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人都来帮忙了，时隔三十多年，我们家又一次喜庆起来。这是弟弟和我娶媳妇之后，多年来，我们家再一次举办婚事。亲戚们也都来了，还有一些朋友们。
这样的事情，五年前，我是不会做的，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隔膜或者说耻辱感，那就是，我被离婚了。即便是再婚，也令我羞惭不已。在乡村的古老传统中，和婚姻之外的女人发生情感和关系的男人肯定是不着调的，也是令人极度厌恶和痛恨的。尽管时代变迁，如今的人们对离婚和结婚的现象见怪不怪，可对我来说，再次结婚，也是一种耻辱。再者说，前妻人品和各方面都不错，尤其对我父母的孝敬，曾使我无比感激，我从内心里也是爱她的。可五年前的初秋，她忽然闹事，坚持要和我分开，又逼着我去办离婚证。直到拿到离婚证时候，我还是笑着的，心里还想，这不过是她一时糊涂的决定，再过一年两年，她就会想通了，届时，再复婚也不迟。
可是我没想到，她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抑郁症严重，先后三次一个人住院治疗。
直到2018年年底，我才彻底放弃了前妻会回心转意的幻想。这时候，我才确信，一个人和另外一些人之间，确实是有缘分的。所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尽管说，这有些宿命和唯心的色彩，但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有些诡异和蹊跷的。此前，我一直把与自己恋爱到结婚十多年的妻子作为内心的亲人，甚至精神上的依靠，灵魂的皈依，可事实告诉我，夫妻之间很难成为亲人，大多是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
现实总是给理想响亮的耳光，而理想也总是给人希冀和追求。任何人的一生，大都是在这不断的挫败与沉沦，希望与梦想中持续的，直到临死之时，才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如此的虚妄，不真切，甚至有自我幻灭的悲哀与不过如此的释放感。由此，我也忽然明白，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不可太用力和太全部地投入，更不能把某个人和事物作为唯一和独有，一旦如此做了之后，其结果肯定是崩塌和溃散。
在此期间，我一直放不下一个执念，那就是，怕乡亲们知道我离婚之后，背后笑话说：“献平被他老婆甩了!”“他被离婚了，肯定是他的错。”如此等等，我觉得很没面子，其中的部分因素，也因为前妻在我老家有着孝顺、贤良的名声。再者，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忽然被离婚了，孩子也跟了妈妈，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南太行乡村，人都习惯说成：“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一个人滚蛋回来了，老婆也不要他了，孩子也不给他了。”诸如此类。在我之前，就有人如此，在我之后，也肯定会有人再有这类遭遇。因此，和前妻离婚之后，我一直没有给母亲讲，更没有跟老家任何人提过一句。其中，我三次回老家过春节，母亲问起妻儿，我都以孩子上学紧张，假期补课为由搪塞过去了。
可现在，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无所谓了。个人的日子是个人过的，好和坏，悲和喜，都和其他人无关。和现在的妻子确定结婚后，原本可以不在家乡再操办的，但我考虑到，妻子是人生第一次结婚，搞得热闹点，也算是一种宣告，更想让她在我们南太行乡村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和承认。
于是乎，2019年 “十一”期间，在岳父家办了婚礼之后，我们再回南太行乡村老家隆重待客，以此通知当地乡邻和附近的朋友。这一天，日光好得出奇，我心里的那些不安和羞耻感也荡然无存。客人先后来到，再加上帮忙的亲人，挤满了我们家的院子，一天热闹之后，一切又都复归常态。只是，我又一次结婚了。这真幸福又可耻。
这使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黄昏，梧桐叶子的庞大身躯不断轻飘飘地落下来，到达地面的时候，与已经发凉的泥土发出摩擦的沙沙声。我躺在少年的屋子里，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感受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苍凉与凄惶。前一天，村里刚有一个堂哥娶了媳妇，按照风俗，全村人当中，只要和他们家没有太大的矛盾和冲突，都要去帮忙。我也去了。堂哥仅仅年长我四岁，就已经娶了老婆，其他和我同龄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大部分也都定了亲或者已经把老婆迎娶进门了。可我，孑然一身不说，附近村里都没有一个适龄闺女愿意和我相处，更别说天长地久的婚配，生死相依了。
