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妈妈的骨灰与爸爸的骨灰葬在一起后，我决定独自飞往海南。朋友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据说离海边只有一公里多。
先生想陪我去，我说不需要，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不，我不是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和蔚蓝待在一起，和广阔待在一起，和永恒待在一起，它们三位一体就叫作“海洋”。
我期待得到大海的抱慰，也想把自己复杂的感情交付给海浪的喧哗与骚动。在想象中，大海的力与美，是治疗丧失的心灵药物。在那段几乎不用说话的日子里，大海是我唯一想与之交谈的对象。每天下午与傍晚，我都会到海边徜徉。但是，有点失望，那片海在海湾的包围之中，因此波涛与潮水已被削去了锋芒，除了有晚霞的日子，海天的色彩也略显平庸。不仅是形态和色彩，就连声音也让我失望。我原本希望听到潮水的多重奏，听到浪花拍打岩石的交响曲，我盼着让海之声充盈我的耳鼓，将我心中的忧伤席卷而去。
唉，于我而言，那片海洋达不到我所需要的精神力度啊!
我渴望面对的大海，是壮阔的、野性的、变幻无常的，是能让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孤独和脆弱的。
这不是有点奇怪?在妈妈去世之后，我需要的难道不是风和日丽，不是鸟语花香，不是感到岁月如常，甚至是岁月静好吗?
其实早有人看破人类这一心理需求。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一篇题为《关于壮阔和美丽理念之源的哲学探究》的文中说：“景致之壮阔和脆弱的感觉有关。很多景致是美丽的，例如：春天的草原、柔美的山谷、橡树和河畔小花(尤其是雏菊)，不过这些景致并不壮阔。一种景致只有让人感受到力量，一种大过人类，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力量，才能称之为壮阔。”
如果说，将来会有一门自然文化心理学的话，伯克肯定是最早的播种者。
妈妈去世后，我和弟弟妹妹正式成为“成年孤儿”——我们前面不再有上一辈人。虽然我们早已不再年轻，也都有各自丰富而坚实的生活，甚至对于妈妈的离世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仍然感觉到一些莫名的忧伤。或许，它来自我自己的死亡焦虑——连年轻记者在采访时都毫不拐弯地问我：“妈妈走后，你将如何对待自己的归途?”
正是这份莫名的忧伤，让我想独自兀立海边。但我渴望的不是找到一片可以悠然散步的Beach(海滩)，而是看到一片能镇住我的OceanView(海景)。
Beach属于人类，是人类的领地，是人类寻求娱乐和放松的地方，遮阳伞、比基尼、沙滩椅和儿童沙滩玩具，是它的符号。而OceanView才能提供一种大过人类，让人恐惧和敬畏的力量。阿兰·德波顿说，西方人为壮阔景象所吸引，正好发生在传统的上帝信仰式微之时。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景观仿佛使游人体验到一股超然之感，而这种体验是他们在城市和已开发的乡间无法获得的”。
所以，脆弱之时去寻找大自然中的壮阔景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让自己的脆弱与大自然的壮阔相撞，让自己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浩瀚对冲，或许能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因渺小而臣服，因敬畏而谦卑，因脆弱而坚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静，能够战胜脆弱的平静;一种新的永恒感，能够超越丧失的永恒感。
虽然海南那片海湾中的海，没有给我期待中的力量和慰藉，好在旅行还是让我把一些壮阔的OceanView存在了心灵图片夹中，可以随时“调用”。
那个傍晚，在爱尔兰岛的奥赫里斯角，我在悬崖边上看到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大概是养牛的，大门口柱子上有两只陶土做的奶牛，样子又憨又萌，下面的牌子上写着“OceanView”，我猜他们也提供住宿。
绕过这栋房子，便是被大西洋波涛包围的偏僻海角。时间已近傍晚，云层中的阳光也有些疲惫了，但我还是经不住诱惑，决定开始一个人的海角小徒步。
悬崖上不足一尺的小道，像神秘人留下的线团，穿过茂盛的草丛，引领我向前。视野范围之内，只有灰色的天空、翻着白色浪花的灰色大海和绿色的草场，偶尔有一些海鸟飞过。我走走停停，看阳光钻出云缝，把一束束忧伤的光洒向黄昏的草场;看海浪冲向悬崖下的礁石，就像情人张开的热烈怀抱。我独自沉醉在大自然的律动中，忘记了与朋友们约定的晚饭时间。
终于走到了海角的头上，果然还是悬崖。悬崖底下，是咆哮着的大西洋;悬崖上面，没有象征人类文明的灯塔，只有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地。我站在悬崖和草地之间，像一棵渺小的人形树。风从海上吹来，经过我，在绿色的草地上制造骚乱和欢快，我与它们秘密相会在这陌生之地。
突然意识到，好像在我们中国的海岸线上，更多的是平缓的沙滩，少见陡峭的悬崖。
这有什么不同吗?
