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山冈上细看，野草根部刚刚发绿，贴着地皮的枯草下，已生出淡淡的春绿色，唯有光秃秃山坡上浅粉色的野杏花怒放着挂满枝头，那是内蒙古高原融雪后的火焰。
姥姥和高原香酱
我自儿时养成了爱吃酱的生活习惯。
若不能日食次酱，即像全天未进粒米，胃里空荡荡，精神无着落，似有拽着自己的头发打秋千的感觉。这嗜好始于何时，是谁为我养成?想来思去，我的结论是：这是清贫的大兴安岭童年生活，和会做一手好酱的姥姥赋予我的独特馈赠，蘸酱吃菜，就酱下饭，已成为我的饮食习惯，酱不仅是我不能舍弃的美食，而且早已成为我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我五岁记事，那是1964年。姥姥那时刚好四十七岁，身材直而瘦，用现在的时髦话叫苗条俊秀，她的眼睛像苍蓝夜幕的钩月，所不同的是天上一个月亮，姥姥却有两只月眼，这双弯弯的月眼，像黑夜的烛光，像冬日的炭火，像春日的阳光，更像秋日的天空……在我们心里，她的月眼有时是吸铁石，是指挥官，我们这群躁动的淘小子，只要对视她，立刻变得乖顺、平静了，她让我们感到周围的人们那样可爱，世界那样美好。
姥姥响亮、硬朗的声音，从她薄薄的双唇里发出，我感到好奇，伸出小手去抚摸那张好看的嘴，此时在炕桌旁挑拣黄豆的姥姥，边躲边说，小捣蛋鬼儿，抓我的嘴干啥?帮我干活，帮我挑黄豆，姥姥给你做大酱吃……怪了，我这虎狼年龄的男孩，竟被姥姥的声音打动，平生首次干活，即是为姥姥做大酱挑黄豆。记忆中，从大兴安岭飘雪花的十一月起，我家每年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姥姥为全家做大酱这档子事。那年月，大兴安岭人冬天没有鲜蔬菜吃，主菜只有土豆和冻卜留克，总吃这两样菜，枯燥不堪，味同嚼蜡(时过30多年我仍对土豆心有余悸，虽然它养育了我)。在长达五个月的冬天里，土豆就成了粮食少、子女多的家庭的主食了，上顿下顿吃它，孩子们的胃受了伤，在外玩着玩着，嘴里常常涌吐酸水!那个粮食缺乏的年代，没有别的可吃，我们不吃土豆吃什么呢?这时，姥姥的大酱帮助了我们，只要蘸着油汪汪的大酱、什么难吃的东西，我们都能咽下去，煳土豆，煳卜留克蘸酱吃，甚至连煮过的干白菜叶子、卜留克缨子、大萝卜缨子，童年尚不锋利的牙齿嚼不碎，咬不烂的东西，只要蘸大酱吃，我们就能一并咽到肚里去，并让其培养出足够的热量，来供我们长身体的需要。
现在想来，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得够，惟独吃姥姥做得的大酱、盘酱，吃了二十年却不曾吃够过。
每到做酱时节，姥姥的热情就爆发出来了，满屋回荡着她的笑语，左邻右舍皆能听到其说笑声，她身轻如燕，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厨房，一会儿院外地忙个不停。此刻，她的那双月眼，流光溢彩，生机勃然，充盈着不尽的激情、慈爱、善良……姥姥做酱是极讲究工序的，首先要把原料黄豆中的土坷垃、沙石子、瘪干坏的劣豆和杂豆挑筛出来，保证粒粒饱满的干黄豆足够三四十斤。这堆大小相同、光滑匀整的黄豆，个个像底气十足的兵士，只待将军一声令下，即可赴汤蹈火。第二道工序是把洗净灰土的黄豆倒进大盆，加温水泡上两天两夜，让豆子涨得比原来大至少三四倍。第三道工序，把泡涨大的黄豆放进大灶锅里，用洋铁井压出喷着花儿的纯净瓦凉的地下水，添加至大半锅，即开始煳煮黄豆了。砖炉灶里的木柴，需均匀添加，保持火势平稳，不紧不慢地燃着，豆子在锅里有滋有味地“咕嘟”着，轻吟低唱着，好像千万大岭人的生存之梦不在山冈上，而在这沸腾的大锅灶里烧煮着呢!这升腾的热气和均匀的歌吟，同外面白雪覆盖的酷冬形成极大的反差，屋内热而有声，屋外冷而无声。低矮的平房里因姥姥的忙碌变暖了，煳黄豆的大锅唱着歌儿生发丝丝的热量，室温逐时升高，姥姥鬓角汗珠闪闪，颊挂两片红云，劳作让姥姥变得魅力无穷，精神焕发，光彩照人。开锅后半小时，黄豆慢慢煮热，豆香味儿便飘满屋子，小半天下来，一大锅黄豆被慢慢煳熟了，盛出一小碗儿，加点盐面，加点葱花，拌一拌即成速成小菜儿，吃着极香呢!
