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9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为了如愿观看泰晤士河畔的跨年烟火，我抵达了时差八小时的伦敦。从盖特威克机场坐快线到这个城市中心：维多利亚火车站，不到五十分钟。沿途是郊区光秃秃的树和藏在云后隐隐约约的阳光，简直是典型伦敦冬天萧索的样子。窗外，偶尔划过的灰白色联排别墅看着也没有什么新意，更不是《时时刻刻》中扮演伍尔夫的妮可基德曼住的那种郊区大宅，十小时的长途飞行让我困意不断，在晃动中昏昏入睡，醒来时车已经停稳。铁轨上方矗立着大型红白色字体：VICTORIA(维多利亚)，一旁的大钟显示，不过才八时许。
这里是很多人到达伦敦的第一站，对一些人来说，或许也是离开的最后一站。“首都的交通枢纽”名副其实。维多利亚站身兼伦敦地铁站和国家铁路局车站，分为东、西两面，有19个月台之多，足以想象平日里的繁忙：报道显示维多利亚站一年需承载八千万乘客，比英国的总人口还多1000多万。而英国人对此站的深厚感情大约更与其命名有关：那便是在位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
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开始了她史诗般的统治：新码头以及新铁路纷纷建造起来，英国的工厂主宰了世界贸易，英国的舰队也主宰了海洋。从此，大英帝国的版图从加拿大开始，覆盖了非洲大部分以及印度地区，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不落帝国”之名由此而生。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更是将伦敦呈现在了全世界的眼前，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人口从200多万迅速增长至660万——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这一切的辉煌成绩，或许是在年轻的维多利亚登基时很多人不曾想到的。
而我对这位遥远女王的好感则来源于一部电影的场景：《年轻的维多利亚》里，不满18岁的维多利亚哪怕是躺在病床上，也拒绝了想要让她做傀儡签字“摄政”女王的伯爵。这股劲头，很难不喜欢，从小到大也总能认识几个给自己取英文名叫维多利亚的女同学。据说全世界以“维多利亚”命名的城市、码头、纪念馆数不胜数，但要论重要性，脚下这座超过一百五十年的车站当之无愧。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时候，英国只有几条铁路，但她去世的时候，英国已经拥有一个连接各大城市的发达铁路网。
时间尚早，与我相约同行的女伴洋葱还未从慕尼黑起飞，还有的是时间边吃早餐边看看怎么去民宿。我走向了一家最近的面包店：UpperCrust(上流社会)。其实，UpperCrust最初的字面意思指的是“面包的上层部分”。故事来自遥远的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在烤面包的时候，由于技术设备比较落后，往往是面包的上层刚刚变得金黄，而面包底层与烤炉接触的部分已然被烤焦了。在那个尊卑分明的年代，有地位的富人当然享用面包上层烤得比较好的部分，而面包下层烤焦的部分则被分给仆人们食用。慢慢地，人们便习惯用“UpperCrust”来指代上流社会和贵族阶级了。不过，我没有点Upper Crust的招牌三明治，而是要了热乎乎的羊角包和黑咖啡。
在AIRBNBAPP(爱彼迎)点击“入住指南”的链接，苹果地图显示，从维多利亚站出发，一共七站，需要在国王与十字车站换乘一次;那指南仿佛一场英式绕口令：“从维多利亚站(VictoriaStation)出发，乘坐维多利亚线(Victorialine)……”真是无处不在的女王啊。开通于1968年的维多利亚线(Victorialine)，是一条由西南至东北、贯穿伦敦的地铁，另一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了维多利亚线的正式开通仪式，成为第一位搭乘伦敦地铁的英国君主。在地铁站售票大厅，有一块装饰板记录了这个历史瞬间。
头一回搭乘伦敦地铁的人，大概多数会和我一样会对沿线设计精致的壁画感到新奇。诚然，它是老旧的。但却自成一派。不像纽约地铁的又脏又臭，不像巴黎地铁的简朴又嬉皮，更不像莫斯科地铁的深入和庄严，伦敦地铁是年纪最大的：这里是诞生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的地方。维多利亚时期的1863年，最古老的地下铁在伦敦建成通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铁道，当时的车厢类似大型的煤矿运煤车，绅士修女们的肩膀以上的部分全部暴露在外。就连UNDERGROUND这个名字也源于当时的报纸头条标题。这之后，伦敦又于1907年开通中央线(CentralLine)，而维多利亚线则是50年后的第一条地铁线，也是伦敦地铁第一条真正意义上在地表下运行的线路。维多利亚线站内的长凳休息处后方有一个十分精美的瓦片图标：仔细看，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剪影。
