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先生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贫穷的渔民家中。虽然是南方人，但对他一生来说最为重要的经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区的岁月。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在太行山十二年的战斗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阅历，使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和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到太行山之前的岁月，是阮章竞认识社会形成自己人生观的时期。贫苦的家庭和学徒生活使他在懵懵懂懂之中产生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求、对艺术的热爱，使他自觉地汲取更为广阔的世界的思想文化。而在上世纪初期，广东，特别是中山，即当时的香山，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地带。这里不仅走出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而且还有大批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一些在上海等地活动的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文化人也对少年时期的阮章竞产生了影响。这一切使他决心要离开家乡，到上海去寻找新的生活。上海三年，阮章竞看到了更丰富的社会，开阔了视野，特别是接触到了冼星海、桂涛声等人，参加了左联领导的救亡运动，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决心离开国统区，参加八路军，投身到抗日最前线血与火的战斗之中。1937年底，他辗转来到山西。这时的山西，正是抗日运动的焦点。红军接受改编，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共产党八路军与国民党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初步形成。牺盟会、战动总会等抗日组织先后组建。全国各地，包括热血青年、海外华侨等爱国人士大批涌入山西，参与抗战。其中就有许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李公朴、冼星海、聂耳、丁玲、桂涛声等。山西成为聚集抗日义士、抵抗外族侵略的中心。年轻的阮章竞来到这个充满了激情、牺牲、斗志的地方，自然与这样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成为投身抗战第一线的战士。组织上曾经安排他到延安学习，但他认为只有在太行山上才能亲身参与抗战，面对面地与侵略者搏杀，放弃了在别人看来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阮章竞虽然一直从事的是文艺宣传工作，但经常要面对血雨腥风般的生死考验。寒冷的冬天没有棉衣穿;在敌人的炮火中急行军;在出发之前仍然想再写几笔，以完成预定的创作计划;被敌人围困，生死一线之间;背部和臀部严重受伤;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九死一生，突出重围……。在这艰难困苦但洋溢着战斗激情的严酷环境中，他与战友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他们以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战斗在太行山上，发出中华民族不屈的吼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不仅使一个民族重生，也使像阮章竞这样的有志青年新生。在太行山上，以及山西地区的抗日前线，桂涛声创作了激奋人心的《在太行山上》;田汉、聂耳创作了伟大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冼星海创作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马烽、西戎创作了著名的《吕梁英雄传》等等。而阮章竞，这位从南国而来的青年诗人、剧作家、画家在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剧本、诗歌之后，终于写出了《赤叶河》《漳河水》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发现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首先，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新文学运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既有理论上的呼唤，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倡导，更有创作方面的努力，如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人力车夫，胡适笔下的洋车夫等。这些作品在改变中国文学以才子佳人、贵族士人为主要题材的创作方面有开山之功。但是，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分离的。他们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表达同情、悲悯，或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对照，批判自身人性的弱点。另一些作家如蒋光赤等，在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劳动者形象。但是，这些劳动者是作者的观念性表达。他们的创作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新的空间和活力。但其总的特点是仍然与这些所谓的引车卖浆者之流保持了情感、身份，乃至思想上的距离。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作家出现，才使这种创作者与作品人物的疏离现象得到了消解。这些作家描写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另一种人”的生活。他们所描写的人物就是与作家自己有同样经历、情感、生活的左邻右舍。在这时，中国文学终于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改变，劳动者以自己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观察表达对象走进文学的殿堂。这批作家除赵树理及倍受其影响的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人外，还有诸如孙犁、周立波、柳青、艾青、田间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及其之后步入文坛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同，但有大致相近的人生经历。如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在解放区工作，于四十年代或之后成名。他们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真正走入民间，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阮章竞就成名的时间来看，比以上作家稍晚，但就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正是这种创作精神的重要组成。我们回顾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包括阮章竞在内的作家在表现社会底层人物，或者说使文学真正体现出人民性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其次，从作品表现的生活来看，正是从赵树理及其之后的作家开始把劳动者的人生境遇，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精神、对未来的向往以及由此而来的努力奋斗表现得活色生香。这种表现不是外在的审视，而是具有民族文化意味的，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和生活方式，并表现了其存在、发展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的描写。它不是简单的同情批判、观念性的外在设定，而是从人物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表现他们的命运和精神世界。以《漳河水》为例，诗中的三位女性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因而也是三种不同命运的人生。但是，她们的不同境遇在一个最具变革意义的时代聚合，并发生了共同的转化。这就是，当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新的时代到来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权利、人格等同样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当然，我们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彻底地使女性从男权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新中国，以及这一新政权的建立过程是伴随着对女性解放的努力和追求的，而且在新政权建立的地方也使女性的社会地位等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改变。阮章竞等人正是亲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并且感受到了这样的变革。所以，他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情感来表现这一时代。他的情感、语言、表达是与这些女性一致的。诗人既是这个时代的歌者，也是来自这些女性切身命运的代言人。他，以及包括赵树理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使中国文学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这就是，文学终于成为时代，特别是劳动者的文学。
第三，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批作家对中国汉语言做出的巨大贡献。汉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丰富的表现力和深刻的情感意义，是人类诸多语言形态中最优美的语言。其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改变完善自己。当简洁上口的文言文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时，汉语开始向现代形态转化。在这方面，鲁迅、胡适等一代作家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努力，为现代汉语的建立、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还不是完善的现代汉语，其中仍然流露出古代汉语的影响、外来语言的影子，以及为汉语白话化而进行的刻意表达。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语言仍然是从古汉语中脱胎而来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不能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它的发展和完善必须与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结合起来。这一结合如果难以完成，其生命力就可能萎缩。而这种结合是由于出现了包括赵树理，以及阮章竞这样一大批作家才逐步完成的。他们使知识分子特点与最具活力、最生动、最富表现力的劳动者的语言融合，同时又使那些生僻的方言、粗俗的口语、不好用文字来表现的俗话等得到净化，使现代汉语逐步形成了既有一定的规范，又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语言形态，真正完成了汉语从文言向现代的转变。在这一努力中，阮章竞面临的考验可能更加艰巨。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语言。而阮章竞是南方人，他从小使用的是属于粤方言区的汉语。要能够自如地使用北方语言，比赵树理等人要困难得多。但是，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其突出、生动、流畅，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之美感。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这种对景物的描写，以及其中使用的暗喻手法在阮章竞笔下表现得非常自如。再如对女性境遇的描写：
断线风筝女儿命，
事事都由爹娘定。
媒婆张老嫂过河来，
从脚看到天灵盖。
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
闺女盘算的是人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