还是有的吧。在沙滩上，你可以把脚浸泡在海水中，与海洋温柔地联结在一起，海洋是你的友伴，甚至是你的玩物。但在悬崖之上，你必须克服一种跳下去回归人类起源之处的冲动，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超越你又诱惑你的力量。悬崖上强劲的风和悬崖下的拍岸激浪，在触觉、听觉上都更有力度，当它充盈你的感官时，可能让你感到害怕，但也能同时让你更强烈地体验到当下的存在——有时候，脆弱的感觉比强大的感觉更接近真实的你。
在悬崖上临海，视觉上的立体维被拉开了，高崖之上望天涯，天涯似更遥不可及却又更激发人的想象力。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疑问：我们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少有以海洋为主题或背景的文学作品，至少在我的头脑中，没有那种海上冒险的故事。是的，我们有郑和下西洋，而且比哥伦布、麦哲伦们还早，但除了“海上生明月”的平和美丽意象，为什么没有留下让人心动不已的海洋故事呢?
海洋，广阔无边、充满动力的海洋，似乎没有进入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也许，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我们在内心深处对海洋是陌生的、恐惧的、拒斥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写下了这充满青春感、希望感的诗句，然后，死去。他是否见到过狂暴的海洋?他是否在悬崖上感受过风从海上来?他葬在哪里?有没有人曾经想过把他葬在大海边?
法国诗人夏多布里昂，1822年开始写作《墓中回忆录》，1824年选定格朗贝岛为自己的墓地，那是一座涨潮就会与陆地分开的荒岛。夏多布里昂说“海浪、风暴、孤独是我最早的导师”，而死后他只想“看着海鸥等各种海鸟飞翔，凝望远处的蓝天，掇拾贝壳，听海浪在礁石间轰鸣”。
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谒夏多布里昂的墓，但是爱尔兰岛马林角一座面向大西洋的孤坟曾经惊到了我。我不知道墓主活着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享尽了人间繁华而回归宁静，还是一辈子都讨厌喧哗与骚动，始终特立独行，连遗体都要远离红尘。但他死后，能永远享受大海上月升日落的绚烂，沉醉于波涛永无止息的乐章，只听海鸥和海风捎来的消息，他的灵魂该是多么的欢畅和自由!
