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注意，认为是诚实面对中国当前社会整体信任丧失的问题。文章说，消极的怀疑主义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
信任和怀疑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怀疑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信任”)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它们都有许多广为人们知晓的现成表述，沉淀着前人对“信任”和“怀疑”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是积极的，它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信，不人云亦云。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怀疑精神。他的怀疑精神并没有设下什么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他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充分具有自觉意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观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怀疑的不是食品里含不含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也不是专家是不是骗子“砖家”，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暗中操纵和破坏。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名言是，“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是很聪明的保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安全都有好处，对民主社会抵御专制尤其有效，那就是，保持怀疑。”美国人对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隔4年又重新选出一个新的政府来。
参加选举的人民，他们自己就那么值得信任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只有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民主)教育，才能把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包括人民，是天生正确的，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所以，为了帮助降低人为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害，怀疑和不信任是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
但是，当怀疑主义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主义，它就是“犬儒主义”，一旦蔓延，便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不相信人对任何事情可以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更有甚者，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
造成大面积犬儒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曾经不断地上当和被欺骗，以致变得死活不信。就算现在说真话，也还是被怀疑是假的，说了也没有用。《人民日报》坦陈，“官方说法”、“官方澄清”都难以产生“说服”和“澄清”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也应了加拿大政治家约翰·哈罗德(JohnHarold)的一句话，“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恶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病毒，它在社会中弥散，感染每一个人，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不信任别人，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不同。殊不知，正如美国作家布莱特勒(JeromeBlattner)所说，“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就是不可信任的。”中国人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必须时时事事提防，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是不是也跟忧虑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