第四道工序是碎豆。姥姥挥着菜刀，在面板上一刀一刀地把黄豆剁碎，使其呈微小颗粒状。碎豆的过程一般要持续两天，每年要用干黄豆三四十斤，煳熟的黄豆是干黄豆的三倍大，要把一百多斤的熟黄豆剁碎，其劳动的强度极大，不但费时间，更费力气。为减少过度劳累，保持连续工作，准备工作须十分细致，姥姥先把面板放在屋里的炕上，再把两个大盆放在面板两侧，一个装熟豆，一个装碎豆，她自己则盘腿(她这个功夫很神奇!)坐于炕上，笑意飞扬，一副菩萨的模样，只在她挥刀剁豆时，我才感到这是我慈祥的姥姥，不是画中的神仙，我觉得她的身上有灵光闪动着，灼灼耀目。剁豆的菜刀声“当当”地响了一个短暂的上午，又响了一个悠长的下午，直持续到全家人要上炕睡觉的晚上，姥姥才疲惫地收工，面带倦意，汗痕未干，表情似秋日的原野。
第二天，姥姥高挽袖管儿，把大盆里的碎豆，再揉搓成面团儿样，然后再在面板上，把金黄色的黄豆面团儿，墩摔、夯实，黄豆团儿和面板碰撞，发出叭叭的声响，我故意把小铁盆放在面板一角，随着姥姥墩大酱团儿的动作，小铁盆也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像敲锣一样好听!我在一边看着，高兴得手舞足蹈。姥姥手中的黄豆面团儿在一片音乐伴奏中，神奇地变成了两块砖大小的大酱块儿，重量足有二三斤。姥姥先把这十几块大酱块在窗台上晾晒半天后，再用粗糙的白纸将其包得方方正正，放在离天棚最近的吊板上。尽管大兴安岭的冬日雪大天冷，而我家低矮小砖房里，那大面火墙火炕发出的热量，使我们犹如整天被太阳烤着的感觉，而悬挂在棚顶处的大酱块儿，也在接受这种高热的洗礼，在经过慢慢四个月的发酵风干后，它们就该走出小屋见太阳，接受大兴安岭的风华雨露。孕化香酱的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姥姥做的酱，是北方豆酱的两个品种：一种叫大酱，另一种叫盘酱，做起来也是两道工序。两种做好的酱，在色彩和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前一种色泽呈土黄色，吃在嘴里味儿道清纯、原生态，像无伴奏的民歌。后一种色泽咖啡色，油香味儿十足，含在口中，润嗓壮喉，细品有股难以形容的回香，像山背后传来的山歌，绵长悠远，回味无穷。
每次，姥姥在做一大缸大酱的同时，还要做一小坛儿盘酱，这是姥姥不为外人所知的绝活儿。我注意到，我们家的饭桌上，从不缺少大酱，可姥姥的盘酱却从不轻易端上桌，只有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姥姥才把一小碟盘酱，郑重地摆放于桌子中央，那油汪汪的咖啡色的盘酱，香味儿直冲客人的鼻子，诱得亲朋忍不住，先以筷子头蘸酱入口，顿时爆发一阵赞叹：呵!这么香!这是什么酱?
是盘酱。平时姥姥的声音脆生响亮，这时却变得平静低音了。
客人又问，是哪儿买的?
姥姥笑答，是我自己做的。
客人又赞，真香啊!
姥姥说：香就多吃点。她平静的语调背后，掩映着一种巨大的喜悦和自豪。我看得出，每到此刻，姥姥眼望着小碟盘酱的神情，充满温馨和诗意，像微风拂过山野，拂过草原，拂过湖面一样温暖、恬淡。
姥姥做盘酱的方法，多与做大酱的工序相同，但我确信一定还有许多属于她独创的诀窍，这是被盘酱独特的香味儿证明了的。成年后，我对自己的记忆全程“搜索”，发现一个环节极为重要，认定盘酱的异香味儿就来自这道工序，即泡黄豆前，把干黄豆在砖炉灶木柴火烧热的大铁锅里不急不躁地炒匀炒熟，淡黄色的豆子变成无数的微型“花瓣足球”，或像京戏中无数的花脸，这时，普通的黄豆似乎立即生发了新元素、新生命，个个大有争相表演的气势!
姥姥熠熠闪动的双月眼，看着这些炒热炒好的花瓣豆子，喜欢得就像个小姑娘，不时地抓起几个滚烫的花瓣豆儿，俏皮地扔进嘴里嚼着，还把几粒豆儿塞进我嘴里问：嚼嚼香不?
我快嚼快答：香!
她笑容堆上眼角，神秘自信地说：等吃我的盘酱吧，更香!
我只顾一把一把地抓着炒熟的黄豆往嘴里塞，“嘎嘣嘎嘣”大嚼着，根本没听她后面的话。
姥姥大叫：小现世宝，快停手，你把炒熟的豆子都嚼吃了，我拿什么做盘酱!
我不听劝阻，连忙抓几把豆子往口袋塞!姥姥急了，一边挡我的手，一边喊：吃这么多豆儿，晚上要涨肚的!
我仍不罢手，直到姥姥用围裙抽打，我才嘿嘿地坏笑着逃走，看着踮着小脚追不上我的姥姥，做着鬼脸，连跑连吃，到河边，颇痛快地趴下喝了一肚子甘河的凉水。
晚上，睡在滚烫的热炕上，不到半夜，我肚子即咕咕叫，好像有股压力十足的气儿，在我肚子里东跑西颠，上蹿下跳，实在难受，我拉被子盖上头，咬着牙与它抗争，把自己闷出了一头大汗!后来，又感到肚子里的气体变成了狂奔的足球，直飞对方球门，我似乎是被逼急了的守门员，越缺乏信心，越发抑制不住自己，终于，一个响屁犹如夏夜的一声雷鸣，几乎把全家人都震醒。我身边的达弟，捏着鼻子喊，臭死啦!臭死啦!妈妈说，这孩子是不是吃撑着了?姥姥伸手摸摸我圆鼓鼓的肚子说，快起来，尿泡尿，能轻松些……话音未落，我的一个连环屁鸣响而出!姥姥长叹一声，跟妈妈耳语，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装睡不语。后半夜，我偷偷去撒尿，故意把里屋的门留条缝儿，好让我的臭屁味儿快点跑出去。