“这一辈子，我可能是光棍的命!”“娶老婆有什么好呢，麻烦，无聊，顾自己还得顾着她，还有孩子和她的爹娘。”那时候，我脑海里忽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两句话。前一句在脑子里如字幕般映现的时候，我鼻子忽然一酸，忽然想哭。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无可抑制的悲伤与绝望。那时候，我所处的环境，即我们南太行乡村，从小耳濡目染的，便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以及“养女嫁汉，穿衣吃饭”“养儿防老，子孙满堂”的传统思想。在性别的问题上，再差的闺女也有人娶走，我也亲眼看到邻村一个一见人就猛扑上去、屎尿都不能自理的疯闺女，也被人娶走了，第二年，还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还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女子，也被人欢欢喜喜地娶走了。而村子里起码有十多个手脚健全，头脑也不错的男人，四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个。
关于后一句话，我觉得有些自私，但这是自己比较穷，前途命运又很迷茫，毫无着落的原因。我自信我不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并且，我还有着为一切神圣和美好事物献身的精神。从十八岁开始，为了给我找个媳妇，父母和亲戚托遍了周边的熟人，熟人和亲戚也问了几家有适龄闺女的人家。人家一提起是我，便都拒绝了。以至于母亲常常叹息说我这辈子肯定是光棍一根的命。好在，一年后，我离开了故乡，去到了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尽管我已经当了兵，可在我们南太行乡村，还是没有任何一户人家的闺女愿意嫁给我。直到二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我才得以真正恋爱，对象就是我的前妻。再三年后，我们结婚，次年，又有了我们的大儿子杨锐。
沙漠的生活充满风沙，起初还充满贫穷，但越是贫穷，人越是有凝聚力。夫妻之间似乎也是如此。人在社会当中，首先是经济动物，其次才是道德的和思想的。随着儿子一年年长大，我也从中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尽管，吵架在所难免，但我一直恪守着当初对于前妻的诺言，无论何时，不会动她一根毫毛。对女人的暴力，我一向鄙夷。起初，我还是散漫性格，几次出远门，孩子还小，妻子为此受了不少委屈。对我父母家人，她也很好，每次回家，无论吃的穿的用的，从没有跟我父母和弟弟一家分过你我。2008年，我父亲突然检出胃癌，前妻百般伺候，给予了我父亲最大的安慰。在病床上，乡人问我父亲：“你这辈子没有女儿，后悔不?”父亲说：“后悔啥呢，有俺儿媳妇玉娟，比有十个闺女还强!”我相信这是父亲的真心话。与此同时，岳父也经常对人说，有我这个女婿，他也不觉得自己没有儿子怎么不好。还说有我这个女婿，比别人家有几个儿子还强!
亲人之间，是相互的信任，给予和体贴。而婚姻的本质是合作，具有长期性，也包含了临时性。这一点，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各方面稳定，儿子渐渐长大之后，我也四十岁出头了，妻子尽管小几岁，但也靠近了四十。在我的意识里，总是以为，这样的人生，尤其是婚姻家庭，一辈子大致就如此这般了。有可爱而有主见的儿子，有真心实意过日子、对我父母和兄弟一家都不错的妻子，我还能贪恋什么呢?我是一个没有多少理想高度的人，我满足于既有的一切和平凡的生活，感恩于上天的恩赐与多年来每一个人对我的关照和帮助。可人生的某些厄难和改变，是难以预料，甚至是无解的。因此，自从被离婚之后，我开始无端地相信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它们看不到，摸不着，虚无而又实在，看似无意或偶然，可总是充满玄机。
就像我和现在的妻子，在成都，认识了几年，我总是把她作为晚辈看待。我们还没认识的时候，一个西北的诗人朋友说，这是他的亲戚，让我能够照顾的话，多照顾。每次喊她一起吃饭，都是说些正话，没有任何的挑逗和非分之想。和她在一起，我完全没有想到，直到我们的儿子出生，我还觉得犹如梦中，极端得不真实。