一间自己的房间
那天早上，拖着一个大行李，需要在国王与十字街车站从维多利亚线换乘到蓝线皮卡迪利线(PiccadillyLine)。这是一条自北向西、穿越伦敦中心，可以畅行各景点的地铁线，自国王与十字街往南两站，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考文特花园、莱斯特广场、皮卡迪利广场等等，那里代表着最具文艺气息的西区以及有最多美食的中国城。不过，我得往北走，虽只有一站距离倒可不短：CaledonianRoad。
或许是冬天的缘故，地上与地下铁，恍若两个世界。如果说地下铁里是一种带着人气的沉闷，那么出站之后便是钻入了一个黑色电影中梦魇一般的雾气中。深吸一口气，才把车厢里的铁锈气甩掉，迎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寒冷，潮湿和陌生感。明明已经将近九点，却依然是灰蒙蒙的像是夜色将至的样子，湿气很大，冷空气很快逃窜进口腔，我不由得咳嗽了几声。沿途的店门都还关着，几乎见不到几个行人，如民宿主页上所说：这是一个安静的街区。要不是偶尔驶过的一两辆小轿车，我会以为自己穿越入了狄更斯《伦敦夜行记》中那个阴冷、雾气弥漫的19世纪的伦敦夜晚。
是的，狄更斯也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无论白天黑夜，他常常外出散步，一走就是好多英里，寻找创作灵感。1857年的一个夜晚，他从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区的塔维斯托克寓所一直走到位于肯特郡的住宅，借着煤气灯和月光走完了这中间30英里的路程。那篇散步文章就诞生于1860年，狄更斯详细描写了夜色中伦敦的景观和气味，从“最后一批吵闹的醉汉在酒馆关门时被撵到大街上”，写到“卖水果的小商贩大清早挤在考文特花园里一起喝咖啡”，他还记录了一些晚归的馅饼土豆商贩和几十位其他人物。这些人同他一样，也都要“在夜色中穿行”，同时“荒凉的月亮与乌云有如凌乱床铺上的邪念一样焦躁不安，伦敦的巨大阴影令人压抑在笼罩的泰晤士河上”。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已经成为世界大都市，六百万人口拥挤在这片笼罩着烟雾，时常都有危险的地狱里。但见小巷错综复杂，院落阴暗，出租房拥挤不堪，宫殿被煤烟熏黑，工厂冒着浓烟，码头上熙熙攘攘。对于狄更斯来说，伦敦自始至终意味着一切。虽然各色人物重要，但狄更斯说过伦敦本身却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伦敦区域和地段全部再现于狄更斯的小说中。一百多年以后的现在，他笔下那些挣扎的工人、算计的小商贩、不得不嫁人生子的女士都已经化为尘土，然而我却依然隔空体验到那股伦敦空气中独有的潮湿与阴冷，似乎只有这股力量才是永恒的。
行走于安静的街区，我自然没有像狄更斯的夜游那般轻松自在，而是拖着重重的行李急于寻找公寓准确的位置，行李箱轮子与水泥地面碰撞发出不小的摩擦声，让人担心是否会吵醒很多上班族周末的美梦。多年来，习惯独自旅行的我总是如此，力气最大的时候肩上能挂两个背包，拖着两个超大行李箱穿梭于机场巴士、地铁台阶之间。有时只能先搬动一个，再搬另一个。那天的情况已不算重负，大约折腾了十几分钟之后，我终于抵达了那幢维多利亚式的公寓门前。三层联排公寓，白色外墙，每栋都有个小院子，像极了那种休·格兰特主演的英国都市爱情电影里中的那种单身住宅。公寓在顶楼，提着行李箱经过三层旋转楼梯，进门之后的我累得顺势躺在了沙发上。
这是一间大约六十平方的一室一厅公寓，房间里有大量的装贴画，其中一幅是低头流泪的裸女，颇有毕加索的风格。房东薇薇安还没有在“爱彼迎”答复我，我很理解，毕竟周六早晨一定是艺术家补觉的黄金时间。主页上她是如此介绍自己的：“从事艺术装置和电影制作，狂热的旅行和音乐爱好者。”头像是一张三十出头白人女子仰天大笑，波普风格。能在伦敦有一间自己公寓的薇薇安，一定活得努力又自在吧。毕竟在伍尔夫的年代里，女子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已非常不易。