高原的太阳发出热量的时节，山岭上厚厚的白雪渐渐融化，湿润的山地中散发着腐质土冲鼻的土香味儿。阳光把山野的潮湿慢慢赶走，大地一夜间活起来了，河边的柳树，像羞红脸的姑娘，山坡的达达香，像出嫁的新娘匆匆绽放。不经意间，落叶松、白桦树、黑柞树的枝干也吐出翠绿的嫩芽儿，像飞满山岭的萤火虫。大岭上刮进第一丝春风，千山万岳干爽起来的时节，姥姥的大酱块儿在屋顶睡足四个月后，即第二年的五月初，漫长的风干发酵期结束了，此时我家满屋弥漫着苦艾草的味道儿，这味道儿传递着全家人的热望，传递着姥姥一个等待许久的喜讯，这些日子，她脸上闪着超常的光彩，双眼笑眯眯的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儿。当我父亲把木窗框上的牛皮纸封条拆下，清扫双层玻璃间保暖揎放的锯沫子，打开封闭了一冬天的窗子，岭风儿忽地涌进来，满屋暖风荡漾时，姥姥的一双小脚，颤巍巍地站在木凳上，把高悬于屋顶的一排大酱块儿，一块一块地拿下来，这时的酱块儿水分已消减三分之二，轻了许多，姥姥把包装纸一层一层拨下，像给初生的婴儿穿衣服般认真精细，酱块儿干瘦的身子着上斑斑点点的灰绿色“毛装”，像个小丑孩儿，而姥姥无一丝厌恶，相反却爱怜有加。她先用净水把酱块儿的“毛装”洗去，再把酱块儿掰碎，变成形状各异的小“石块”，然后把它们装进院子里朝阳的大缸里，把盘酱块儿装进一个小坛子里，再往缸、坛里加适量的盐，加大半温水后，用三层白纱布，把缸口坛口封住。高原朗朗的太阳光直射在酱缸口上，这圆圆的白纱布封着的酱缸口闪闪发光，好像我们家里正培育着一轮朝阳。
干大酱下缸后，外祖母每天早晚坚持两次给大酱缸打耙，这是酿造豆酱的最后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山岭上春夏两季的早晨，三点半山后的天幕就放亮了， 四点多霞光染红东天边和岭上的树梢，近五点时高茎草丛上无数的露珠像千万点小灯笼，一小时后，它们都变成了飘渺的潮气蒸发于山野，融化于崇山大野中。这阳光和地气的融合过程不足三小时，确是天地的大交合，宇宙的大喘气，万物的大吸氧，受益最丰的是生活于此的高原人，而受益最早的却是山里人家，放在院子里的大酱缸。经过一整天的日晒，又经一整夜的发酵，缸里的豆块全散开了，颗粒亦泡涨发大，浮于缸口处的豆块儿拥挤不堪，好像所有豆颗粒都张着嘴儿，急待吸足这高原天地间的灵气，丰富和充盈自己，为山岭的人们储蓄足够的营养。
大概六点的光景，姥姥梳洗完毕，把黑发规范地绾成髻子固定于脑后，踮着小脚，来到院子里太阳下的酱缸边，打开封口布，开始给着急了的酱们打耙。这打酱的耙子，是一块半掌大小，两头宽，中间窄的桦木板(不能用松树板，松脂味破坏酱香)，在板中间掏个眼儿，安插一根匀称米长的柞木杆(防腐不烂，不往缸里掉木屑，别的木杆易腐)，即成了专用工具——酱耙子。打耙，这事儿看是简单，确是极有讲究的，首先要有固定的人来做这事，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德高望重，是打耙人的首要条件，据说这样的人打耙出来的酱均匀黏稠，色泽油润，味道绵长。而性急的人打耙的酱——苦涩，疲沓的人打耙的酱——味中生臭，多人打耙的酱味儿嘈杂。姥姥打耙的时候，极为端庄、郑重，高挽衣袖，数遍净手后，先用湿毛巾把酱耙上的浮尘擦净，才开始打耙，耙子从缸底往上捣着，上面土灰色的酱被赶走，下面发了一宿的酱被翻到上面，颜色渐变为新鲜的金黄色，随着姥姥的酱耙子画着椭圆型的弧线上下搅动时，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升起来，伴着每天的打耙节奏，这股豆香味儿在逐日变浓变烈……姥姥打耙，每次要持续十五分钟左右，这套程序在太阳落山后，晚霞满天时，还要认认真真地重复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是个踏踏实实的农妇。在我记忆里，朝霞中打耙的外祖母脸颊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俨然一个如诗如画的新媳妇。
富足、奢华的享受如过眼烟云，二十年后再悟得，那曾经的荣耀，恰似雨后为太阳驱散的厚云彩儿，雨前惊心动魄，迷幻万千，如诗如画。滂沱雨后，我们再难忆起此前多姿、旖旎的云影了。那些凭现代影像器材留住的当年盛况，是表面化的，而非心之记忆，驻留于精神深层的东西，经岁月陶冶、提炼后，可滋润我们的心灵，激活我们的人生，值得我们珍藏。
20世纪60年代中叶，大兴安岭人的生活极度困难，常有大半年吃不上蔬菜的时候。每年三月下旬到五月下旬这个时段是枯菜期，冬储的大白菜、大头菜基本吃完了，院子中堆放的冻卜留克吃没了，室外室内地窖储存的土豆也所剩不多了。这时，干白菜叶、干大萝卜条，成了我家的桌上主菜，姥姥把它们煮烂，再用凉水拔过，在烧热的大铁锅里放少许的油盐和葱花，这样炒出来的干菜尽管土腥味儿少些，但嚼着如食干草，连续吃上半个月，它们在嘴里似乎变成了食之无味的干牛皮，我实在咽不下去了，苦脸呆坐桌边。姥姥眯着月眼看我，像突然想起一件天大的事，神秘地对我说，吃不下了?看姥姥的新酱是不是能吃了，蘸酱就能吃下了。很快，姥姥用小瓷碗盛来半碗酱，放在我眼前说，还没发好，要再等十天半月，一定会好吃!我夹一箸干菜叶儿，蘸点土灰颜色的新酱，放进嘴里，奇啦，土腥味儿瞬间不见了，满口萦绕的豆香味儿，一下便直入心底，我的眼前似乎哗地打开一扇窗子，我的腹腔里似乎一下子长了几百张嘴，我食欲大振，蘸着姥姥的新酱，把桌上的干菜和苞米窝窝头，一股脑地咽下去，几乎风扫残云!
