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得知，我大周村一条不足一公里的街，不到一千口的人，也能分出经济层次。西头人脑子活，做生意的多，手里有钱，消费能力就强。那些卖零食小吃的，在东头卖不动，到了西头就卖得快。财不外露、低调含蓄也不中，同村人不知，外面人却知。天长日久，生意人摸出门道，爱往西头而去，对我们东头，不抱太大希望，只当成路过。也或者东头的人都认周涛超市的豆腐，不眷顾他的生意，这就是卖豆腐的喊一嗓子就跑的原因。当然他也不知道东头为何拾里猛地会出现一个女人，前一阵住在村子中间地带别人家，后来住在自家盖好的新房里，每次都要买三四块豆腐。他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他只想着游完今天的乡，回家数钱。
我组的新有，虽比我大好几岁，但喊我姑奶奶。他喂了几只羊，每天下午去张陈买豆腐渣。那一天我和村干部们在村后路边商量景观石的安放问题，新有开着电三轮路过，对我说，姑奶，你有瓶子没有?我去张陈，给你带回来一瓶最新鲜的豆浆叫你尝尝。我从包里拿出水杯，把水喝完，杯子给他。他拿上走了，我们继续说着石头的事情。几十分钟后，新有回来，车上拉着豆腐渣，从车前布袋里拿出我的玻璃水杯，已变成乳白色，端给我说，姑奶快喝吧，还热着哩。我拿过杯子，拧开杯盖，真切适宜的香气扑面而来，大口喝下，纯天然的豆香，把我感动得快要落泪。
必不可少的表演
乡村是个平摊开来的世界，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一切都是公开的。一件事，一句话，会在半天之间传遍全村，并且衍生出好几个版本，你只要走出家门，一切行动，都置于众人目光之下。
因为是以村为单位世代居住，所以有了稳定性长期性。大家都是熟人，同在一个起点和水平线上，几辈子守在一起，知根知底。大家都是爷们儿，要为自己的名声和形象负责，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的心机与争斗，都潜伏在平静谦和的表象之下，无论怎样，要维护住表面的和谐与融洽。应付的客气话说起来一套一套，听起来亲得不行。你借了人家的钱，他盼着你早日归还，但是在你来还钱的时候，他必须要说一声，噫，你拿住吧。十多年前我体验生活，雇了一辆小破面包车回村，一路跟司机说话，到了后，掏出说好的十五元钱给他，他说，你拿住吧;有时，你路过外村的小卖部买个一两块钱的小东西，掏钱时店主也会说，你拿住吧。当然你不能就此拿住，把钱装回自己口袋，而是要执意给他，对方在客气一下后，也会接下钱。这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对话方式，当地人称为“作假儿”。作假儿一番，钱该是谁的还是谁的，但这“作假儿”的程序，必不可少，有时候要升华为一种表演，大家都是演员，要卖力演好乡村世界和谐美满这场戏。
去年国庆假期我回大周，因为有车，便想磨一袋子面粉带回西安。买小麦，淘洗干净，晾干，送到镇上的磨面房，亲自看着小麦变成面粉。
我从西安回大周，箱子里装满超市买的食品糖果、生活用品，送给乡亲们;从大周走的时候，便四处踅摸搜刮，乡亲们也会主动给我，黄豆、粉条、芝麻叶、苞谷糁、豆腐片(豆腐是我自己买，让自霞给我炸好)。春天里是新拔的青菜，冬天里是刚薅的蒜苗，夏秋季节是谁家房前屋后种的辣椒和丝瓜，总要把箱子装满才行。每次还要自霞给我烙几个油馍，火车上吃，回到西安再吃两天，好像很沾便宜，觉得我起码回到大周和刚返回西安的几天里，吃的是绿色无害的食品，心里略为安宁一些。
开车了就更是豪放，回去拉满车，回来也要装满后备箱，否则就不甘心，把新村那里一户人家的柿子摘了两袋子，他家老汉说，摘吧摘吧多摘点，正愁着吃不及哩，小孩们都不爱吃。其实我也不爱吃，但是站在树下摘人家果实的这种感觉很爽，这些柿子回到西安后也是来不及吃，坏掉扔掉了不少。
剧情起于购买小麦。明臣哥因承包了村后的一片土地，所以他家里囤有小麦，我向他提出购买。于是一个大中午，他用三轮车拉来一大蛇皮袋子小麦，我问他这有一百斤吧，他说，哪有一百斤，兴有六七十斤(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这样袋子装满，正是一百斤)。我说，得先搞清有多少斤，我按行情每斤一块三给你钱。他说，噫，要啥钱哩，自己人，吃点麦，不算啥。转身走了。我选择相信了他说的六七十斤。那么价格在八十或九十元之间，我选择给他八十块钱，若给九十的话，人家会想，都九十了，还不给一整张吗?城里人就是抠。于是我翻遍各处，凑出八十块钱，来到他家门口，他爱人曹花坐在门外跟人闲聊，我把钱给曹花，她很是“作假儿”地推让了一番，但架不住我的执意要给，也听从周围人的劝说：“拿住吧拿住吧，你不拿她心里不得劲。”于是曹花在众人见证下，收下了八十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