1928年，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女性主义先锋的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妇女与小说”，在此基础上，伍尔夫撰写了《一间自己的房间》，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观点：“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必须拥有两样东西，钱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伍尔夫看来，女性若想要独立与自由，则必须先享有“财富自由”和“空间自由”。她获得姑姑的遗产后甚至说：“我得知获赠遗产的那个晚上，与国会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法案大致是同一时间。选举权与钱相比，属于我的那笔钱，好像更为重要。想起那些心酸的日子，这的确意义非凡，一笔固定的收入竟可以让人的脾气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世上没有一种力量能把我这五百英镑抢去。”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还大胆假设了“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去做年轻的莎士比亚做过的那些事，下场一定会相当凄惨。“她一定会被质疑为何要写作，会在伦敦剧院门口被嘲笑，最后颠沛流离死在十字路口。”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年代，正是她让英国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是的，维多利亚并不是第一任英国女王。事实上，英国历史上一共有六位女王，她们分别是：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玛丽二世、安妮女王、维多利亚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然而吊诡的是，尽管16世纪的英国就有了令人敬畏的女性君主，女性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却岌岌可危。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被允许写作、不被允许抛头露面，但那个时代却有掌握至高权力的女王在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一种矛盾吗?
这是我的疑惑，也是一百年前的伍尔夫的拷问。“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而实际上，她无足轻重。”“不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还是17世纪回忆录中较为可信的女性，似乎并不缺乏个性和特点。但是这是虚构中的妇女，现实中，妇女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翻开诗卷，她随处可见;查阅历史，她无迹可寻。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着帝王和胜利者的生活，而事实上，只要哪个男孩的父母硬把戒指戴在她手上，她就听命于那个男孩，成了他的奴隶。”正因为此，伍尔夫才大声疾呼，她希望妇女能走出自己的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生活，和男性一样，被人看见。
虽然伍尔夫说选举权与钱相比，似乎钱更重要。但对英国来说，自维多利亚时代起的一系列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则格外有意义。1866年以来，英国至少开办了两所女子学院;1880年之后，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自己的财产;而在1929年，她们拥有了选举权(选举权下放平民始于1918年，那时仅赋予年满21岁男性，直到十年之后女性也有了同等的权利)。而从国会通过妇女选举权法案到首位女首相诞生，英国又过了几十载。而如今，英国不仅有了撒切尔夫人、特雷莎·梅、伊丽莎白·特拉斯，也有让全球哈利·波特迷膜拜的女作家J.K.罗琳，以及扮演赫敏的女演员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女性主义宣言”：在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领域中，女性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如此看来，薇薇安在客厅里装饰的那幅现代拼贴裸女图，又有了另一番意味。
十英镑上的简·奥斯汀