五月中旬，山岭上埋下的蔬菜种子尚在黑土中萌芽儿，山野里的婆婆丁、曲麻菜、小根蒜、车轱辘菜、马舌菜飞快长大，被大人孩子采回家，洗净后成了我们的桌上餐，这些多有苦涩的野菜，是那个年代岭上人必吃的菜肴，而且是生吃，如单把它们塞进嘴里，苦不堪言，更难以咽下……当我们蘸着姥姥酿造的香味儿十足的、金灿灿的大酱、盘酱吃时，这道山间野菜的性质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它们顷刻间变成了天下最香的美食，用现在城里人的时尚说法，是最纯粹的绿色食品了。姥姥看我蘸酱吃饭，露出一副虎狼相，小肚子已圆鼓鼓，嘴里还狂嚼着大饼子，爱怜地喊，贪吃的小子，慢点，别撑着啊!
如今，姥姥已经长眠辽西故土十四载了，算起来我已经二十年不曾吃到她做的大酱、盘酱了，城里超市的酱种多多，五花八门，老妈辣酱、香其干酱、双茸农家酱、黄金酱等多得让我眼花缭乱，因有食酱习惯，我吃过这很多种酱，然而就是没有姥姥当年亲手酿造的大酱、盘酱的独特香味儿。按理说，酿酱的工艺在发展，酱该越来越好吃啊，可我却未感到。我深思多日，终于悟得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大兴安岭致纯的水质和空气，内蒙古高原炽烈的太阳，是姥姥酿酱香的第一因素，姥姥精心投入的感情和技术，加上那个特殊贫饥的年代，故而姥姥的酱，一直香在我的心里。斯人已去，斯岭已远，我再也吃不到姥姥的酱了。但我坚信，姥姥和她酿造的香酱，早已化作我的精神营养，注入我的肉体，融入我的血液，变作亲情和活力，仍在我的生命中激荡着……
蒙高丽雅新娘
三十年前，父亲对我的终身大事，只提了一个要求，找个蒙古族姑娘做媳妇。
婚姻是一种缘分。这句话在我和妻子的身上得到了奇妙的验证，纵观十八年的婚姻生活，我确信了这点，世界这么大，偏偏我们都是大兴安岭长大的孩子，十多年后我们又同在一个煤矿的中学读书，虽然那时不曾相识，中学毕业下乡却又下到同一个农场，后来成了一家人，全在于“缘”上。
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家先后从大兴安岭搬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大雁煤矿，两家相距不足一公里，彼此却没有见过面。等我的几个要好的朋友开始注意周围姑娘的时候，一天，我家的邻居计大伯乐呵呵地对我父母说：“向华饭店，有个蒙古姑娘，可漂亮啦，给你家小子说说……”老汉说这话，也是有个前因的，他的儿子小安是我的中学同学，二十好几了也正在找对象，小安看上了这个蒙古族姑娘，但是背地里一打听，人家姑娘的父母要为女儿找个同民族小伙子，老汉知道儿子“硬件”不达标，也知道我家是蒙古族，于是就有了前面的话。那时，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我刚在煤矿参加工作，而且是一名生活在最底层、日夜奔波于千米地下的矿工，而那个姑娘当时可谓小城的“公主”，父亲是地方政府党委书记，家里有名气有地位，本人也长得俊俏可人，这是所有见了她的人背后窃窃私语的话，加之她有个很体面的工作——饭店的收银员。这样悬殊的对应条件，可想我们离缘还有一段值得追索的距离。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去那个饭店参加朋友的宴会，隔着玻璃窗见到了她，她的确如人所言：漂亮，皮肤白皙得几近透明。见了这张脸，我的心里幻化出抚摸婴儿白嫩脸蛋儿的感觉，大而黑的眼睛像澄静的深湖，悄悄注视这双眼睛，似乎感觉到那里一汪明净的泉水即刻会涌出来。那年她刚好二十岁，我二十二岁，这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我的父母考虑两家地位悬殊，差距过大，他们没有过多地提及此事。
命运的驱使和安排，或喜或忧，或喜忧参半，常常使人猝不及防。1977年我高考失败后，在呼伦贝尔草原一个小农场下乡不足一年，又一头扎到矿井下当了矿工，这段四年多的人生旅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生命时时受到威胁，越是这样我越发强烈地感到精神生活的极度饥渴，感到精神世界需求的惨烈，在为谋生拼命的同时，我没时间抱怨，从矿井下爬上来，洗去全身煤尘，发疯一般地到处找书读买书读。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额尔德尼的家，就曾经是我的不算小的精神家园，他们夫妇是达斡尔族(被称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勤勉聪慧，为人友善，他们酷爱读书藏书，家里的两个大书架，这在当时的小城算是“首富”，我在额老师家里享有“特权”，那书架下面的藏书柜惟独对我开放，装在柜子里的这些书，珍贵少见，当时多是禁书，如莎士比亚《温莎堡的风流娘们》，卢梭的《忏悔录》，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我每读完一本书，额老师都要和我交流一番，他宽大亮堂的额头内承载着无尽的知识、文学，还有他漂亮的板书和潇洒的毛笔字，他的魅力把我如磁铁般吸引过去，我似乎丢了魂儿，在他身边我享受到了精神的极大满足，我们的话题从未离开过文学和人生。
一天，额老师突然一扫往日的平静，一脸严肃地对我道：“单老师(额的爱人)对你评价不错，有个蒙族姑娘，叫巴拉，她想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个名字让我有种触电的感觉，当时的我大概未藏住“真相”，脸上滚烫，心里咚咚直跳，但还是认真地点了头。这件事给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负担，原来我是每天晚上必去老师家的，现在为了显示我不着急，改三天才去一趟，但闲在家里的两个晚上却难熬了，读书难进，坐卧难安，去老师家又不敢问此事，敷衍几句便逃也似的躲回家了，浮动的心直到午夜亦不能平静。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两周，终于有一天单老师抱憾地告诉我：另一个蒙族小伙子先入了姑娘的家门，条件也比我好，一米八的大个儿，爸爸还是个当官的，可谓门当户对。似乎在冬夜刚刚跑完了一万米，出了一身大汗，我渐渐平静了，爱是不能单方进行的，只有耐心等待。
在大地之下，我是矿工，我艰难地跋涉着，体验着意大利大诗人但丁抒写的走过地狱、炼狱的苦难历程：
当我们到达黑暗的井底 ，
站在比巨人脚下还要低的地方，
我仍在仰望上面的高墙 ，
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走路要当心呀!”
