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斯《谏逐客书》的背景，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先生给秦王出了个“馊主意”，劝诱秦国在泾阳县西北开凿渠道，引泾水东流入洛水，称郑国渠，一方面由此消耗秦国国力，另一方面也可用它来阻碍秦国向韩国进军，这一阴谋被秦国识破，于是秦王就打算逐客;一说是，引致逐客令的导火线，是禣之乱，禣干了秦始皇他娘，搞得秦始皇火起，他就把一肚子火撒向名义上的“义父”、DNA上的亲父吕不韦，把吕爹所蓄养的所有门客都要驱逐出去。不管是因郑国“水渠”而起，还是因禣“水管”而起，逐客令如果实施，那从楚国不远万里来秦国扬名立万的李斯，就将梦断咸阳。于是首先为自己，名义为秦国，顺便为那些一同来咸阳淘金的难兄难弟，李斯先生奋笔疾书，写了这篇雄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李斯承继百家争鸣的余续，力劝秦王海纳百川，海选人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学派，都为秦所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是一份自由主义的宣言，不管你是持法家学说从韩国来的也好，你是持墨家学说从齐国来的也好，你是持儒家学说从鲁国来的也好，你是持庄家学说从宋国来的也好，因为都是来为秦国服务的，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所以，也就不应该分五湖，不应该论四海，不应该管派系，不应该辩主义，让各家学说在这里杂交，让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让各个人才在这里摩擦发电，为秦国输送动力。
然则，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大家都知道李斯写过这篇《谏逐客书》，但未必知道李斯还起草过“关于请求焚书坑儒的请示”。李斯功未成名未就，官没做大、位未坐稳之时，他写《谏逐客书》;功成名就官大位显之后，他就不单是逐客了，他要帮着秦王杀客了：“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在李斯看来，上古时代，譬如春秋战国，世界之所以是那么乱糟糟的，是因为鸡一嘴鸭一嘴，没有“统一思想”，都以个人“私学”而“非议”皇帝所建立的家国，所以，“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格杀勿论，以古非今者族连坐族斩。”不是秦国的书都给我一把火烧了，不是秦王的人都给我一锨土埋了……引书至此，大家也就明白了，这就是“焚书坑儒”。
准备逐客的“起意者”是谁?毫无疑义，是秦王，而准备“焚书坑儒”的“起意者”是谁呢?“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从这行文语气来看，最初生出这份“歹心”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恰恰是李斯。当然，实际情形可能不一定这么简单，也许这是秦始皇授意，李斯只是奉命操管，顺便把屎勺子往自己身上扣，为领导担当罪责。但不管是李斯主动参谋，还是李斯奉命画瓢，这时候的李斯已经完成了由帮办到帮凶的可耻转身。李斯主动参谋，罪不可赦;李斯被动操刀，也是情无可囿。当年，秦国及其宗室准备把知识分子从秦国赶走的时候，李斯慨然而起，仗义执言，让秦国接受了其建议，也让士子在这里展示才华，播迁思想，而现在，即使是秦始皇起意要“焚书坑儒”，李斯为什么不抗辩呢?以李斯的见识与口才，他能够说服统治者不逐客，他就不能说服秦始皇不焚书吗?也许可以使之一改主意，再来一个“容书纳儒”吧。
说李斯是帮凶，这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的。李斯在写《谏逐客书》的时候，他既是统治者的帮办，也是知识分子的帮办，是他帮知识分子保住了在秦国的饭碗，保住了在秦国安身立命，而“焚书坑儒”，他仍然是统治者的帮办，但从被坑者的立场来看，他无疑是帮凶了。帮办与帮凶是不是身份逆转了呢?也不尽然，其实一也，正如李斯写的那篇“仓鼠与厕鼠”的“励志美文”：厕鼠瘦得皮包骨，看见狗来都仓皇逃跑;而仓鼠呢，脑满肠肥，看见人来了，踱的也是方步。仓鼠与厕鼠，所处位置不同，基因一样是老鼠，帮办与帮凶，也只是所处位置不同，其基因也不过是老鼠。搞焚书坑儒时节的李斯，是一只可以在秦始皇面前踱方步的仓鼠了。
我们现在都爱怀念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华数千年，那样的时代仅是昙花一现，此后，几乎不再出现。想来，百家争鸣也只能出现在那时代，因为春秋战国，你划一地立国，我圈一域为王，没有一个统一的疆域，就肯定统一不了思想，百家争鸣之背后，是百王争斗。作为士子，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他可以不以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可以不把自己的脑壳当统治者的便器，而一旦天下一统，普天之下，都是统治者的了，他自然也就容不得有人跟他唱反调。
不但统治者如是，在统治者那里谋取了饭碗的士者，也是人同此心的。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创立了一个学说，不说自己那学说才是唯一救世良策的，都以为自己那学说才无比正确才永远正确，既如是，那其他的就都是错的。我们看到的是，思想与思想开骂，学说与学说开打，一点也不亚于王者与王者、霸者与霸者开火。如果有机会，如果可以借助力量，谁不想“罢黜百家，独尊己术”?李斯爬到了相国这一级，他有相当大的行政资源可利用，他可以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向“异己”开刀，他当然也就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了。这就是学说常常千方百计要去与政治结盟的根本动力所在。我们说，政治常常打压思想，政治家常常镇压思想家，可是，你会发现，这种打压乃至镇压，常常都是由思想以及其思想家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安排”所致，孔子替统治者讲礼序，孙叔通帮刘邦制礼仪，李斯建议“焚书坑儒”，董仲舒谋定“独尊儒术”，朱熹巩固“儒家理学”，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都有知识分子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许多知识分子，其实不太爱与知识分子结盟，他们喜欢向政治家求欢，甘伏其下，独占春光，夜专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