醒来时，洋葱已经出现在一旁收拾着行李。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只登山包包容一切，长方形的包袋就像一个聚宝盆，总能掏出一些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来。那顶灰蓝色的毛线帽还戴在头顶上，见我醒来，第一句话就是：“伦敦真冷啊。”依然是那股带着北方口音的杭州腔调。一个在慕尼黑呆了两年的人说伦敦冷，伦敦的冬天确实是冷。我们认识超过十五年了，自然是连寒暄都可以完全忽略的关系。上一回碰面还是两年前，赶在三十岁之前，我们分别做出了重大的选择：离开北京。洋葱申请上了德国的博士项目，继续做生物科研实验。而我，则从媒体奔向了彼时火热的互联网行业。
或许是长途旅行带来的肠胃不适，或许是被伦敦的冬天的潮湿阴冷打得措手不及，那个抵达的下午我一直腹部疼痛，去了几趟厕所也不管用。洋葱从她那登山包里翻出板蓝根冲剂和布洛芬，我服下，依然难受。直到临近傍晚，我们才正式出门：第一个目的地便是中国城，我和洋葱一致认为，在胃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得来碗中国粥才舒服。尽管我在二十个小时前还在中国。
此前，我去过很多地方的中国城，或是称作唐人街。伦敦的这一处自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仿古的建筑，红色的门楼，老旧的餐馆招牌，很多繁体字。若要说不一样，可能是临近跨年夜的缘故，街上挂着不少灯笼和中国结，人声鼎沸的样子与那天早上出地铁站时判若两个世界。除此之外，地面干净整洁也是我的第一印象。打开“大众点评”，几乎是齐刷刷的四星、五星好评，环视周遭餐馆门口排队的中外面孔，更有一种掉入美食天堂的奇妙感觉。
转悠一圈之后，我们在一家潮州早餐店内坐了下来。毕竟晚餐时分想吃早点的人并不多。要了一份白粥，一份皮蛋瘦肉粥，两根大油条，一些配粥的咸菜。热乎乎的白粥下肚，原先那种寒冷和疼痛仿佛驱散了许多，我也渐渐坐直了背脊，人总算没有那么虚弱了。除了白粥，这家小餐馆还售卖烧麦、虾饺、肠粉一些常见的中式点心。要是没有菜单上的英文和英镑符号，看上去与普通的潮汕小店并无异样，老板娘也是典型的广东式微笑服务，她的普通话显然不太好，尤其是在结账强调只收现金的时候。
早些年出国旅行时，必须有一张VISA 或MasterCard的信用卡，还需要去中国银行换取不少外币才安心。过去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银联卡早已可走遍天下。而更为便捷的是，中国移动支付的弯道超车让不少热门景点和餐厅都乐意贴上了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标志，伦敦的中国城也不例外。但同样按老规矩的是，在大多数中餐馆，付费依然习惯于现金支付。出发前兑换的英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在钱包里翻找，抽出一张十英镑的纸币：正面自然是伊丽莎白女王，把钞票叠在账本里时才发现，背后竟然是年轻时的简·奥斯汀。
可以说，我的女性主义萌芽就来自《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代人是伴随“女孩子要乖巧、听话、贤惠”的教育长大的，似乎这些都是一个普通女孩必须具备的特质。在简·奥斯汀笔下，她生来就与姐妹们不同：没有天真可爱，也没有温婉贤淑，她读书、聪明、理智——就像个男人一样。伊丽莎白对传统淑女形象的质疑和挑战对青春期时的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内心那个不想再扮演“乖乖女”的声音被聆听、被支持。我甚至想跨越时空告诉简·奥斯汀：遗憾的是，两百年后，社会对女孩和女性普遍的主流期待依然没有改变，伊丽莎白想要的那个男女平等的世界，仍未实现。
和很多女孩一样，《傲慢与偏见》还启蒙了我最初的爱情观。在懵懵懂懂的年纪遇到伊丽莎白是一种幸运，她对婚姻的态度仿佛在隔空教导我们这些女孩“什么是爱，什么是尊重”。当达西第一次向她求婚时，显得相当傲慢自认为这段婚姻对伊丽莎白来说是“高攀”，受到了她断然的回绝。在消除误会第二次求婚时，达西表达了自己的诚恳和对伊丽莎白追求平等价值观的尊重，两人才走到了一起。正是伊丽莎白对男权社会的抗争以及她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自由选择才使得这本小说能在全球经久不衰，尤其深受女性读者的喜爱吧。总之，端详这张纸币时，我们一面聊着《傲慢与偏见》，一面不由得感慨起来，原来一位作家，一位女性作家，还可以出现在央行发布的货币上。
我们很快对钱包里的其他纸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五英镑上是丘吉尔，二十英镑上是亚当·斯密，新钞票上则是浪漫主义画家特纳，五十英镑上是发明了蒸汽机的瓦特。如此看来，简·奥斯汀是纸币上除了女王之外唯一的女性。后来查阅资料才得知，十英镑上的简·奥斯汀背后，还有一个争取女性地位的故事。几年前，英国央行宣布要将丘吉尔的形象印上五英镑钞票，代替原来的19世纪知名女性社会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同时十英镑上则是生物学家达尔文。钞票上的性别失调引发了英国三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愿，最后央行不得不改为备选方案：简·奥斯汀。而新版十英镑发行时的2017年也恰好是她逝世200周年。