2019年7月初，母亲生日之际，我和她一起回到老家，母亲和小姨都觉得她很好。母亲和小姨，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后的长辈了。她们姊妹俩，包括大姨和大舅、二舅还在人世时，她们五个人之间的感情就非常好，无论什么事情，兄弟姐妹都会站在一起，相互帮衬。直到现在，母亲和小姨两姐妹，只要三天不见的话，两人就开始找对方了，你去我家，或者我去你家。
这使我欣慰，而她们对我再次婚姻对象的满意，也给了我的信心，让我觉得，应当在老家待客，向村人宣示一下。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新夫人。待客之后，我们又出去溜达了一圈，没事的时候，我和妻子一起到房子背后的山坡上溜达，正是秋天，满山的板栗树叶子凋零，但也留下不少板栗，我们在树下捡了吃。坐在正在枯干的荒草上，南太行乡村的天空幽蓝而高远，不多的云彩在山顶之上如同诗歌一样流浪。山坡的隐秘之处，偶尔会跑出一只野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另一个隐蔽的地方。
夜里，风吹着落叶，在无人的庭院里响动着自然的声音;星辰很多，也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坐在明月照头的院子里，有一种古典的意境。黑暗处，苹果熟了，干在树枝上的大枣好像一个个的婴儿眼睛，黑黑的，在月光中，也透射着灵性。
我给妻子讲村子里的人和事，以前的，包括爷爷给我讲的那些鬼怪邪祟，僵尸妖精之类的，也说了村里的奇人异事。还有山中的物产，我幼年和少年时候在南太行乡村的种种生活情境……好玩的，悲伤的，快乐的，唏嘘的，等等，她也认真听，有时候还问我一些有关风俗的问题。
她也说，世界上啥事啥人都有，只有人的斑驳和复杂，才是人间的本质属性。我极其欣赏她这句话。允许人的复杂多样，甚至其行为的怪异和命运的乖舛，这才是正常的心态和我们熟悉的人间万象。
就像现在的我，多年之后，也肯定是另一些人嘴里的故事了，包括周边的其他人，唯一不变的，只是这山川草木，这一代代衍传的人世间，以及他们在我们之后，以自身生命赓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灵魂的胎衣
远得像是一个旧朝的模糊的墨点，又近得如眼前世道的驳杂和汹涌。这大致就是离乡多年的人对于生身之地的感觉了。2020年4月初，我的第二个儿子在成都出生。在病房照顾妻子的时候，母婴师指着放在病床地上的一只厚塑料袋说：“这是胎盘，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要找个地方埋掉的。”我惊诧，看了看那只厚塑料袋子，但没有打开。母婴师又说：“一般来说，埋得地方好，孩子就不哭不闹，埋的地方不好，孩子就不怎么好带的。”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想到。记得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医生和医院并没有把胎盘给我们。也或许给了，前岳母那时可能按照甘肃的风俗进行了处置。
当晚，我电话给母亲报喜。又添了一个孙子，她当然高兴。我们还用视频，给她看了新生的婴儿。事后，我再问母亲孩子的胎盘怎么办?母亲说：“要是以前，咱这里的人，都埋在屋里的灶火下面。不过，现在都是水泥地了，有的就埋在自家院子里。”我这才知道，婴儿的胎盘是要埋掉的。母亲还告诉我说：“谁家的孩子都一样。你看以前咱们这里出去多少年，村里都没了亲人的人还会回来。那些人也会说：‘俺咋个能不回来呢，这里埋着俺的胎衣呢。’”
这句话让我心有震动，宛若飓风，但很短暂。至此我才知道，一个人在母腹之中，是有胎盘的，婴儿的生成和成长，都是由胎盘所包裹和提供营养的。母亲一旦分娩，胎盘也跟着落地了。我想到自己从娘肚子里生出来之后，胎盘落地，大致也埋在了我家的某一处。由此再想，我也忽然明白，从老家出来这么多年了， 尽管我从心理上排斥那个深处山区的南太行村庄，但在情感上，它总是显得很亲切，无形中，好像有一个什么柔韧的东西，在我和它之间，若即若离，有时候觉得已经斩断了，可稍微一转身，又被它扯得心疼。
这大致就是出生地与外乡的区别吧。但“故乡，就是埋着我们胎衣的地方”这句话对于每个人来说，大致是没错的。仔细想想，我离开故乡也有近三十年的时光了，在这一期间，我也无数次回去，但都是住一段时间，然后就走了。这种短暂的停驻，一方面是重温和回忆，另一方面则是重新认识和判断。我总是记得，幼年时候，由于家境的贫寒，父亲兄弟姐妹少，在古老的、传统的，甚至至今还带有某种原始性的乡村生活，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就算是底层中的底层。在乡村，决定一家人兴衰荣辱的，一在于是否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或者是否与之有着血缘上的牵连，二在于人口，尤其是精壮劳力的多少。十八岁之前，我目睹了我的父母在乡村的种种磨难和屈辱，比如，村里下分田地和荒坡的时候，我们家总是被少分或者被其他强势人家赖掉。到我三十岁，因为我在外地，村里的矛盾，尤其针对我们家那点田地和荒坡，还有宅基地的纷争也没有间断过。我母亲和弟弟是其中最受欺负的，不是被这个乡亲骂了，就是被那个邻居打了。每次打电话给家里，我的心都是悬着并焦灼着的，要是遇到一次说家里没事，一切平安，我就会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也会因此高兴很多天。