望着大西洋边上的孤坟，我无法挪开脚步，一个人沉醉其间，忘了和朋友约定的时间。坐在乱石堆上，我呆呆地望着十字架和它背后波涛翻滚的大西洋、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内心真是“悲欣交集”。
让我深深沉醉的，并非仅仅一片海，而是一片壮阔的海、野性的海。在这片大海边上，这座孤坟才既显得孤单与脆弱，也显得高傲与坚强。
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疗愈悲伤的不是温柔的抱慰，而是去敞开，去带着忧伤与那些“大过自己”的东西相遇，与壮阔的事物相遇，与更具永恒感的大自然相遇，在这种相遇中因体验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而更想好好地活、充分地活、不负此生地活吧。
2014年年初，我决定开始用自由行的方式探索更广大的世界。台湾是我选择的第一站，因为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在这趟旅程中，我还想实现一个愿望，就是去台湾的安宁病房看看。
我大概是中国内地最早知道世界上有安宁缓和医疗(PalliativeCare)这回事的人：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心理辅导博士班的导师林孟平，为学员安排了一次香港访学，请香港一位安宁医院院长给我们讲解了安宁缓和医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北师大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也把安宁缓和医疗作为了一个单元，但是我还没有机会真正进入安宁病房。
当然，安宁病房不是随便可以进的，作为人生命最后的栖息之地，需要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宁。后来，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都不经意地发现过hospice(临终安养院)，我也很想到里面一探究竟，但都被礼貌地谢绝了。当然在写作此文的现在，安宁病房对我已经不再神秘，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安宁疗护的志愿者，已经走到了临终者的身边。
带领我迈过这道门槛的是台湾心理学者余德慧先生。我很早就有缘读过他的《生死学十四讲》，也知道他在台湾开设生死学课程，还知道他每周都会到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安宁团队一起工作。我很希望能拜见这位生死学者，但是当我走进他在花莲的家时，迎面而来的却是他的大幅遗像!余先生从他大大的眼镜框中凝视着我，眼神里有几分严肃，似乎也有几分好奇，好像在问：“为什么你想参观安宁病房?”
余先生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也是在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度过的。因为慈济医院有佛教背景，所以那里的安宁病房叫作心莲病房。我猜对于他的夫人顾瑜君教授来说，心莲病房是一个让她既感激又伤怀的地方，所以余先生去世后她很少再去那里。可是这一次，当她听说大陆有个朋友想参观心莲病房时，就专门提前跑去，帮助我把参观安排妥当。
进到慈济医院是下午两点，离开的时候竟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可我还是舍不得走。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居然让我愿在死神徘徊的地方流连。
来之前一直想象：这个专为癌症末期患者(现在也收其他疾病末期患者)设立的病房，会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即使不是沉重的、压抑的，也会是庄重的、肃穆的吧?所以，我一个劲儿地在邮件中问“请告诉我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生怕自己行为不当影响到临终者和他们的亲人，破坏了那种氛围。
就这么忐忑不安地走到了心莲病房——虽说“心莲”是个意象美好的名字，但人们应该都知道，这里提供的是临终照护，死神随时等候在门边吧。
门边等候的不是死神，而是一幅大大的“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宣传画，上面赫然写着：“对于生死，要听!要说!要看!”
喔，这和我们一般人的习惯太不相同了，我们总是避讳去谈论死亡，不管那是谁的死亡。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死亡放到意识之外，好像它与我们不相干，直到它突然显形，搞得我们惊慌失措，心力交瘁，甚至留下许多愧疚和遗憾。
心莲病房的走廊宽大又明亮，墙壁上挂着很多图画，专门的会客区里摆着舒适的沙发，不像医院，倒像疗养院。护理师胡熏丹笑着迎上来握住我的手。跟着她和护士长张智英，我们走进心莲病房。按照要求，我们不能打搅病人和家属，只能和医护人员做交流。
人们想到死亡，通常就会觉得恐怖和悲伤，笑声似乎不属于死亡。所以，当我在心莲病房中听到笑声，而且是孩子的笑声时，真的吓了一大跳。
那是三个孩子，妈妈带着他们来看望住在这里的亲人。他们从病房里出来后，显然并没有感到恐惧，而是说说笑笑地到了走廊上，随即走进一间专为家属准备的和式房间，关上门，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打搅地说话、游戏。
为什么大人要带孩子来这临终照护病房?难道不怕吓着孩子吗?很多时候，出于保护的动机，人们努力将孩子与死亡隔绝，不让他们来送别临终的亲人。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在心理辅导与教学中，我曾看到隔绝带来的影响：2003年SARS结束，我带领青春热线团队为某个中学进行哀伤辅导，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被SARS夺去生命。过程中有个女孩哭得特别悲伤。原来，老师的去世激起了她的“未完成事件”——外公去世前，妈妈不允许她到医院探望，从小被外公带大的她没能与外公告别，她为此感到内疚和伤心，觉得自己对不起外公。
在我的课堂作业中，也不止一个大学生告诉我这样的经历：家长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业，不让自己害怕，使得他们未能与自己的亲人告别，这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悲伤。
心莲病房中孩子的笑声，似乎在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如果接纳死亡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如果理解死亡也可以是爱的见证和延续，那么，抓住那段最宝贵的时间，亲人间互相道谢、互相道歉、互相道爱、互相道别，或许能给逝者和生者带来最大的安慰。
我想象，在心莲病房，每天和即将往生的人打交道，应该需要特别强的心理承受力。“你是怎么来这里工作的?”我问护理师胡熏丹。
我以为她会给我一个与宗教有关的回答，毕竟这所医院属于佛教，但是她却说：“我觉得在这里能给我快乐!”
