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虽在校只短短的一年，但是却由校方派去国外，继续求学。民前二年回国，又由校邀我担任教授，直到民国九年，教育部要我担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时为止。以后还继续任讲师。到民国十二年，工专筹备改大，实在无法再兼教书，方完全脱离关系。我和母校历史联系，可说是万分密切。这一次五十周年纪念，胡校长要我写点东西，我的幼年日记及可供参考的资料，都在二十七年南京沦陷时遗失，实在没有东西可写。只好就记忆所及，略述当年作学生时一切琐碎经验，勉强交卷。
庚子第二年年底，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由西安回来，因被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吓怕了，所以赶紧恢复戊犬旧京师大学堂，替维新面目，擦点脂粉。十一月回銮，十二月就任命张百熙作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筹备开学。我那时在苏州，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年春天海河开冻后，马上由海道赶来北平。哪里知道内部虽在筹备，外面却没有招考消息。只好在东城某旗人家，暂作猢狲王，苦守好几个月，直到十月底，方有机会打进天宫，搬住那时所叫的公主府。
当年风气闭塞，学校程度幼稚，固无可讳言。不过张百熙先生思想甚新，他又能延揽许多头脑较新的人物，参合中外成规，编定学制，虽号称大学，是希望将来成为最高学府，当时倒不是勉强凑成班底，马上就唱似是而非的大学戏。他的宗旨，先造就一班师范人材，以储师资。青年有志的官吏，亦容许他们接受新教育，预备青黄不接时代的任使。当时国学教师，都是海内知名之士，教科学的教员，亦慎重选聘，借用客卿，倒不是流氓商人混饭吃的一流人物。招选学生，以国学和东西文有根底者为取录标准，以便容易研究科学。校中所援学科，虽不太深，但却是择要急速深进。我虽在校短短一年，但后来到英国考进大学，亦受母校预备的益处不少。
马神庙的公主府，现在变动很多。当年形状，不妨一述。现在化学实验室，从前是两层过厅，为职员办事处。大礼堂和后面一层大殿的东西屋，都作教室。后面大殿，旧称公主寝宫。寝宫的中厅，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因为我们这班学生，在那时代的眼光，都是外来的邪魔恶道，必须请孔老夫子出来镇压镇压，所以只好请他老人家暂时屈尊，替公主把守寝室。塑望并在这一间厅里面，宣传“圣论广训”。寝宫的后边有两层平房，作仕学馆学生的宿舍。再后面的楼房，相传为公主梳妆楼，大约因为是公主，必须有这样的设备，一半出于想像的。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现在东院大楼房，那时候是南北两座宿舍，称为南楼北楼。师范馆学生都住在这两座楼里面。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亦略有盘杆，天桥，秋千，种种设备。南楼的南面就是大饭厅。这一类的房子都不是公主府本来面目，是后来添盖的。
五四运动系抗日运动，京师大学的时代，亦有一幕轰轰烈烈抗俄的运动。事实是这样：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变起，俄人以兵占据东三省及山海关，营口，新民，各铁路。二十八年和议成，奕、王文韶与俄使雷萨尔签订中俄东三省铁路交还条款，有很多损失权利的地方。在我们学生眼光中，自然大不满意。于是我们联合两馆同学，开会提出抗议，激昂慷慨，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学校里面自然有许多钦派的特务工作人员，赶紧去报告慈禧皇太后，说，“一班学生都要造反”。那拉氏大怒，以张百熙先生压制不力，加派一满人荣庆为会同管学大臣。风潮仍没有平息，刚好两湖总督张之洞来京，又派他来学校视察，希冀他整顿一番，能压服我们这班革命分子。那时候一部分激烈的同学，主张一致退学，不愿作奴隶学生;又有一班人，以为我们退出，更没有主持正义之人，不如利用此为根据地，更利用他们聚敛所得的民脂民膏，资送我们一部分学生出国留学。一则可以呼吸自由空气;二则亦可培养革命基础。校章中本有“毕业后选派出国造就师资”条文，同学遂据此要求，以为毕业后选派，“远水救不得近火”，不如目前即送出国，则真正大学开锣时，这班人回国已可担任教师。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静，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当年我们的政治常识，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纸只字禁书中得来，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对于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会上一班风俗习惯的好坏，都喜欢研究讨论。