乡村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复杂斑驳的世界，或者说是人类生存和生活图景的一隅或者一个侧面，其本质上与国别、族群之间的政治斗争有些类似，只是大与小、轻与重、多与少的区别，其中也有生死、谋算、屠戮、反抗、冤屈、暴力、邪恶等等，只不过，平民历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生死与具体苦难历来没有被记叙的惯例。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乐意对某些事物做全面的概括和评价，而对细微的、个体化的、局部性的、不影响大局的问题和现象称之为“个别现象”或者“局部情况”“无关大局的常态”等等，不予理睬和正视。而在我看来，人类所有的苦难和灾难都是个体化或者说由个体化而组成(汇合)的，并不能以偏概全地笼统代表与一二概之。
由此导致了我多年对那座村庄的深度厌弃与发自内心的鄙夷。离开之后，我最大的愿望是永远脱离。即使在某个列车或者飞机上与家乡人不期而遇，即使有纸笔，也不愿意让他们代我捎回家书，哪怕只言片语。可我还是要一次一次地回去，不是贺知章般的“乡音无改鬓毛衰”，而是鲁迅式的悲凉与复杂。中国农民是最精致的农耕的手艺人，同时也是极其隐忍且能够把自己很深地藏起来的生存主义者，更是精打细算、善于察言观色、瞄准对象献媚或者施虐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有时候淳朴得令人心疼，有时候愚昧得令人呼天抢地，他们在自我的群体里开展斗争，而且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几乎每次回去，我都会听到和看到一些事情，令人揪心，又无奈，叫人啼笑皆非，却又细思极恐。有一年，我带着大儿子锐锐回到老家，那时候他才六七岁的样子。有天中午，我正在睡觉，他一头汗水地跑回来大喊说：“老爸老爸，走走走，跟我走。”我急忙跟着他，沿着小路到下面的马路上。那里住着一户人家，开着一家小卖店，店主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愣子兼恶人。到跟前，我才知道，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去他店里买东西，店主居然怀疑人家偷了他的东西，二话不说，上去就把这寡妇踹倒在地，又狠狠地踢了几脚。我知道，这类的事情我不能插手，尽管那被打的妇女是我的表嫂。儿子则一脸不满地问我说：“老爸，你是解放军，你就是要主持正义的!怎么不管?”我无言以对，只能摸着他汗水津津的头顶，劝他和我一起回家。
这令我惭愧至今，总觉得对不起儿子的热诚之心，也感到庆幸。大儿子有乡村生活的经验或者说对乡村的某种具体的感受，他懂得了人生活的不容易，也知道同情和支持他人，尤其是弱者。作为一个男孩，这肯定是他最好的品行之一。现在，我们的小儿子出生，无意之中，我竟然遇到了一个老问题，即胎盘(胎衣)的处置问题。尽管我自小在乡村生活，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居然没有想到新生儿是有胎盘的。母亲还告诉我说：“这胎盘是一味药，治发疯之类的很有效。咱们这里，也有人找胎盘吃。”我听了，喉头鲠动，有一种强烈的呕吐的感觉。胎盘又叫紫河车，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儿孕胎中，脐系于母，胎系母脊，受母之荫，父精母血，相合而成。虽后天之形，实得先天之气，显然非他金石草木之类所比。其滋补之功极重，久服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延年益寿。”
我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把孩子的胎盘先冷冻起来，等回老家的时候带回去，然后再按照故乡的方式，把它埋在父母和我生身之地的某个角落。我甚至迷信地认为，尽管我们的老二可可，将来可能也不会在我的老家生活和成长，也或许，等到他长大之后，那些就都物是人非了。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在遥远的外乡，能够感受到某一种冥冥的呼唤和牵引，等他也老了的时候，能够不自觉地回到他父母亲的故乡。就像我和妻子这样，尽管我们都远离了自己的生身之地，但我们总是会在某些时候，想起自己的故乡，并且一次次地回到，哪怕是稍做片刻逗留，也总是有一种令人复杂的滋味，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声音，在内心回旋不息，轰鸣而响。
