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例当休假一年。胡适先生约去北大讲学，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奶奶抱孩子，人家的”的感想。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乃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吴府请客，高朋满座，稍沾酒意，即高谈阔论。在芝大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故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蒙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嗣禹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甚优。如记忆不错，似为美金八百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费用很有限。一年有相当的积蓄。故允许考虑。
回到上海，小住数日，候船返湘省亲，觉上海生活程度很高，乃由旅馆搬住青年会。以后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告知去北大，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东京的幻想。至今回顾，引为幸事。
大概是8月中旬，由老家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的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杨振声代理教务长(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及姚从吾史学系主任，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过演，吃过饭，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教授及生活事务，皆请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於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以应，因当时煤电，俱感短缺。幸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找材料时，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温暖之气，如登天堂，非常高兴。
我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作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但亦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小考欠佳者，要来跟我作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根底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在“沙滩”)。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感觉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心平气静的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品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我在北大教书仅一年，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华、黄永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人占领下，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懂。据说日本教授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吃，下课，以买中国人的好感。迫不得已，我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注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但数月以后，学生的英文也稍有进步。因为他们很用功，求知欲大，不怕翻字典，稍加指导即可见效。可惜有的学生，买不起英文字典，又不能常去图书馆，晚上要打工，图书馆太拥挤，去晚一点，找不到座位。
北大教授们当中，确有不少名人。所处时间太短，不能全认识，不敢作点将录。聊举一二，以概其余，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老师，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告知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教授，适得其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令同事们听之，乐而忘倦。他是发现北京猿人的斐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告知听众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讲讲“北京人”的下落。
斐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的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们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赅。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斐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赶急去上课，已晚了一点。斐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闻如是。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得到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先生，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有一次我参加打麻将的桌子，忽然大叫一声“碰!”别人奇惊，“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早未看见。”约七时许，崔太太说：“饭得了，请您们用饭。”她是前东南大学教授徐养秋的女公子，中英文并茂。确是大家闺秀，家中有一老厨子，作菜的手艺很好。饭后，崔太太宣布饭菜用费，平均分配负担，价廉物美，人人欢颜。跟饭馆比较，有天之这别，再喝茶吃水果，即散会。清华、燕京同人返校，必须赶上晚班汽车。住在北京城内的人，玩了一下午，吃了一顿好饭，也要回去休息，虽然来宾的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块吃喝玩笑，这是崔书琴的外交手段。他是国际公法专家，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平津政学商各界人士，他认识得很多，联络得很好。去平津作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他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尽量帮助，使他们居之安，研究工作进行顺利。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因为夏云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大等教授，因为俞大纲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洪杨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夏志仁(济安)、志清兄弟，少年英俊，平易近人，一望而知为天才文学家。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备举。回燕大，如不去翁家吃住，他们夫妇不痛快。宿舍中老斋夫，图书馆中的老职员，一见面，皆很欢喜。总说一句，我的朋友们，使我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超初朋友请客，马上接受，以后回敬。有一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严群教授请客，福建菜，很好吃。后来传闻严家孩子说，“爸爸，给我一点猪油抹在窝窝头上吧，减少它刮我喉咙的痛苦。”我听了感觉不安，不敢接受饭局了。
同天主教神父住到春暖时，我请求搬出去，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他派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他叫工人将黑板取出去，加以打扫，又见西洋史教授杨人夫妇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经郑天挺先生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厨子，最高行政人员吃中餐的地方，让给我们使用，其中包含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我们吃得很不错。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毛子水图书馆长，共四人，一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共四味，老实说，他们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室家在别处，故讲究吃。
不幸通货膨胀甚速，月薪所入，谨能糊口半月或十天甚至一周之用。穷教书匠，既无地皮可刮，又无竹杠可敲。迫不得已，只好卖文弥补。第一篇写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先去清华、燕京两校图书馆找材料，时值严冬，坐敞蓬汽车来回，颠簸不堪，寒风刺骨。再去北大、北平图书馆及南池子欧美同学会找资料。而在各处所获，并不如所想像的好，也许不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是否在日据时代书籍有损失，或名人把书借出未还，抑或书多而未编号供学者使用，则不得其详。写一篇学术文章，费时多而稿费少，不合算。次写半学术性文章，如“中国学术世界化”。那时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森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这是我作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微旨。今后各国的文化，无法闭关自守。但所得稿费有限。崔书琴建议写时评(那时他创办“独立时论社”，专发教授们写的时论稿子到全国各报社)，他可以帮助，在平津各报发表一次，宁沪又一次，广东香港第三次。由某通讯社代为分发。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中国的病根?”我认为自私自利，是最大的病根之一。其中例证，不免有伤时贤。自由成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管左右派，随便批评，书琴说：“你的批评是对的，可是太过火。”卖出几篇文章，某通讯社不乐意再帮助发稿，只限于平津报纸，由新闻记者直接到红楼来取稿。有时文章尚未写完，请他抽烟喝茶，稍为等候。粗阅一过，拿出发表。文章是否有价值是次要问题，糊口第一，好像从前胡也频、沈从文合刊《红黑》杂志，解题云：“我们红黑是要吃饭的。”我觉得惭愧，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对于教书工作，一点不肯放松。所以写短文的时间也很有限。带回去几管自来水笔，两个瑞士手表，陆续卖出，维持比一般人高的生活水准。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今略述亲身观感，作为证明，以前是否如此，以后是否有改变，则不得而知。
适之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嗣禹及其他一二久住美国的人作陪。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他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正教授29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参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历史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明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天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文学院开会，后来汤用彤先生为主席。他不多说话，让别人说，颇有佛道家的风格。史学系开会，姚从吾先生为主席，与会者皆可自由发表意见。那时候，杨翼骧先生是学系助理，他不断说话，郑天挺先生提到李田意，南开大学老校友，希望他回国教书，姚先生常劝青年学者不要随便发表文章，总之，会议场中，有声有色，亦庄亦谐，不亚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民主作风，美国人中间有年轻的系主任，威风十足，有不可一世之雄的态度，助教不对他鞠躬唯谨，以后饭碗有关，正副教授对他不客气，也许可以使他们难升级与加薪。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作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作过学术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1948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他表示惊异，他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邓嗣禹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胡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坐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的传满校园，邓某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素、严倚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倚云等会作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觉得不安。
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教授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交通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请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先生请我去旁边坐一坐，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他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片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使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