微微表露出来的清傲，她的瘦弱但端庄的仪容，她不露声色的察言观色使我畏怯。她毫无亲切之意，也毫无温爱之心。我感觉到她冷冰冰的眼光里的冷漠。那天所有的人都留下看电影，我独自离开。我隐隐觉得那天那个眼睛锋利的老太太来文化站与我有关。我要躲开她，无论她怀着怎样的意图而来。我天性中敏感的那根神经已经感知到危险，我绝不会去触摸那根神秘的导火索。
不久，刘老师见到我不那么笑容可掬了。我心里有一点失落，有一点轻松，有一点愧疚。我深知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无意中伤了一个老人的心。
不久，又一桩事发生。电影院里黄经理暗暗托人把他刚刚毕业的儿子介绍给我认识。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儿子也参加，他不听课，低着头看桌子，一直低着头，一直看桌子。我们的课讲完，他才敢抬起头，黑黑的眼睛惊惶地看着我们这些正襟危坐的文学爱好者。他是个局外人，混在我们中间，有点滥竽充数的无助感，像只害怕的小鹿。记得他的脸很黑，牙齿显得很白。听完课，他邀请我去看电影，把电影票塞给我就跑了。我捏着电影票有点莫名其妙，觉着可笑，也觉着好玩。我告诉秀玲和袁倩，秀玲说不去，袁倩说去。我把电影票塞给袁倩说：要去你去。袁倩果真接过电影票。她没有去，把电影票送给了她学校里一位男同事。
没有去看电影，那小男孩不甘心，他还去听课，还送电影票。后来写信。再后来他父亲找到站长。
那段时间，我去文化站的次数少了。我似乎无法逃避开那道灼热的眼神，我不敢在文化站久坐，写故事的齐老师女人味的声音绵绵升起，他独自和我在一起时含笑不语，忍不住时会讽刺带着打击地攻击我，似乎我很趋炎附势。图书管理员小禛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仿佛我是攀附高枝的喜鹊。
我几乎不去文化站了，那个黑黑的小男孩一直站在文化站的大门边，他等我，手里拿着电影票，一脸迷惘。他的执迷不悟使我觉得不可理喻。文化站这个让我向往的神秘地方在我心里有了几分俗艳的冷遇。我似乎看清了一些事情，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似乎什么都没有看清，什么都没有明白。那个黑黑的小男孩的幼稚行为和他幼稚的生命经历与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不会对他有半点非分之想的。后来我却记住了他，记住了他，是因为他朴素的执著和他那黑黑脸上一排整齐的白牙的确是我见过的最单纯的男孩子。
我离开文化站后不再去了。
二十多年后我经过那个小镇，特意去文化站旧址看看，那里已变成了建造豪华的苏果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