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着同学的靰鞡鞋回家，一蹦一跳地在父亲面前经过。父亲初始一脸惊愕，瞬间归于平静，直至视若无睹。他知道我偷不来，村里供销社也没有卖的，只有闯关东混得好的人家才穿得起。我的目的是给父亲一个直接的提醒，我也想拥有这样一双鞋。不用央求于父亲，就能给我买一双。
吃饭的时候，全家人都像没有看见似的闷头吃。我想说，看着父亲脸上依旧慈祥的面容被噎住了，我的小伎俩也就浪费了。
这是20世纪70年代，我上初一的时候。
我们村是7个村的管理区所在地，初中就设在我们村。冬天，我的脚在家中是穿“草窝子”(用芦苇编织的草鞋)的，我家离学校近，有时也穿着去上学，班里好多同学和我一样。我们穿“草窝子”从来不穿袜子，怕被磨坏了，就把滑溜溜的麦穰填满，再硬硬地把脚塞进去。有体面的家长，会用粗布缝一双袜子，这种袜子不怕粗糙的“草窝子”磨。上体育课的时候，再换上解放绿的单球鞋。
那一天，靰鞡鞋把春天的温暖传递给了我冻僵的脚。平常要在开春以后才能有的感觉，突然一下子提前了，让我有些不适应了，冻得裂开了三道口子的脚后跟以为春天到了，不成熟的血痂脱落，流出了血水;冻肿了的脚趾头突然得到温暖，血流畅了，痒得钻心。血水黏在了同学的靰鞡鞋内壁后跟部，殷红一片，第二天只好硬着头皮还给同学。在我将鞋递给同学的时候，他起初带有的骄傲表情，就牙疼似的僵住了。
我说：“对不起呀，把你的鞋弄脏了。”
同学说：“我倒没啥，就怕家人看到。”
原来他们家弟兄俩是轮换着穿的，两天一换。
为了应付同学家长检查，我俩冥思苦想了一个办法，在黑板下的墙根里弄来粉笔沫，抹在血迹处。抹上粉笔沫的地方成了陈旧的褐红色，依然能够看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同学心有不安，我只能道歉。我向同学保证，如果我父亲给我买了靰鞡鞋，就把新的给他。
那一年我的脚后跟过了两个冬天，因温暖的靰鞡鞋褪掉的血痂处，几天后再次凝血成痂。
初中两年我没有穿上靰鞡鞋，脚后跟还是年年冻出三道裂口。我的同学一直没有提起有关鞋的事儿,他知道我们家没有给我买靰鞡鞋的钱。
我一直认为靰鞡鞋就是我最初见到的样子，圆圆的头，粗粗的身子，脚踝以上的筒，看着很笨重，可鞋带子一系，上体育课却非常利落。我经常观察穿靰鞡鞋的同学，他的鞋头胶与布接触处，经常有脚出汗渗出的污渍，时间一长这块布就沤烂了，胶与布就断开了。看到这种情况，我想，我那同学再与我换鞋穿我也不会换了。
每当看到他的鞋，就会想起我家门前的大汪。一到夏天，生产队里把割下的苘麻放到里面沤，几天之后再捞出来蜕皮。这个时候，不能及时更新的汪水变质发臭，有的鱼窒息死掉，勉强活下来的都趴在汪涯上吸氧，宁愿被人捞走，成为盘中菜，也不愿再回到汪中死掉。有几次，我甚至看见同学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脱下鞋来，揉搓他那脚趾头。
后来，每当看到同学的鞋子，我就会想，他的脚趾头已经成了缺氧的鱼了吧?是不是已经被盛满脚气的靰鞡鞋给熏死了?或者他的脚趾头像我的脚后跟一样蜕过不知多少次皮了。
我就庆幸，与其沤烂脚趾头还不如冻破脚后跟呢。
每当有这种想法，我立刻就有了一种负罪感。那双鞋还没有汗渍没有脚气的时候，我是穿过的，我的脚和我的身心感受到的是一种惬意和满足。如果有了脚气，也应该有我的成分。
父亲有在东北的经历，对靰鞡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和我们同村的苏杰三二叔到黑龙江“闯关东”，其实是去寻找我大伯的。在苍茫的林海雪原里，他俩先是当伐木工人，后来因为父亲识字，被调到了佳木斯一个小火车站工作。那时候他们穿的靰鞡鞋才叫靰鞡鞋，那是用厚厚的牛皮缝制的，样子十分奇特，鞋面前半部分像包子一样，被捏成一圈均匀的皱褶，褶子的中间有一块像现在的皮鞋一样的皮舌头覆着;鞋后跟的里侧还有一块长长的皮舌头，那应该是为了方便穿鞋而设置的类似于现在的“鞋拔子”。靰鞡鞋的保暖不在鞋上，而在于那双厚厚的棉袜子，它的工艺甚至超出了靰鞡鞋;鞋口的周围编织了一根根的牛皮带子，父亲说穿到脚上之后，可以提起来把裤脚塞在里面，系住，风都灌不进去，还能起到装饰作用。