熏丹告诉我，她和护士长张智英原来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她看到在心莲病房工作的张智英总是很快乐，还常常和她分享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心得，对比之下，她觉得自己每天打针发药，越变越像一个“护理匠”了。所以，她决定也到心莲来工作。她说在这里，自己是和完整的“人”打交道，而不再是仅仅和人的躯体、症状打交道，因此更能感觉到护理工作的意义。
余德慧教授生前在心莲病房志愿服务时，每周会和医生、护士、社工、志工们一起讨论个案，看看每个病人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的需要是什么，怎样去回应这些需要。这样的个案讨论至今还在延续着。一线服务，让余德慧和心莲病房的工作人员，对临终时人的心灵需要有了丰富的认识。
让我们从细节去看吧，看看心莲病房是怎样照顾患者和家属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的：
在被余德慧教授称为“知病存有”的阶段，医护人员仍会给予患者积极治疗，甚至允许他们在与医生讨论后尝试另类疗法。心莲病房的王英伟主任说，你别以为住进心莲病房的人都出不去，其实大多数病人出院了，这里的治疗为他们赢得了时间，可以回到家中，在亲人身边离世。
心莲提供的，不仅仅是药物和其他减轻痛苦的方法，还有可以舒缓病人痛苦的一切：病房外面有属于心莲的花园，宽大的走道可以把病床直接推到花园中，让病人享受阳光、绿叶和清风，我相信那对病人是极大的享受和安慰。据说法国哲学家卢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窗推上去，那样我或许还能再看一眼美丽的大自然。”
即便是已经时日无多，只要还有一点儿精力，人们都需要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心莲病房准备了可以移动的电子设备，如果病人想看点、听点什么，他们就会将设备推到床头。
在宽敞舒适的休息室和餐厅，病人可以和亲人聊天、用餐，享受最后的亲情;病房外面的佛堂，让有需要的人随时可以进去;甚至在没有移动电话的年代，有专为家属设的电话间，他们通话时即使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也不会受到任何打扰;在这里服务的志工，会和家属一起陪伴病人，还有专业的社工，协助病人和家属处理那些在生死关头的复杂情绪和问题，尽量不留下遗憾……
心莲病房走廊上的图画，是患者自己画的，表现了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其中有幅画上什么都没有，标题却是《牛吃草》——病人说，草被牛吃光了，牛也走开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病人对于生命这样的理解，在心莲就这样被珍惜着。
从“知病存有”阶段到了“死觉存有”的阶段，患者会从外界转向内在，照护者也需要从“在世陪伴”模式转入“存有相随”模式，放下自己的哀伤，不再用那些含有社会价值的语言，比如“你一定要活下去，我们都需要你”，而是使用具有抚慰性质的肢体语言去和患者对话，创造出一种亲密柔软和类似宗教的慈悲，让即将往生的人感受到被爱和同在。这样的临终知识和陪伴智慧，让我后来参与安宁服务时少走了很多弯路。
心莲病房有一间“往生室”，这个特别的房间中，有十字架，也有菩萨像，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进行设置，让生命到了最后阶段的人能够得到慰藉与支持……
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很多生死学的书籍，也对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和安宁疗护(HospiceCare)有所了解，但是在心莲病房的这个下午，才让我比较直观地认识到，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全力救治那些还有生存希望的人，而且在人的生命的尽头，也要提供善终服务：用柔适照护代替有创抢救，用人文关爱来满足患者和家属的心理需要、灵性需要，让患者能够安宁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让死亡和出生一样，得到祝福。
