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1500元)，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7000元之数。母亲把7000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3500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7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1913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18，实岁17。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9月间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二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惊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平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此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棚，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坚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
教本国地理的教授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坚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狄福的《鲁宾逊飘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奇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
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法国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我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30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我友好，请我代作。我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我们班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常常表扬他。
母亲早有信来，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我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我寒假不回家，便邀我到他家去住。但我还是婉辞。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我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我，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我就借卢表叔的二十一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我都不感兴趣。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浏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我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春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帝国想独吞中国这块肥肉，列强势必出面干涉。而各种谣传之中，尤以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为甚嚣尘上。
我这时也有点心神不定……我想，何不到卢公馆打听一下。我到卢公馆时已近黄昏，卢表叔刚刚从财政部下班回家，看见我就问：“你也听到那些谣传么?”我就问：中日有无交战之可能?卢表叔笑了笑说：“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我这时恍然大悟，袁世凯用的是“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故意使其亲信散布“不惜背城一战”的消息，使但求苟安的遗老、遗少、富商等等奔走相告，惟恐真要打仗，然后袁世凯借口“民”意如此，他只得委曲求全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全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甚大，但皆为袁平定。后来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不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科的学习，即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我在北京度过第三个冬天时，桂芳表弟奉父命来邀我去参加国内公债抽签还本的公开大会。
原来袁世凯上台以来，首先南方各省有所谓“二次革命”，曾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曾遍布西北、东南沿海、两广一带已如上述，亦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凡此诸役，花钱甚多，国库如洗，赖发公债度日。当时所发公债，种类名称不一。投资者视公债票如鸡肋，故定期抽签还本，实为劝诱投资者之唯一法门。
那一天，卢表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短短的演讲，大意是：学溥(卢表叔的大名)在职一日，必竭尽绵力，使到期应还本之公债，如期抽签还本，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望转告亲友踊跃购买。绅商多买国内公债，政府即少借外债，故购买国内公债，于国于己，两有裨益云云。
卢表叔任公债司长时，确曾如他那天所说，到期还本，从不失信。这是因为他在公债司长任期，政府所发公债不算太多。后来蒋介石上台，据估计，蒋十年内所发公债，十倍于北洋军阀历届政府所发者。公债于是成为投机者的工具。
另有一事，也给我难忘的印象。那是新年团拜，在浙江会馆。卢表叔对一长者执礼甚恭，自称晚辈。表叔并介绍我和桂芳表弟与长者见面，谓须叩头，我才知道长者即为沈钧儒。
桂芳表弟又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经理近来很巴结卢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发大量公债票。孙说，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保证所印公债合乎规格。
当时我漫然听之，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和我后来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有关系。
我于同年7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干同学及凯叔游了一次颐和园。我和凯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怂恿，他说，颐和园此次开放数日，机会难得。他已游过。我们各包一架人力车，讲定来回共付大洋两元。这是一般的成规。在游览时，我想起人家常说颐和园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进去。但我当时所喜欢的，还是长廊及其彩绘。佛香阁石级太陡了，上去太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