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的某一天晚上，我与平时一样从西直门坐城铁去五道口回学校。我本来打算在这段大约10多分钟的时间里读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结果没看进去。原因在于注意力无法集中。当时我很疲倦，这是内因。但我也必须指出外因，就是城铁里的电视实在太吵了。有些乘客还不顾周围大声说话。
在日本，地铁里是安静的，几乎没有人说话，大家不是看书看报就是睡觉。为什么?很简单，地铁是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关键的力量是秩序，产生秩序的前提是民众对它的认可与服从。秩序最终带来的是社会的稳定——大家可以顺从上下班，有效利用时间充实知识储备或沉默思考，如果疲倦，也可以安心睡觉。
北京发达了。不仅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在公共交通播放的呼唤文明行为的广播录音推进了民众的公共意识与让步精神。它是我刚来北京的5年前没有的。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许多资源。无论是广播、口号还是指挥人员，其呼唤文明行为的一系列公共政策是令人钦佩的。
但还是能看到，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里，那个最重要的力量——“公共秩序”还是缺失的。
比如，闯红灯是正常甚至必要的事。只要“能”过去，人们在生命安全不受威胁的范围之内理所当然地过去，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工。但在日本，我们是不闯红灯的，原因不是生命受威胁，而是大家都不这么做——大家都遵守，我就遵守。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很强。红灯是“不可以”闯的，这是个铁规矩。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公共秩序和公认标准缺乏日本和欧美社会里的那种约束力呢?
我想这背后，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公私观”的截然不同。中国人一般在自己的圈子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对自己的“铁哥们儿”无条件地给与帮助，把家里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那是“自己人”，是“自己的房子”。但一旦出自己的圈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在公交车上大声说话，不排队买票，随地乱扔垃圾，都不在乎，因为这不是“自己”的。
日本人相反，他们的房间可以很脏，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www.xinwenju.com跟表哥表妹的关系也可以很冷漠。但一出自己的圈子就变得很出色：在快餐里吃完晚饭后自己收拾盘子，在地铁上尽量往后让步，在街上碰人就动不动说“对不起”。他们非常在乎自己有没有给别人添麻烦，有没有违背铁规矩，原因恰恰在于——那些不是“自己的”。
中国人潜意识里还是认为自己第一，不在于自己所采取的行为对公共秩序产生什么影响，但求能够有效巩固自己的圈子不动摇。日本人则认为社会第一，个人主义不足以形成牢固的人际网络，也不足以最快速度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能够不惜一切地服从公共秩序，奉献于社会的稳定。
应该说，两种态度都有利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不同习惯。我很欣赏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至少它为中国聚集起了一个面向世界的人才市场，日本人应该多学习当代中国人的向心力和爆发力。但我也担忧中国人的缺乏公共意识，我直接的一个联想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奥运期间如何和睦相处?中国在社会运作模式上不能直接模仿欧美或日本的做法，没有上帝告诉民众“不可以闯红灯”，也不能像日本完全依赖传统型的集团模式加以解决。
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大概还是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这是最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秩序和稳定的渠道。因此，我坚决反对在城铁里装电视，它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商业欲望，从长远看来却绝不利于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