第二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IU)发布了第二次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将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从40个增加到80个。对于我来说，中国台湾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位置一点儿都不奇怪，而中国大陆排在第71位，足以看到我们的巨大差距和努力的空间。
欣慰的是，这几年来，随着“安宁”的理念传播得越来越广，很多医疗和养老机构都开始了安宁缓和医疗的实践，过去人们希望的“好死”——寿终正寝，且没有痛苦，也渐渐被内涵更丰富的“善终”“优逝”所代替。在安宁病房，我看到不仅医护人员在努力帮助临终者减轻身体的痛苦，团队里的心理师、社工和志愿者，也在协助他们完成一些心愿，与家人好好地告别，尽量不留遗憾。人们已经意识到，好的死亡，不仅关乎死亡之前的生命质量、死亡过程的平静安顺，也关乎死后给亲人、给世界留下的是什么。
然而“好死”并非仅仅依赖于社会能提供怎样的安宁服务，也有赖于个人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正让没有准备的死亡带来更多的痛苦、更多的遗憾、更多的社会问题：
当一位高龄老人突然患病且已经失去意识，要不要为他做切开气管、心脏按压等有创抢救?
如果是你自己生命无多，你希望被绑在ICU里接受各种治疗，虽然可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是受尽折磨，最后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吗?
亲人去世时，穿什么样的“寿衣”、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才符合其生前的身份和气质，不会在遗体告别时才尴尬地发现，身为科学家的父亲盖着的是与其格格不入的绣着龙的黄色被单?
如果你视财产为“身外之物”，没有留下遗嘱就撒手而去，结果你的后辈却要为官司所苦，这是你希望的吗?
“死亡永远比预期来得早”，这是我最初学习生死学时印象很深的一句话，现在我已经在太多人身上印证过它了，不要说年纪尚轻的逝者，哪怕是已经活到90多岁高龄的老人，由于回避死亡话题，最终也没有时间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
要想好死，要想优逝，要想善终，就得有所准备。如何准备?不妨从三份文件开始，我们就将其称为“生死三约”吧!
第一份文件：生前预嘱。这份文件与财产无关，与您在生命最后阶段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有关，它保证您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时，不会被爱或其他的东西绑架，不必接受那些您不想要的“抢救”或治疗，让您走得更有尊严。预嘱，预者，未雨绸缪也!等到你神志不清、意识丧失之时，你再想表达就来不及啦!
这份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医疗技术实在太厉害了，它不仅能延长人的生命，也能大大地延长人的死亡过程。我看到过在ICU里住了三年的病人，被绑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靠药物维持着生命。如果他能拔掉管子，恢复意识，恢复说话的能力，我猜他一定会说：“让我死去吧，别再让我受罪了，也别再浪费金钱和医疗资源了!”
