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父亲在离家二百多里外的义马煤矿工作。因为忙，也或因为家里太需要钱，所以父亲一年到头很少回去，即使偶尔回去一次，也是仅仅停留两三天，就又赶紧返矿，所以我小时候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父亲兄妹五个，父亲是老三，当时大伯、二伯已分家另过，妈妈在家带着年幼的我和爷爷、小叔、姑姑一起过(因为奶奶过世早，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奶奶已经不在了)。那时候，农村很贫穷，一个劳动日只合几分钱。有时候，一年到头不仅分不到粮，反而还要从父亲不多的工资里掏钱向生产队买公分，才能分到应该分的那一点粮食。
因为缺吃的，小时候的我总是面黄肌瘦。尽管家里每顿饭都是先给我捞一碗稠的，然后才是家里其他人的，但不争气的我仍然长的像豆芽一样，瘦瘦的身子顶着个大大的脑袋。虽然父亲每次回家都是黑着一张脸(在我的记忆里，从没见父亲笑过)，但因为缺吃的，我心里还是常盼望着父亲回家。
父亲回家，总是肩上挎着两个大包，一头是红薯面或者玉米面，那是父亲从自己不多的口粮里省下来的，然后去职工食堂换成面带回家补贴家用;一头是从矿食堂买的面包，矿食堂的面包总是烤的又黄又焦，使人一见就口水直流，一咬那个香甜阿，这大概是我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了。
和父亲接触较多是我上初中以后。有一年，快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写信回家说让我放假去矿上玩。因为从小和父亲接触少，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来说，对父亲是抵触的，甚至可以说是陌生，父亲让我来矿，从新里不愿意来，但为了不愿父亲生气还是来了。因为妈妈还有农活要侍弄不能送我，也或是为了省钱，所以事先给父亲去信说定日子让父亲车站接我，然后委托村里一个去县城办事的远门叔叔把我送上火车。
也许是怕我到站不知道下车，那天，父亲早早就来到车站，火车一到站，父亲就从车头跑到车尾喊着我的名字，直到看到我下车，父亲才长出了一口气，这时，我看到父亲那张黑脸上汗珠子一道一道的。
到矿上后，父亲带着我先到矿上的澡堂洗了个澡，随后又带着我在矿区转了一圈，告诉我那里是俱乐部，那里是职工食堂，并告诉我到食堂如何买菜、买饭等等。当时父亲的宿舍住在渣堆上，返回的时候要经过矿上的铁道专用线，父亲就告诉我，穿越铁路一定要左右看，如果有火车千万不能从车下钻，一定要等火车过后再通过，宁等10分，不抢1秒。
第二天一早，父亲上班了，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过铁路要小心。随后把饭票和菜票放在桌上，告诉我中午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不用等他，还给我了几块钱的零花钱。
上午，我去俱乐部阅览室看了会儿报纸，快晌午的时候来到食堂，要了一份小酥肉花了五角钱，又打了七两面条，那一顿吃得美啊，吃得我直打饱嗝。父亲下午5点多下班，我们去吃饭，父亲问我中午吃的啥饭，我告诉了父亲，父亲笑笑说好，多吃点，才能长大个子。晚饭我和父亲买的是两角钱的菜，吃饭的时候，父亲把仅有的几片肉都让我吃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在，父亲才买了两角钱的菜，平时父亲每天大都是吃的两分钱的咸菜。
过了好多年以后，从父亲嘴里才知道，那时候，父亲每个月才挣六、七十块钱，而我在矿上的将近一个月时间里，每天生活费都在一块钱以上。那一刻，我才明白，在父亲那貌似冷漠、严厉的面孔下，隐藏的同样是一颗仁爱、慈善的心。
我高中毕业那年夏天，父亲回家，对妈说，矿上要招一批子弟工，我准备给咱二哥家的武儿报上，你看行不行?