有几位特别能演说的同学尤喜作讲演式的谈话。每天功课完毕，南北楼常开辩论会，热闹非常。高谈阔论，博引旁征，有时候甚至于争辩到面红耳赤，大有诸葛亮在隆中，抵掌谈天下事的风度。果然，“蛟龙终非池中物”，后来所谓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以及云南起义，广东护宪，都有我们同学参加，且都是重要角色。极右倾和极左倾人物，无所不有。至于在司法界，教育界，财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树者，亦有多人。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谈，不过他们各有主义，各有政见，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辈人，却也值得称道。蔡孑民先生长北大时，人材称盛。学者之外，有提倡小脚的辜鸿铭，有专谈性学的张竞生，就是讲社会革命的人物，亦无不兼收并容。京师大学堂人材，却亦五花八门，无所不具。北大称为伟大，大约就在这一点。
满清政治虽然腐败，但对于初期的大学生，却也十分优待。我们不但不缴学费，并且由校供应伙食。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冬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鸡鸭鱼肉都有。有所谓堂提调者，就是现在舍监或庶务科长这类职员，跟我们在一处吃饭。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某样菜偷工减料，堂提调大怒，叫来厨子，罚他长跪在饭厅阶前，后来反是学生替他求情，方才饶恕。我们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干名者，都有奖金。数目虽只数元或十数元，但我们大半都是外省来的穷学生，有这笔进款，月间零用，始有着落，有时还可以约二三同学到前门外听听平剧，吃吃小馆。衣服自然是自备，但每人冬夏各给一套操衣。着操衣时脱去长袍马褂，作军队装束，自然感觉新奇。所以那时候对于兵式体操，很感兴趣。虽然每人仍拖一条猪尾巴，不过短衣窄袖，自愿亦以为有“纠纠武夫”气概，大可自豪。每天破晓，操场上就听见“向左转”“向右看齐”各种口号。虽朔风凛冽，大部分学生倒也并不偷懒。记得有一次体操后接着就要祭拜孔老夫子，职员们都衣冠齐整，翎顶辉煌，领导我们行礼。我们本该换衣服，但大家懒于这样作，就短衣一拥进去，参与典礼。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气破肚皮，叫他的徒弟“鸣鼓而攻”我们了。又有一次集体到东城照像，约定排成队伍前往。那时候学生游行，尚不多见，这一列学生军经过东华门大街时，两旁铺户，都觉称奇，男妇老幼，一齐拥出来，观看热闹，一班顽固的满汉朝臣，亦即因此“谈虎色变”。
那时候的学生对于科学，自不敢说有精深研究。不过国学有桐城派大师吴挚甫先生主持，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吴先生不久病故，由其弟子张鹤龄先生代替。其他杨仁山，屠敬山，王舟瑶诸先生，都是当时颇颇有名的人物。职员中如于式枚，如蒋惺甫，如李家驹，如王仪通，如袁励准亦都是积学之士。编译局人材更多，严几道，林琴南，罗东，魏聪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统在网罗之列。同学中国学有根底者本来很多，再在各名教授薰陶底下，后来成名者亦有不少人。在当时更有一样好现象，无论中外教师，无论大小职员，都看待学生像子弟一样，研讨学说，质析疑难，没有一样不亲切诚恳指导。所以学生非常敬爱教职员，教职员亦非常亲爱学生。回想当年在校读书乐趣，真使我至今神往。
京师大学堂壬寅年开学时，只有仕学师范两馆。第二年方有译学馆，设在北河沿现今北大第三院。医学馆并未招生，大约成立在我出国之后。校址设在后孙公园。北大医学院是不是就是医学馆传下来的，我因离平过久，内中变迁太多，不十分清楚。师范馆后来改设分科，正式大学由是产生。仕学馆迁至李阁老胡同，即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前身。编译局亦系在我们开学的第二年成立。局址在虎坊桥。后来改为学部，就是拿这个作班底。学部长官，亦就是我们的两位管学大臣。所以现在的教育部，亦就是这一系统演变出来的。现在北大像一朵鲜花，正在灿烂开放，而这一朵花发芽时期，谁都不能不论是在四十六年前。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恳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位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