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说：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孟子·离娄》)以善服人与以善养人有何区别?以善服人虽“以善”，但带有强制之意，运用权威力量来强人为善;以善养人则是真心诚意地关爱民众，让天下人心悦诚服。
儒家亲亲仁民爱物，以善养人属于“仁民”的范畴。养，要通过仁政来养;仁，要通过善政、仁政即道德之政治来体现。用董仲舒的话说：“善者，王教之化也。”儒家重教化，董仲舒曰：“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儒家教化包括文化和政治两大层面，侧重点不同而又相通相辅，其内容都包含在儒家“六经”之中，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偏举其详也。
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各有所长，儒家之善、之教化应“兼得其所长”。用现代观点来说，把优秀的文学艺术、优良的文化政治传统、优异适宜的典章制度、优美高雅的音乐、掌握天地万物变化和自然规律的科学、赏善罚恶的法律刑政等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才叫“简六艺以赡养之”，这才叫“王教之化”，这才叫以善养人。
二
其实，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于“在位者”来说，一味要求以善养人是不切实际的。只要做到不以恶服人，就不错了。以善服人的做法，境界虽非最高，但也值得肯定，也能在相当程度服人。而且，在一些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利用权威力量来推行良制良法，大有必要。
令人悲哀的是，久久以来，我们的政治出了大问题，早已突破儒家道德底线。别说以善养人，以善服人亦不多见，而以恶服人早已成了“在位者”之恶习，成了政治之惯性。
拉长眼光看，自尧舜以来，我们的政治整体上是在不断倒退、越来越严重地背离儒家道统，尽管汉唐宋等有所回归，终究有限。几千年来，一切都在发展，都在与时俱进，唯独政治领域例外。在这个领域，历史绕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子啊。
从原始时代的天下为公到禹以后的天下为家，从贵族共治(相当于共和制)的家天下到秦始皇开始的一人独大的家天下，从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家天下……与时俱退的辙迹颇为明显。
三
几千年来的政治和文化，仿佛去年以来的股市。秦始皇以前，从西周到春秋到战国一直在跌，但跌幅不是太大，秦始皇时上证指数飞流直下三千尺，从6千多点跌到2千多点。汉唐宋等王朝属于几个主要上升时期，但也不过在3千点左右徘徊而已，且随之而来是一次又一次持久的调整和动荡。
宋崖山重挫之后，偶有反弹，幅度极小，时间极短。以为清朝时已至谷底了吧，很多人长吁了口气，清末入市抄底，谁知不久又来一次大跳水——“文革”才真的抵达了历史最低点。
经过两千多年持续不断的深度调整，经过“文革”浩劫的筑底，中华文化和政治迎来了新一轮空前的上涨行情，大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修复所有历史缺口，重新回归公天下的大道，本不在话下，赶超西方亦为时不远矣。
凡有志于发大财、做大事、成大名、做大人者，现在正是入市好时候。不论建政治之仓、文化之仓，只要满仓，都必将在未来百年里赚个盆满钵满：不论为政治家为文化人，都是大而又大的!
附注：本文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类比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优良的文化政治传统、优异适宜的典章制度、优美高雅的音乐、掌握天地万物变化和自然规律的科学、赏善罚恶的法律刑政等，作“现代化”简单化的理解，为便于阅读故。实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各有深蕴又互相包容，这么概括比附，失之简单肤浅。特录《礼记·经解》及章学诚、马一浮之见供参考(概括都难精确或全面)：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章学诚认为：“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章学诚《章氏遗书》)
马一浮认为：“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