这几句诗表达的人生苦难境界，让我在黑土草原之下整整磨砺了四年半。直到1982年我才拼出一个读大学的机会，我们的学校就在草原的小城里，二十几个同学面对着电视和录音机开始了学习生活，听张志公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听刘锡庆先生的写作基础课，听陈敦先生的外国文学课……这个时期，我仍去额老师家找书读，读《一生》《仲夏梦之夜》《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查密莉雅》等等，我读得如痴如醉，这些书里最能让我动情的就是主人公的爱情，大师们把姑娘和女人们描写得美丽善良，但爱情上却常常最为不幸，约娜痴情于连，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欺骗，阿克西尼娅着魔一般爱着葛利高里，他却用皮鞭把她抽打得遍体鳞伤，苦辣酸甜的爱情，荡气回肠的爱情，让我激动，让我落泪，我越发羡慕爱情。半年之后，我的同学高玉斌一天突然对我说：“我爱人同事有个姐姐，是个蒙族，在政府妇联工作，你嫂子想给你介绍介绍，据说姑娘长得挺好，她叫……巴……拉……”我一听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头脑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希冀感，怎么总是她，两年来总有人向我提到她，而每次都是要见面了，却又节外生枝，我有点望星星，向往看到它真面目的渴求，我心里暗暗说，不管你是沉鱼落雁，还是金枝玉叶，我非一睹你庐山真面目不可!于是，我对同学说，不要打草惊蛇，你陪我先去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找借口到政府妇联调研，敲开门进屋，只见一个穿红夹克衫的姑娘，坐在桌边低头看报，还未等我反应过来看清她的面目，她迅速拿起报纸，把脸儿整个挡住了，我们在办公室坐了大约五分钟，这张报纸始终没有从脸上撤下来，我的同学故意找话，问人家的主任来了没有，报纸那边说出去办事了，就再无话了。屋里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钟在“哒哒”地走着，我感到压抑，再也坐不住，给同学使了个眼色，逃也般的退出来，直到我们关上门的最后一眼，我看到那张报纸还挡在她的脸上，这次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张报纸。我感到很沮丧，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又想这姑娘真够机灵的，反应像只飞奔的梅花鹿一般快。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充满神秘和诱惑，想到这儿，我忍不住也笑了，虽然未看到她的脸，可人家的举动却反映她当时的态度：拒绝。
为何连让我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当时我极其迷惑不解，在不大的小城里，我们两家的交往是有些的，在当地蒙古族老乡中我们的父亲见面机会不少，他们都是颇受人尊敬的，又对各自家庭情况有基本了解，我父亲在当地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朋友圈子里的厚诚、睿智的人格是有较好影响的，我在小城蒙族青年中是站在前排者，上中学时就有点小名气，一直当班长，又是校团委文艺委员，在同学们中人气很旺，既能写能唱，又拉得一手好二胡，又是学校春季运动会连年长跑的冠军，在矿井下出苦力的四年，业余时间给矿广播站写新闻稿，故小城知道我名字的人为数不少。由此我对她及其家人对此事的淡化有些不解，甚至有点愤然。后来又有一两个朋友曾主动为我们“搭桥”，均被她和她的家人挡住了，她一直保持着不解释的沉默。我想起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诗，心里慢慢平静下来，又一头钻进了书本中。
后来，我们真成为一家人时，妻子曾告诉我其中的“奥秘”，对朋友、亲属的提亲她反应很明显，为何几次提到的人都是这个人呢?她说这是她的第一感觉，似乎觉得自己跟这个人可能要有点故事。她母亲去世不久，又有人提到这个人，她很认真地去征求老姨的意见，想不到老姨夫给她泼冷水说：这个人聪明是真的，但将来很难把握，再说他的个子也矮了点。就是这两句话，在当时犹如重磅炸弹，对一个人生经历深刻的人都可能产生影响，何况面前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姑娘，外甥女听了姨夫的话，而他曾经是那个小伙子的中学语文老师。姑娘笑了笑，果断拒绝了几次向她招手的爱。
时光飞逝着，青春健步走向高潮，我的爱情仍未来到。
内蒙古高原的夜晚，头顶的月亮又圆又大，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眺望窗外那轮清冷的月亮。
1983年，呼伦贝尔草原的秋天像个早衰的母亲 ，9月刚过，原野已一片灰黄。直到次年的深冬，我的情感、精神都处在极端孤苦和惨淡的状态中。那些日子，每到晚上我就怕见到月亮，它时缺时圆，它给我的印象总是冷冷的，越是想避开它，它就悄然映入我的眼帘。那时父母远调到长春工作，弟弟妹妹们都在远方上大学，成了孤家寡人的我，仍在高原的小城苦读着。