作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理事，我曾多次带着我自己的生前预嘱文件《我的五个愿望》(可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网站和公众号上填写、下载)去宣讲。这份文件不违反任何中国现行法律，说出这些愿望是您的神圣权利，也让别人能够更有效地帮助您。
第二份文件：生前遗嘱。遗嘱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但是对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却不一定认识得清楚。
不同内容的遗嘱有不同的功能，比如关于遗产处理的遗嘱，在当今特别重要，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财产，而现行法律又使得遗产继承非常复杂。如果有经过公证的、符合法律要件规定的自书遗嘱，就可能让您关于财产的遗愿能更好地达成，也减少遗产纠纷和法律诉讼。
“交代后事”也是遗嘱的一大功能，亲人了解了您对丧葬的偏好和想法，才能在您去世后帮您按照自己的心愿走完最后一程。我父亲就在遗嘱中交代了，他希望将自己的一半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在自己母亲的墓旁。后来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他在国外工作时，我的爷爷奶奶死于大饥荒，因为爷爷尸骨无存，他只能用葬在奶奶墓旁、永远陪伴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伤痛、他的内疚、他的感恩与他的爱。
除了财产、后事这些事务外，很多人也会在遗嘱中总结自己的一生，对照顾自己的人表示感谢，对亲人最后一次表达自己的爱，给后代留下嘱托与祝福。这些言语或文字，是一道桥梁，让生命与生命之间进行文化与精神的传承，同时给亲人带来巨大的情感安慰，并成为激励后辈的精神财富。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写遗嘱也是逼迫自己向死而生。因为是遗嘱，你落笔的时候，无法不想到自己的死亡，不想到那个没有你的世界，你内心深处的感情会被触动，你会发现自己的恐惧、担忧、渴望与欣慰，你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自己的人生，会对当下的人生、未来可能的人生产生省察和思考，你会对生命中的事情重新排序，会厘清自己的生活目标，让它驱动那些可能还属于你的日子。在平常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中，你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考这些重要而不紧急的问题，而写遗嘱给你创造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嘱也是一个成长的工具啊。
遗嘱应该什么时候写?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西方，一些身份比较重要或特别的人，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好遗嘱。比如英国王妃戴安娜，就在32岁时立了遗嘱。36岁时她遭遇车祸突然亡故，那时她的两个儿子还小。据说后来两位王子结婚时，王妃戴的首饰都是戴安娜留下的，因为她在遗嘱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首饰一分为二，送给两位王子未来的妻子。
我是51岁写的遗嘱。那年我的大学好友得癌症去世了。后来因为电脑硬盘崩溃，这份遗嘱消失了。2010年初，在经历了一次手术，医生给了我一个表达暧昧的诊断后，我决定再写一次遗嘱。之后这些年，每到过生日，我都会把遗嘱改一遍，每次都是一番自我审视，一场自我对话，一次关于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思考。写遗嘱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为什么奥古斯都说“唯有面对死亡之时，一个人的自我才真正诞生”。
第三份文件：生前契约。生前契约就是一份关于怎么处理“后事”的约定和合同，是和专门的商业机构签订的。
生前契约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以前一个人去世后，即使没有亲人，也有家族或组织代为办理后事。可是随着市场化、都市化、全球化，儿孙们的脚步越走越远，奔丧的路有时候真是千里万里，碰上疫情还不一定能赶回来。另一个趋势是，在中国，除非你是重要的政治人物，现在“组织上”也不再过多参与丧事。何况，“殡”与“葬”涉及诸多具体事宜，既有规格之分，还有审美之别，到底该怎么办，到底由谁说了算?
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一些老人家决定“我的丧事我做主”，把后事托付给相关的服务机构，比如选什么样的寿衣和骨灰盒、是否进行遗体告别、举办什么样的悼念仪式、仪式上播放什么音乐、挂什么样的照片、在哪里以怎样的形式安葬、是否要捐献遗体和器官、墓碑上要写什么等等，全都“打包”到合同中，委托机构在自己去世后办理。这就是所谓的生前契约。
好了，如果你想善终，就先准备好这三份文件吧。从事生死学研究与教育的何仁富教授说：“在死亡准备的路上，生前预嘱、生前遗嘱、生前契约，这三‘约’都极为重要，分别解决死前的医护问题、死后的财产问题、死后的安葬问题。这样，人就可以死得放心了。以死观生，向死而生。死得放心，才可以活得豁达愉悦!”
哈，死得放心，活得豁达愉悦，到了一定年龄后，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人生新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