这还不叫靰鞡鞋，只有把锤好的靰鞡草塞进鞋中才行。靰鞡草要用木榔头经过反复轻轻地锤砸，变得柔软润滑才能垫进靰鞡鞋里，否则没有锤柔的靰鞡草隔着厚厚的棉袜子也会把脚刺破的。靰鞡草既温暖又舒服，父亲说，穿着它，即使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工作，也不会冻伤脚的。
这鞋最早是生活在这里的满族先人发明的。
靰鞡鞋于哪年淡出人们的生活视线的，我没有考究。现在，纯正的靰鞡鞋制作工艺已经绝迹，它作为东北人曾经的必需品，已成为一种历史，一种文化。我穿给父亲看的那双靰鞡鞋，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靰鞡鞋，起到保暖作用的也不是靰鞡草，而是棉花之类的东西。它之所以能流传到我们这里，就是因为进行了改良。
我穿着同学的靰鞡鞋给父亲看这件事儿，也许戳疼了父亲的心。但凡父亲能给我买，他绝对不会笑笑就算了的。我理解父亲，他有心想买，却无力去买，温饱尚未解决，其他都是空谈。父亲20世纪50年代末从东北回来准备带我们一家去时，被村里领导扣住了，吃完两年的“大锅饭”再回到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已经物是人非。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不知道父亲曾经有过这一经历。
父亲和杰三叔有生死之交。淮海战役南下之时，小父亲六岁的杰三叔患了疟疾，是父亲背着他沿途要饭，用部队给的两块大洋治好了他的病。建国之后，他俩又共同去闯关东的。
父亲完全可以求和他一起闯关东的苏杰三叔买一双寄回来。父亲没这样做。他知道杰三叔不会收钱，他也没有钱给杰三叔，他让在东北的杰三叔给买，无异于变相地向他索要。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家突然来了一个人，个子高高的、瘦瘦的，非常清气，60多岁的年纪，像一个大干部，一口东北音。我没有想到他就是我大伯，我还要到八里外的学校去上学，没有必要知道他是谁，他的手里也没有拿着我想要的靰鞡鞋。
“这是你亲大爷(即大伯)，从东北回来的。快叫大爷。”父亲说。
从我记事起，我一直认为父亲是弟兄一人。有人叫我父亲二爷爷二大爷二叔二哥二弟，我一直认为就是个称呼，没想到我还有个大伯。我尽管很纳闷，可我还是很甜脆地叫了一声“大爷”。
大伯是昨天晚上从东北来到我家的。父亲说：“你大爷回来得太晚就没叫醒你们。”后来我们知道，大伯不想让村里更多的人知道他回来，就选择了晚上到家。
他在我们家住了好久，每天都在村里转来转去，村人就知道了他是我大伯。
我上初中从村中有年纪的人口中隐隐约约知道，我大伯一家在东北，是建国前去的，据说当时是为了躲国民党抓“壮丁”跑的。
“建国30多年了，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家联系?”我问父亲。“当时你爷爷砸他的板凳没砸着他砸断了门框，他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可能记恨吧?”
不可能，这不是大伯要死在外面的理由。我哥出生就没见过爷爷，何况我。爷爷在大伯走后不几年，抑郁成疾去世了，大伯能不知道?他可能怕给在老家的孩子们买靰鞡鞋才不敢与我们家联系的。我想。要知道，建国之后的二三十年里，谁家有在东北的关系，那是会被村人高看一眼的。
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有关我大伯的事情，我们总是一脸呆懵地摇摇头。
建国后，我父亲到东北试图能找到他，可偌大的林海雪原到哪里去找?
大哥学习好，小学阶段在班里一直当班长。同学们也佩服大哥，家中生活相对较好的同学就把使完了正面的作业本，送给大哥使反面。有一次，大哥没有处理好作业本封面，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他的，却找到了两本那个同学的，就把大哥叫去办公室：“你还是班长呢，连作业都不交，又跟你母亲下地干活去了?”