我一听说矿上招工，父亲不给我报名，反而要伯伯家的武哥去，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不敢去和父亲理论，就去找妈去闹。妈说，你爸不让你去，自有不让去的理由，矿上太危险，你复习复习明年继续考试吧。不等妈把话说完，我就抢过话来说，那武哥去就不危险?就我这成绩，再复习一年也考不上。
最后，父亲扭不过，只好给我报了名。从此，我开始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那一年，我十八岁。
刚上班，我分在矿上的开拓掘进队。因为年龄小，个子低(那时只有1.6米多一点)，再加上父亲的关照，我被安排在平台上挂钩、推车，虽然是井下生产一线，但我却干的是二线的活。有时候，父亲下井，也在平台帮我推车、挂钩，并嘱托班里年龄大的师傅关照我。
尽管如此，800米深的矿井下仍然有许多不可预测的事情，有时候赶到快下班的时候，矿车在绞车坡脱轨，不处理好对班不接班，常常是上八点半洗过澡回到宿舍已经是万家灯火了。记得一次在井下一直干了十六、七个小时，回到宿舍早已是饿的是前心贴后背，双腿如灌铅了。父亲看我疲惫的模样，就喃喃地说“真不该让你来矿上阿”。
那时候，妈妈还在老家，我的生活基本上全靠父亲照顾。父亲知道我爱吃面条，每天下班回到宿舍，父亲总是把菜炒好等着我回去后才下面条。
平时，父亲对我说的最多的是安全，他给我讲下井应注意的安全事项，交待井下作业那些能做那些不能做，教我如何与人相处，并告诉我，做人要诚实，工作要踏实，不论干什么都要吃得起亏，二十多年来，我照着父亲的话做人。
后来，我在开拓队干了两年后调入机电队，机电队是井下辅助单位，工作相对轻松，父亲看我平常无所事事，下班后整天和一帮狐朋狗友东游西逛，就劝我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书，不要把以前学的那点知识丢下，并拿他的好友--我的一个世交杜叔叔做榜样，说杜叔以前和他一样在井下抡大铣，后来就因为会写文章这一条被抽到机关摇笔杆子，再后来调到矿务局从事文秘工作。父亲还说，现在的社会没文化不行，没有一技之长更不行。
为了不使父亲失望，在杜叔叔的指导下，我拾起了久违的笔，先是发一些虾条一样的一句话文章，连标题都没有，后来是火柴盒，再后来小豆腐块，再后来，就在所在单位小有点名气了。
1992年，因这么一点专长，被矿机关某科室看中，让我去耍笔杆子。我给父亲一说，父亲挺高兴，认为我终于出头有望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下文，最后一打听，说被矿上某个主管领导卡住了，父亲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找关系，仍不行，后在一知情人的指点下，父亲花了快两个月的工资，备了一份厚礼，于一个寒风凛冽冬天的傍晚，敲开了某领导的门……
父亲说：“我一辈子没有低三下四求过别人，为了儿子，我认了。”
父亲是一个朴实的汉子，到矿上几十年，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和父亲交往过的人，从没有人说过父亲一个“不”字。为了我，我不知道那一刻父亲是怎样提着礼物走进权贵的家门的，想到这，我心里就不由地涌出一阵酸楚。
半月后，我顺利走进了机关大院上班。
时光如梭。转眼间，一晃几年过去了。199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很急促，“你爸不舒服，你来一下!”我放下电话，撒腿就往家跑。
回到家，见父亲在床上躺着。原来，刚才父亲在干活时突然感到身体右侧一阵麻木，怀疑是脑血管方面得病。到医院做CT，没查出啥病，从此后，父亲就让人寸步不离地跟着，有时候是妈妈，有时候是我和妹妹，这一跟，就是快10年。
期间，也多次去外地医院检查，也没查出啥病因，但父亲就是不明原因的头晕，不能站，也不能坐。2000年春，我和妹妹再次带父亲去洛阳看病，经检查确诊为颈椎病，脊髓型的。
随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由最初的每两个小时起来活动半个小时，到十几分钟，在床上躺的时间越来越长。2001年8月，到郑州做了颈椎手术。
在父亲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平生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父亲呆在一起，看着病床上父亲那花白的头发和沟壑丛生充满皱纹的脸，我真切感受到父亲老了，那个一顿饭能吃四、五个馒头，从没有被任何困难、任何问题难倒的父亲已经不在了，那一刻，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郑州回来后，父亲的病情仍没有明显好转。每天，还是需要人寸步不离地陪伴在身边。为了使父亲每天能多活动，家里花钱专门雇了一个退休的老师傅每天陪父亲散散步(尽管每次的散步时间越来越短)，业余时间，我和妹妹就轮流陪伴着父亲。
由于长时间卧床，从郑州回来后父亲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都在20个小时以上。因为不能坐，后来，父亲吃饭也是在床上躺着吃。去年初，父亲感到越来越吃不下饭，有时候一小碗饭就要吃大半个小时，最初，家人都以为是长时间卧床吃饭引起的肠胃不适，后来严重到一吃下去就吐，到医院一检查，犹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懵了，父亲怎么会得这样的病?我亲爱的纯朴的善良的一辈子没有和别人超过嘴红过脸的父亲怎会的这样的病?我抱怨瞎了眼老天的不公，可抱怨又起什么用?静下心来，面对现实，和家人和当医生的朋友商量父亲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针对父亲目前状况研究对策，经多方考虑，决定采取保守治疗。经过4个疗程的化疗和一个疗程的放疗，父亲的症状有明显好转，吃得多了，基本上也不吐了，父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春节的时候，和父亲闲聊，父亲还念叨着当年不该听妈的话，没让我多念两年书!听到这，我的眼睛湿润了，扭过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候，我耳边又不由地响起那首熟悉的歌谣……
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