有意思的是，尽管她写了六部关于爱情的小说，简·奥斯汀却选择了终身未婚，在她所生活的年代，不得不说是一种来自女性主义的反叛。那张十英镑上头像的下方还印有一句话：I declare after all there is no enjoyment like reading.(我宣称，什么娱乐也抵不上读书的乐趣)!在《傲慢与偏见》中，一心想着讨好达西先生的宾格莱小姐学着他拿起书，却心不在焉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位读书的男士身上，后者对她的爱理不理让她蹦出了这句名言。合上那本夹着两张简·奥斯汀头像的黑色账本，我和洋葱又一头扎进了伦敦中国城扎实的夜里。
三个30岁单身女孩的跨年夜
跨年烟火要很晚才开启，我和洋葱抢到的票是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greenarea，区域不算太好，不过我们都不打算早早进场排队占位。伦敦的天气实在太冷，更何况，好好吃一顿才更配得上年底的仪式感。于是，我、洋葱，还有一个洋葱的朋友：在澳洲读着博士，刚刚结束一段七年狗血恋情，独自来伦敦散心的Elle。就这样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夜幕降临之后，踏进了全伦敦评分最高的一家麻辣香锅餐厅。
还有什么能比围着一大盆芝麻油、香料、四川辣椒炒成的午餐肉、鸡爪、鹌鹑蛋、牛蛙、毛肚更能治愈伦敦的阴冷呢?坐在我对面的澳洲博士留着樱桃小丸子一样的短发，轻盈又可爱，说起实验室里那些重复的工作：显微镜、切片……眼睛里像有了星星一样闪闪发着光。她笑起来可真好看。我暗自感慨，已经有些喜欢上这位刚见面不久的女孩了。我们边笑边碰杯，满嘴是油却又都如此自由。配上一碗白米饭，啃着香喷喷的麻辣卤鸡爪，看着窗外的华灯初上与熙熙攘攘：原来2019年12月31日的夜晚，伦敦是这样子的。
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一整个下午和傍晚，我都是一个人在西区的一家独立艺术影院度过的。我和洋葱早就商量好，虽然互为旅伴，却也享受一些独自探索伦敦的时刻。这家建于1960年的电影院原来曾是戏院，直到1991年改为了电影院，名字也很英国：ThePrince Charles Cinema(查尔斯王子影院)。该如何形容这家电影院呢?他们的黑色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我们不止放《回到未来》和《夺宝奇兵》，我们还放“韦斯·安德森”和《2001太空漫游》。在伦敦读电影专业的朋友介绍说，这家的放映片单颇有自己的好品味。
那幢老房子墙外橱窗里贴着两张海报，其实是放映的时间表。依然是黑白的设计。除了当时火热的院线大片，竟然真还有我期待已久的《爱尔兰人》，此外，恰逢新年假期，影院还安排了马丁·斯科塞斯相隔近三十年的关联前作《好家伙》。我毫不犹豫地在前台买了两张票，被告知分为“楼上”厅和“楼下”厅。踩着吱呀吱呀叫着的木板下楼，狭窄得只能侧过身，“楼下”果然别有洞天：这是一个能容纳三百人的戏厅——看起来比上海大光明戏院要小些，却似乎更陈旧和老派。电影开场前银幕还未落下，还能看到木头搭建的舞台和厚重有历史感的红色帷幕。而当灯光关闭时，坐在坚硬的木头连凳椅上，我看着大银幕上罗伯特·德尼罗颇具男性特质地展现暴力与计谋，尽情享受着这份只属于自己的、观看帮派电影的快乐。从查尔斯王子影院走出来之后，是光影四射、人潮汹涌的西区街道。毕竟，今天是跨年夜。
当我们肚子里填满了麻辣香锅之后，就兵分两路前往烟花观看区域了。Elle比我们幸运，抢到了pinkarea的站票。在烟花绽放的那些瞬间，我拉着洋葱自拍。红色格子围巾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洋葱的灰蓝针织帽把她的头包得就像是颗小洋葱头的样子，我们在光芒照射的黑暗里咧嘴笑着。而在我们身后，则刚好是一对在零点时就相互拥吻的情侣。二十几岁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跨年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非得和男朋友一起腻歪着过才行;过了三十岁，渐渐发现快乐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其实和是否有伴侣无关。女性的快乐，从来都是自己给的。
“或许下次应该在夏天来，那样就能看到伍尔夫笔下烈日阴影下的黑色轿车车轮驶过的伦敦马路。”吹着泰晤士河上冷飕飕的风，看着摩天轮上的烟火时，我这样在心里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