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建立公开的、接受公众监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廉政建设，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国家进步，绝对是一种意义非凡的提纲挈领之举。对此问题的重要意义，恐怕没有谁会提出异议。你想啊，在某些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总理在内，各级官员都把自己的财产家底公开晾晒并接受公众监督，这肯定算作政府廉明政治进步的开明之举。就算这些国家别的方面再糟再差，但这方面咱们还真没理由不向人家学。于是早在1988年有关方面就有了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动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正式将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此后，各种舆论对此酝酿、呼吁不断。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年复一年地就此提出议案。其中仅代表韩德云就连续提过四次。
问题的进展却远不如人意，而且有关方面的做法仍停留在形式主义的思维窠臼里。比如，沿袭过去习惯做法，就官员财产申报在基层抓典型、搞试点即是一例。有资料说，最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之后有浙江省慈溪市，再之后又有四川省的高县。有关这些县、市的具体经验、做法，我这里不予评述，我只想就官员财产申报抓基层试点这一举措的不科学性、不可行性谈几点不同看法。
其一，官员财产申报，其科学的程序操作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呢?只要我们想在财产申报问题上玩真格的，只要我们想达到真实的而不是表面的工作效果，只要我们不慑于某种压力而昧着良心说假话，答案不言而喻。有些工作当然可以先在基层搞试点，然后面上铺开，可唯独这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不可以从下而上地逆行驶。这里，那句“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的老话实在是再急需不过再适用不过。只有层层的上级官员下大决心，下真决心，从国家的前途和进步着想，从社会的长治久安考虑，拿出战争年代“跟我来”的无私无畏精神，这财产申报才会一枝动十枝摇，取得老百姓满意的效果。当然，工作要讲究循序渐进，要和公开、监督机制一并推进，但无论如何咱们不能总是原地踏步啊。只要有决心，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智慧，肯定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好法子。而像目下，有关部门一开始就想在基层抓出祛病除根的药方来，不假思索地重温过去以点带面的老路子，想用基层的“点”带动上边的“面”，实在不像真想解决问题的姿态和思路。因为这事情太重大责任太沉重，基层试点拿不出解决好上级、上上级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的指导性、全局性经验，基层肩膀挑不起这个重担，担不起这个责任。
其二，常言说，官有多大，脸面有多大。人一旦位高了权大了，脸面无论如何是伤不得的，何况在财产申报问题上的丢脸面往往意味着官位不保，世人唾弃。试点单位是一个小局部小基层，在层层上级的压力之下，在众多媒体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媒体监督上级不行，监督起下级来功力强大)，发现某些人的问题并不会太难，一些人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脸面说折也就折了，既得利益说丢也就丢了。但权位高者行吗?他千方百计都会为保住颜面保住既得利益而负隅顽抗。比如，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还在位，他会像基层试点官员那样，老老实实把不该公布的财产公布出去，弄得威信扫地脸面全无?鬼才信。因为当地的媒体监督法纪监督基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无论如何他也要绞尽脑汁欺骗群众欺骗舆论，把自己装扮成没病的山梨，不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可见，在监督机制没有大改观的情况下，对基层官员申报适用的经验和措施，没什么“普世性”价值。
其三，财产申报问题，表面是官员个人的问题，其背后是官员面对的整个家庭。官位高，其家庭成员的身价、能量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些年，某些高官的配偶、子女直接或间接地借光于高官的权力，非法地或极不公平地占有了易于生财的大量资源，在生意场上以各种名目捞取大笔不义钱财，一直为社会舆论所诟病所谴责。你要推行官员公开财产，你要曝光他的问题，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他会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手法和你对抗和你周旋。于是我们疑问：会不会有些人的问题处理又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历来的官官相护、权力互救现象我们能拿出什么吹糠见米的招数来?所有这些，在基层试点单位能找到答案吗?对于试点，我看除了县级，最大就是一个西北最偏远的地区一级。笔者前不久在网上翻阅，记得试点单位有一条400科级干部认真填表申报的消息，当时便摇头长叹：乖乖，科级官员的经验，对层层上级官员尤其是高层上级官员的申报有任何指导意义吗?科级官员的家庭，孩子大都在幼儿园或是上小学吧，说不定老婆还有下岗职工的，这和利用配偶、子女名义办公司大发亿万横财的某些高官家庭有丁点可比性吗?
如果日后有一天，我们的财产申报又回到老办法上去，由上边发一个试点经验的红头文件，然后层层传达贯彻，依次由上上级，上级，中级，下级的单行道顺序督促检查，那我断定，财产申报这一改革举措其结局肯定又是太监办婚事——流于形式了。
鄙人在部队当兵时经常表演三句半的文艺节目，所以至今不乏三句半文艺细胞，这里信口诌出几句，权作小文结尾：
官员财产申报，此事无比重要，先在基层抓试点——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