如果把一个人拥有不受干扰的独处视为幸福的话，那么一个年轻人选择爱情应被视为大自然赐予的天地良缘。我在那个淡化自我的时段里，遭遇了两次爱情的碰撞，迸出的不是爱的火花，却是刻骨铭心的苦涩。第一次是那个飘雪的冬日，我偶然发现同在一校读英语专业的，曾是我中学同学的女生，在一方红围巾下包裹的那张脸，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妩媚，我们联系时间不长，她便处在身为更夫父亲的喝骂之下，那个山东老汉的理由是：他的女儿不能找蒙古族人，必须找个山东老乡!她不敢有伤老父，处在极端痛苦中，我主动予以她解脱了;第二次是一个暗中关注我许久的姑娘，她托父亲的朋友为我们做介绍人，此人曾是我在煤矿工作时非常厌烦的师傅，他除了喝酒打老婆，再没有别的营生可做，徒弟们都请他喝酒，唯我是不曾请他喝酒的徒弟，他因我未请他喝一顿酒生气，两年过去了他对我的气仍未消去!加之这姑娘的父亲已不在世，可以想到她去托他，他一拖就是一年半，后来她勇敢地找到了我的宿舍，那时我刚好同另一个姑娘(我的爱人)相处一周，我向她如实陈述，她泪眼潸潸地问：你真的爱她吗?我无法用话语回答她，但我相信自己心里的真实感觉，只轻轻点了一下头，她便泪流滂沱了……这些中间“环节”是我听了这姑娘的述说才知道的，这是后话了。还是回到我要说的这个人上来吧。
我在爱情的荒原上，疲惫地奔跑着，属于自己的坐标仍在一片茫然中。还有大半年我便大学毕业，尤其是最后半年伴随我的主要两件事，写好毕业论文，找到爱情之箭的着陆点。周围的朋友、同学走马灯似的为我牵“红线”，既是我的光屁股娃娃时代的同学，又是铁哥们儿的宝昌冬梅夫妇，甚至给一个正在两千公里外读大学的女同学写了数封信，那姑娘真的千里迢迢赶来见我，当送走女孩儿宝昌得知我对她没那种感觉时，此兄把我一顿痛骂，搞得我如偷鸡贼被捉般难堪，心里灰灰的，苦苦的，涩涩的。他气头上怒吼了一句话：你是谁?你在等谁!?这句话引起我的思考和自问，是啊，我到底在等谁呢……我回答不出。
1985年呼伦贝尔草原的春天像个性格急躁的新娘，刚过三月中旬，我们高原小城人还没有脱去皮毛冬装，高天的太阳就把原野的雪地抚摸得春水四溢了。3月29日，一个永生值得记住的日子，昨天还干嚎的大风这天忽然住嘴了，高原苍蓝的天幕上，那明晃晃的太阳也一下变得温柔了。这天，我的同学、好友阎长虹王建华夫妇为我们搭起一道巨型彩虹，我在他们引导下，走进了四年前就萦绕我梦中的姑娘的家。那天，她穿得极普通，一双春水流芳的大眼睛，一件耦合色的毛外衣，一下就摄住了我，让我有了茅塞顿开，有了魂魄不知真似梦的疑惑。看着坐在对面的这个姑娘，我感到喧嚣的世界在一瞬间平静了，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感觉……一个半月后，北下的暖风刮过呼伦贝尔，躲藏在大地下的春意催出了草原的淡绿，5月中旬小城人迎来了土豆的播种季节，我们集聚在红胡子沟峡谷被犁过的黑土草原上，抢播着土豆，数百条一里多长的地垄沟，每条都要码上1500余个土豆种。油黑的土地，饥渴地张着嘴，丰饶的土地，急待人们的梳理，从弥漫着泥土味儿的黑土中，我们感觉到了大地、草原的深呼吸。我看到所有的人们都被迷醉了，人们跟着小拖拉机拉的犁铧奔跑着，土豆种子从人们的手中雨点般投向垄沟，小伙子们狂呼欢笑着，姑娘们踩着垄硌子唱着歌儿，高原迟来的春天在峡谷中回荡着。在人群中，我的眼睛始终集中在那个唯一穿红衣服的，扎着白纱巾的姑娘，她不张扬，不尖刻，不大声说笑，动作稳稳当当，仪态大大方方，那双眼睛总是静静凝视这个世界。
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上山冈，眺望刚刚萌绿的草原，在一个避风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野杏树，粉红色的杏花正怒放着，沿着山坡望去，那里是一片杏花的海洋，争奇斗妍，热情洋溢，把旷野的草原一下变得生机勃然……身边的姑娘突然喊：晓雷，快看——野杏花开啦!这一声呼喊回荡在天地间，直入灵魂，我感到全身燥热，默默难言，双眼满浸泪水，望着茫茫的草原，起伏的山冈，我想起了英国诗人彭斯的吟唱：
我的心呀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的心呀在高原，追逐着麋鹿。
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
我的心呀在高原，不管我上哪里……
我看到了山冈下一条亮晶晶的小溪正欢腾地流淌着，猛然悟到：二十六岁的我，拥有了属于我们的爱情，她来的正是时候。我拉着我的蒙古族姑娘的手，向杏花开放的山冈走去……
卜留克高原
近日，读巴金先生的散文《黑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何艺术家们对东北流油的黑土高原发声不强烈，甚至于集体失语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将军作家李存葆先生以审视历史为“经”、以直面现实为“纬”，写了篇以我的故乡内蒙古东部黑土高原为人文底蕴的“大散文”《呼伦贝尔记忆》，这篇非凡力作让我眼前大亮!将军描述的发源于大兴安岭古代鲜卑人的悲欢离合、爱恨交加、历史变迁等诸多故事，让当今世人知晓了黑土高原先民们的昨日足迹，让我对黑土高原上生活的先祖们有了崭新的认知。
今年6月23日这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在大兴安岭深处根河市金河镇“冷极第一村”吃晚饭，我因临时跑到一位老退伍军人家采访而耽搁了吃饭，当我赶到餐厅时，桌上饭菜已食酒过半，人们情绪高涨，大声喧哗着，呼伦贝尔市文联主席、女作家艾平指着桌上一个炒菜，对我大声招呼：晓雷，快坐下，这是炒卜留克丝啊!
