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干了，像一只没有了目的，也没有了桨的船，也横，也竖，横也罢竖也罢地漂泊在河里。这时，哪怕一阵玲珑的小风，也可能让它掉个头，或是漂行几里。
为了那一点责任、一点回报、一点爱心、一点软弱、一点寄托什么的，你只得打起精神，日子也就继续过下去了。
好比说，遇见一只比你还让人垂怜的小狗，或一个极尽调侃、却心意绵长的电话，或炉子上的鸡炖煳了，或有人建议你开个专栏，或有朋友自远方来……于是，总而言之，容易死的人，大概也很容易活。
东西南北，风云变幻，人情世故，苦辣酸甜，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哪一时、哪一刻不在纠缠人?
想想也对，
忘记了什么时候起就不再盼望过年。甚至看着别人过年也不觉得眼馋，也不觉得眼气，更何况还有不为置办年货操劳的、隔岸观火的洒脱。
那些随风飘逝的冷飕飕的日子，和冷飕飕的日子比起来没有多大差别的各个节令，竟也在回忆中似是而非地热闹起来。
午夜里突然被迎新辞旧的爆竹惊醒，也许因为躺在暖和的被窝里，那四方的祝福，听起来也暖暖的，就有一种自己的年让别人替着过了，很上算的感觉。便跟着一阵紧、一阵缓的爆竹，不着边际地漫想起来。
要是我有时想点什么，肯定就是这个。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别的可想?
其他于我，都是逢场作戏，捣蛋而已。从小就是如此，不喜欢和别人唱同一个调子，甚至偏偏唱惹人讨厌的调子。看着别人恨我，就像发现了自己别一番的才能。
……这些漫想，不过是路边供疲倦的旅人歇脚的石头，不过歇脚而已。
我还能企盼着一两毛压岁钱，去买一颗关东糖或是十个摔炮吗?我还能拥着期待了一年的、母亲手缝的花布衣衫或花布鞋，难以成眠地等着大年初一的太阳，以便美不滋滋地穿上它们去招摇过市吗?我还能守在炉灶旁，急不可待地等着一笼豆包出笼或一锅饺子出锅吗?
…………
我不能。
母亲去世后，我连那顿年夜饭都省了。
既然我不能，我还盼望什么过年。
最致力于我们家庭年节气氛的人，是我的母亲。我在《何以解忧，唯有稀粥》一文中写过，哪怕是在“瓜菜代”的年代，母亲也会在政府配给的三两肉上，营造出年节的气氛。这也就是说，她将为政府在春节期间，特配给老百姓那几斤说是带鱼，可连现在的带鱼尾巴也顶不上的带鱼;一两斤在冷库里待了小十年的鸡蛋;以及和鸡化石差不多的鸡……站在刺骨的西北风里，排了这个队又排那个队。那些队伍的进展都很慢，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肩负此项重任的，大多是各家的老人，对那些已届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这种考验恐怕不亚于立功入党的生死考验。
记得有一年她采购年货回家，说到一位老太太排队买带鱼，让人掏了腰包的惨剧。那位老太太立时瘫坐在又黑又腥的冻带鱼的冰碴子上，天塌地陷也不会那么惊心地嚎啕着。“那可是全家人用来过年的钱哪。”母亲怔怔地说。我至今记得母亲那受了极大刺激、神情恍惚的样子，倒好像被人掏了腰包的是她。
奇怪的是，人越穷，对这份难过的年就看得越重，也许是平日难得有一个吃喝之后心里不忐忑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过年，这样的吃喝，对于大多数清贫如洗的人来说，可不就跟把家产输光荡尽的赌徒、败家子差不多?
我心疼母亲的劳苦，老是打击她置办年货的热情。“什么时候吃不行，干吗非得挤在这几天吃?就是晚两天，配给证也不会过期。”
我的建议，只是在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地从家务劳动第一线退下来后，才不得不被采纳。母亲退役后，家里的事由我大拿，那顿年夜饭，干脆连北方人的饺子也不包了，不过炒两个细菜而已。于是乎，我们家的年节就更不像年节了。
在紧一阵、缓一阵的爆竹声中，我明白了办置年货，让难得好吃好喝的家里人，尤其是孩子，过上一个热腾腾的年，可能是每一个母亲究其一生也无穷尽的乐趣，我怎么就不懂呢?!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过年就变成换上一本新年历，就简化为对年历上那些数字的猜测：那后面有什么?
以为每一个数字里面都有宝藏，或藏着我的好运：数过一个号码或翻过一个月份，生活就会大不相同、大有改观，换成一句新潮的词儿，叫做心想事成。
懂得并接受了成不成都是天命的说法，于是心就慢慢地沉下来，又明白翻一年就少一年，只剩下安安静静地等着把它翻完。
一年年地翻下来，渐渐地就不再猜测里面是否藏着好运。故事也是有的，却不一定心想事成。
只是看着人们热热闹闹地过年，还会感受一份温馨;只是见了朋友，还会忍不住凑趣，固然是为了朋友们的高兴，不也是尘缘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