“没有，我到姥姥家拿饭去了。”大哥没有撒谎，父亲在东北的那些年，家中缺少吃穿，母亲就遣大哥到十几里外的姥姥家去要。说拿饭好听，其实就是要饭。
大哥知道这是自己的疏忽，赶忙从一摞作业本中找到了他的那一本。
大哥小学毕业之后没能再继续上学，他要下学陪母亲干活。这是他一生的堵。
大伯这次回家将近70岁了，他是抱着叶落归根的心态回来的。村子变化不大，只是村庄大了，人口增多了，老牛依旧迈着慢腾腾的脚步，在村路在田边东张西望地拉屎撒尿，从不顾及路人;家狗依旧爱多管闲事，不管谁家的鸡，遇着就追到树上;大伯留在老家的房子没了，他每天都要在地基附近停留好久。大伯不说，父亲明白他的心思。
“你要是想回来住，我就找村领导给你申请一块宅基地。”父亲说。
大伯摆摆手。这次回来他有好多的不适应，吃饭不适应，睡觉不适应，村里好多认出他的人和他说话，他不知道如何称呼人家，包括自己本家弟兄。
吃饭不适应还好办，我母亲会调剂着做饭。睡觉不适应，让我们愁了一段时间。东北人睡的是木炭烧暖的大炕，回到老家的大伯睡床就感到冷得不得了，我们在床上给他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身上再给他压上两床，再把两个装满了热水的盐水瓶子放在被窝里，暖热了被窝再让大伯躺进去，这样也不行。不到70岁的大伯身体仿佛失去了发热功能，随着两个盐水瓶子温度的降低，大伯就在床上筛起了糠，不一会，身上盖的那两床被子，上面那床就被他筛到了床下。多数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他拉风箱似的哮喘声，偶尔也能听到他轻微颤抖的呻吟声，都比较有节奏。
当时没有电热毯可买，看到大伯这样的状态，我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哥问父亲：“我和大爷通腿睡吧，那样他就不会冷了。”
父亲说这办法行。
父亲去征求大伯的意见，大伯不好意思：“那敢情好，孩子们愿意吗?”
“这就是孩子们提出来的。”父亲说。
我和弟弟在外面上学，住校，星期天到星期五的晚上都是大哥和大伯通腿睡觉，我和弟弟星期六晚上回来的时候，才能有一人和大伯通腿。轮着我和大伯通腿的时候，我抱着大伯的脚，大伯抱着我的脚，相互似乎都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和感，抱的不是脚是脑袋。
当然，睡觉前我们可都是把脚泡了又泡洗了又洗的。
这就是最初的抱团取暖的一种——抱脚取暖吧。
大伯的脚在我的怀里起初凉凉的，后暖暖的，由干瘪粗糙逐渐变得温润光滑，如经年玩弄的核桃有了包浆。大伯也抱着我的脚，我的脚乍一受到大伯这么高的礼遇，就像我这个人一样，不自在了。我在床上一个姿势地躺着，生怕把喉咙里像拉着风箱一样睡着的大伯弄醒，直到胳膊腿麻得像抽筋一样，才慢慢地调整一下。
原来天亮之前在被窝里才会痒得钻心的脚后跟，现在也不那么准时了，它也学会了撒娇，在大伯的怀里说痒就痒，而且痒得肆无忌惮，痒得让我对它无从下手。
我不知道大哥的脚后跟如何，我和三弟的脚后跟每年都要冻出三道口子来。我说三道绝不是两道，也不是故弄玄虚，有大伯为证。一天早晨，大伯在叠被子时，发现靠近他的那头床单上有两条像蜈蚣的血痂，静静地趴着，其上还有点点血迹。大伯一下子懵了，他搞不清床上怎么会有这东西?
大伯把我喊来，一脸疑惑地拿着血痂让我看，我一下子脸红到了耳根，发烧发烫。我说：“那是从我脚后跟上掉下来的。”
大伯让我坐在床沿，他慢慢蹲下去，脱掉我脚上没有穿袜子的单球鞋，就看到了我那细皮嫩肉粉红色的脚后跟。我看到大伯的眼眶有点红。
“往年都是开春以后才掉下来，这不是您回来了吗，知道我要和您通腿睡觉，怕吓着您，就提前了。”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
大伯好长时间没有抬头，只是抚摸着我光滑的脚后跟“喃喃”自语：“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种说话法让我感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那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
我想，你能想到啥?三十多年都想不到往老家报个平安。
第二年开春，天气一天暖起一天，大伯拉风箱似的哮喘似乎平息了，他想再回东北那“嘎达”看看。临走他说今年深秋再回来。
可是，那年的深秋大伯没有回来，只是接到他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从此，我们弟兄仨都穿上了靰鞡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