在这“纷乱”的环境中，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她的这句话，也不知道她为何特意提示我的真正用意，然而这句话对我来说，不仅具有尝鲜的味道，关键是她道出了我一个特殊时期的生活秘密，我为此心头阵阵发热……我联想到我故乡的黑土地，联想到许多黑土高原的往事。
当年，我走出大兴安岭的深山时才十二岁，尽管自己降生在黑土丰厚的大岭深处，却对自己尚未悟化的土地没有感知，一切都司空见惯，那个时代孩子的童年清贫、简单、快乐，甚至有点傻里傻气，那时好像我们对世界的感受皆在玩和吃上，每天能吃到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干什么更重要。
说起这“卜留克”的由来，在呼伦贝尔的草原和山川间，有个流传了近百年的传奇故事：
20世纪初，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和老沙皇的旧势力白军打响了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战争，烽烟席卷了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尤其远东地区许多村庄在双方的“拉锯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一个冰雪尚未融化的初春傍晚，中年农夫康斯坦丁·尤里领着全家六口人逃离家园，他赶着一辆四轮马车匆忙逃亡，马车上载着妻子薇拉和一男三女四个孩子，最大的哥哥九岁，最小的妹妹才两岁，车上除有够五天用的饮水和面包外，细心的尤里竟然在忙乱中没忘记带上少量的农具和两包种子，一包是向日葵籽，另一包就是卜留克籽。
尤里一家的马车避开大路，先在乡间小路行进，又在草地林间穿行，急迫紧张，疾命奔逃，日夜不停，这辆双驾马车和一家人只在人困马乏时，才躲进沿途的森林中休息。他们就这样一连走了三天四夜，穿过茫茫草原，跨越涅尔斯琴克山脉，沿着乌鲁利云圭河谷一直向东奔行，终于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他们跨过了冰雪覆盖的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在离得尔布尔河很近的一个山谷盆地里安下了家。这里地势平坦，林茂草丰、避风临水、依山而居，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尤里望着这静静的山谷，心中洋溢着一定要生活下去的渴望和激情，他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和家人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骄阳灼照的七月，大地生机无限，当地人看见尤里家的四周开遍了金灿灿的向日葵，人们还发现尤里家门前新开的黑土地上长出了一大片绿绿的叶子，地垄上那像馒头大小的东西，俏皮地张望着原野，它们那副静待收获的样子很让邻人感到好奇。
邻人遂忍不住问尤里：这是什么东西?吃的吗?
尤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卜——留——克——吃的。
说完，拔下一棵卜留克，拧掉缨子，用刀子切下一块，先放到自己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又弄一块递给邻人，还用手不停地对邻人比划着说：吃，吃!
邻人疑惑地嚼着卜留克块儿，脸上的表情急速变化，由迟疑到欣赏，到溢出笑容，还学着尤里的腔调连连说：甜，好吃，卜——留——克!
尤里大笑着再次教邻人：对，卜——留——克!
这“卜——留——克，卜留克”的认同声，此起彼伏，很快就从尤里家的小院里传出来，当地人都知道了这个由俄罗斯人带到呼伦贝尔来的高寒蔬菜物种，它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可以当水果吃当粮食吃!这名字发声音节连贯，说起来响亮流畅，极其好记，就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大岭人就跟着人家俄国老大哥们一顺地叫“卜留克”了。
卜留克，是我的故乡独特的高寒蔬菜，它适合在东经115度—126度和北纬47度—53度的黑土高寒区、山地高原区速长成活。它生长周期最短两个半月，最长三个月，就能长成大碗那么大，重量一二斤平平常常，在低坡肥沃的河谷地带，它能长到茶盘那么大，重量可达二三斤!
大兴安岭的黑土地肥沃，从卜留克种子落地的五月，到完全长成只需三个月。卜留克种子形似芝麻粒，个儿比芝麻粒大不了些许。它们在湿润的黑土下，饱纳营养、日夜暴长，七八天，碧绿的幼苗就破土而出，其茁壮鲜绿的身姿，就像阳光下的青蛙，连蹦带跳，展示着超凡的强势。在人们还未来得及注意它的小半个月里，它圆润如扇面的叶子就“扑楞”开来，把油黑的地垄给遮住了。在人们不十分注意它的月余里，它叶子下面的果实悄然长成拳头大小了，只有当山风刮过，掀起它绿叶裙裾的下摆，阳光照在一半露于地表，另一半深扎黑土地的卜留克上，人们才能看见这一片片、一垄垄圆圆的鹅黄色的卜留克，看上去它们很像一排排列队出操的活泼少年，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遇上风调雨顺，当地人到七月中下旬就可以吃上中碗儿大小的卜留克了，把它们洗净，切成细丝，加盐加酱油加醋加味精，生拌一大碗端上饭桌，这时满屋都飘散着卜留克独特的香味，大岭人饭桌上的枯燥气息皆被它驱散了，即使面对清贫的日子，人们坚持过下去的劲头也会随之增加许多。
我刚出生不足一个月，就赶上20世纪60年那场大饥荒。母亲说，当年怀我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可咱们这儿的黑土地最有劲儿，除山里的各种野菜外，只要是不怕高原寒冷的种子，把它们埋在黑土地里，再遇上好雨和阳光，不过月余就可以吃上小葱、小白菜、水萝卜了，可这些东西不能代替主食，那时咱们家孩子多，主食靠那点供应粮做的大馇子、窝窝头、高粱米总不够吃，我和你爸爸每年都要在大河边种两三片地，就种咱那儿最高产的东西，最多的是土豆，最实惠的是卜留克，这两样东西长得快，收获多，还禁吃，咱家就是靠着吃这两样东西，才度过了大兴安岭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兴安岭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大雪封山之后，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珍贵如金子般的粮食到边远偏僻的大兴安岭林区就寥寥无几了。那时我们大岭人家几乎每家屋内的地窖中都贮满个头儿大大的土豆 ，与其相伴的就是卜留克。在大冬天里，岭上根本见不到新鲜的蔬菜，孩子们对水果的向往皆变成了美丽梦幻，但我们渴望吃水果的心却从不气馁，于是我们找到了“借代物”——即把卜留克切成片儿，当成水果生吃，我们口中一边嚼着嘎嘎作响的卜留克，一边想象着它们是鸭梨、苹果，甚至是甜杏、鲜桃……这就解了我们的馋。特别在寒冷腊月的夜晚，在电灯下切开的卜留克金光闪闪，看着它总让人想到高原夜晚头顶上那轮温暖、宁静的月亮，咬一口又脆又甜，细细咀嚼着，山里孩子的心中洋溢着满足，似乎缓慢的生活中再没有忧愁了。
到深冬时节，卜留克没有土豆那么幸运，屋内的地窖多存储土豆，它们大多数不能入窖，没办法只好把它们堆放在院子里，用草袋子盖上。大雪飘来，卜留克堆儿盖着厚厚的雪，它们冻硬冻实，如河里的鹅卵石，从远处看卜留克堆儿很像一座碉堡，人们坚信，只要它屹立在那里，冬天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吃卜留克时，我们要预先把它们拿到厨房化冻，再洗净泥土放在大铁锅里烀熟，然后切成片儿装在大盆里端上桌，顶着热腾腾的气焰，全家人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就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任务似的，极其开心。
那特殊的年代，土豆和卜留克是大兴安岭人维系生命的重量级食物，它们常常在同一锅里被烀熟，土豆被一切两瓣儿，雪白雪白的，看上去银闪闪的，卜留克多被切成厚片儿，橘黄橘黄的，看上去金灿灿的，它们散发着缭绕蒸腾的热气，装在盆子里或盘子里被端上我们的饭桌时，此刻每户木刻楞小房子里的男女老少，皆忘记了寒冷严冬的存在，好像窗子上的霜花也在为这小屋子的温馨含笑绽放。
这时的屋外，正呼啸着寒风、飘着大烟炮儿雪，我们这些山里孩子一手抓着土豆，一手抓着卜留克，就着大葱，蘸着香喷喷的大酱，吃得满头冒汗，一会儿个个肚子溜圆，嘴巴上还粘着残留的大酱。吃饱了不饿的孩子们突发奇想，称：土豆是我们的太阳，卜留克是我们的月亮……孩子们见面就问：吃饭了吗?对方答：吃了——月亮!
当我们胃里塞满的卜留克给全身以热量的时候，孩子们心里就早想着外面的冰雪世界了。滑冰、溜爬犁是万万不能饿着肚子的，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身子单薄，之所以能抵挡零下四十余度的严寒，就是卜留克发出的巨大热量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卜留克让我们战胜了饥饿、严冬，我们的童年因此而独特精彩。
那时，我是个躁动不安、极其淘气的孩子。
一个夏末的傍晚，姥姥忙忙碌碌地为全家准备晚饭，我听邻家的石头哥哥说烧卜留克好吃，就趁她不注意，偷偷把一个卜留克投进炉灶里。我求吃心切，就不断地用炉钩子翻动它，盼它快点熟，结果把姥姥的炉子捅涝了火，让她贴了一锅的玉米面大饼子全溜了锅，变成了一锅糨糊的玉米面粥!姥姥气极了，挥着锅铲子对我喝道：你个小现世宝(内蒙方言，小鬼的意思)，你淘得没了边沿儿!说完踮着小脚，气冲冲走来欲揍我一巴掌，我像一只惹了祸的小猫儿，灵巧地躲闪着姥姥，尽管这样，我还没忘了从炉灶里掏出尚未烧熟的卜留克，一边跑一边啃，姥姥见我手里捧着烧得黑黢黢的卜留克，嘴角和脸上粘的炉灰把我弄得像唱京戏的“花脸” ，这副狼狈相，把姥姥逗乐了，她喝道：这孩子，卜留克有这样吃的吗?看你那魂儿画的脸，像个小鬼儿，快给我洗洗去!
快要吃晚饭的时候，我见姥姥脸上平日般亲切慈祥了，才敢坐桌边准备吃饭，可心里仍嘭嘭直跳，眼睛总看姥姥，担心她把我干的坏事告诉爸爸妈妈。
我刚坐在炕边，姥姥就把一大盘冒着热气的切成厚片儿的熟卜留克端上饭桌，接着又把一小盘卜留克放在我面前，我仔细看，一共四片，是用豆油煎过的，表面一层金黄色的嘎吱儿，像在卜留克片平面上画了几朵金光闪闪的玫瑰，这油汪汪的东西散发的香味儿，弄得我直咽口水，这是姥姥为给我“压惊”特意做的“专供美食”，我早已馋得等不及了，忙伸手去拿，被姥姥一巴掌打在手上：热啊，烫着你——我愣愣地住手，滑稽相把全家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这时，姥姥又端上了一道菜：辣椒油、酱油生拌卜留克丝。
姥姥把黄澄澄的卜留克，切得像粉丝一样细，一样均匀，这也是一道全家人最喜欢的美味佳肴，这盘生拌卜留克丝儿，弥漫着大岭菜肴的特殊香味，我看到全家人的眼睛都亮闪闪的，像夜里的星星在小屋子里聚会!
这个晚上，我们家好像开了个卜留克全餐“宴会”，记得爸爸宽宽的额头上的皱纹散开了，妈妈的脸颊挂满喜悦。姥姥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儿，说：傻小子还愣着干啥?吃啊!我们四兄妹像听到了发令枪声，低头抓起卜留克，一阵风扫残云……
夜深了，我读着巴金先生笔下深藏情感的文字，慢慢进入他描绘的意境中，20世纪初，一个流落上海的俄罗斯游子，每每来到咖啡馆里，都会面对自己从故乡带来的一小袋黑土凝视、沉思，然后默默无声地垂泪……相同情景和境遇，让我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巧合，当年那个从俄罗斯流落到中国呼伦贝尔高原的农夫尤里，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崭新的种子——高寒蔬菜卜留克——因而尤里的命运与上海对着黑土垂泪的俄国同胞大不相同，这两个俄罗斯流亡者的命运证明了“勇敢地融入，无私地传承，不断地创造，就是再生”的人生道理。
在讲完几个人生命运的故事后，巴金先生在这篇散文的最后，动情地写道：“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
读到这里，我这个多年远离大兴安岭高原故乡的游子，鼻翼间即刻回荡起卜留克的清香，我的心为之湿润了，我的眼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