就像我，尽管离开多年，如果天下太平的话，这一辈子，我可能也就不回去了。我的孩子们，也只能在户籍上或者其他表格上，填写他的祖籍为“河北沙河”之类的字样，而他的真正的故乡，即南太行乡村，可能就会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尽管，在当下年代，人类的往来迁徙已经是常事，并且会持续性地发生居住地的“飘移”，可在我这一代人的内心和灵魂当中，故乡——确凿的地域所在，哪怕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可也只有那一片地方才是自己的真正的故乡，即埋下胎衣的“血脉的中转站”与灵魂的胎衣之地。
南太行的民间秘史
“张家洼有女，俗名月娥，从张姓。父泗水，母赵氏凤仙。其父祖代本村，其母不知所来。月娥年十七，高六尺。人皆异之。曰，百年不遇。其貌亦美哉。有嘴恶者曰：‘若入娼寮，必受众客幸。日入何止斗金?’月娥桃李花年，忽无疾而癫。数年自醒。其母凤仙与杨家坪凤喜亲言，嫁之于其子再兴。善终。”
这些文字，是在我们村后两公里远的马鬃山上，一个极其隐蔽的长石崖上发现的。看到之初，我就觉得，这好像一个隐约的，甚至带有飘渺色彩的秘史，尽管所记所述均为一地一村之人事，但其传达的文化意味，却与南太行山区先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信仰息息相关。这马鬃山，面积庞大，主峰海拔1806米，是我们南太行山川的制高点所在。悬崖众多，草木繁茂。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还热衷于在山里挖草药、摘果子、割黄荆、打酸枣和锯木头等，所谓靠山吃山，大致就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出外打工或者做小生意，安全不说，还赚得更多。马鬃山便开始寂寥、空旷起来，一旦没有了人的骚扰与各种采伐，那沟沟岔岔和岭岭坡坡，甚至悬崖峭壁上面，只要有土，就长满了各种植物，以至于成年人走进去，也很难找到人影。
发现那面长石崖及其上面的文字的，是一个放羊的人。大致从1997年开始，政府号召封山育林，再造绿色南太行，多数牛羊没有了，余下的几家，也都采取圈养的方式。马鬃山山高林密，草多又丰密，自然是养羊的好地方，有几户人家，就买了上百只的羊，雇请专人看护和喂养。发现摩崖石刻的那人，老家在山西左权县芹泉村，名叫赵海生。左权，在清朝时候名为辽县，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将军牺牲在麻田镇，更名为左权，当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族大业而献身的英雄。
这赵海生是一个光棍，四十多岁，驼背，大眼，长着罕见的八字胡，说起话来，一口的榆中腔。可能因为左权乃至其附近的和顺和昔阳、潞城等县市，以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沙河、武安、邢台、内丘等地，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为东胡、匈奴、金、契丹和辽、蒙古游牧民族出入中原，以及中央王朝进击游牧帝国的前沿和边关之故，这一带的人不仅血统混杂，且对牲畜有着非一般的感情，他们的放牧和畜养技能也仿佛是天生的。雇请赵海生给他们看护和喂养羊只的人家，是我们村有名的富户张正奇。据赵海生说，他每天和另外两个雇工一起到山上割草喂羊。虽然这山里草木众多，可也架不住上百只羊天长日久的咀嚼和倒嚼。羊圈近处的草基本上被割光了，只能往更深处走。有一次，他们在那条名叫葛条沟的地方割草的时候，他找地方解手，去了那长石崖下面，等他出恭完毕无意中抬头，就看到了那些刻在石崖上的字了。
关于我们南昱村民众的基本来源，《明史·食货志》有文字记载说：“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朱元璋)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民国时期沙河县县长王延升修撰的《沙河县志》言及我村时说：“县之西境毗连山西、河南(今河北武安市曾短暂隶属于河南管辖)，虽中隔邢台一村，然三省交错，荒山僻壤，最易薮奸。是以大岭、黄背、数道三口皆有关墙，昔人尝驻兵防守，滋沐圣化，覃敷小小革面，不必鳃鳃以伏蟒为虑。”
这也说明，我们的南昱村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也算是重要关口。其中提及的大岭、黄背和数道关现在仍有遗址残存，我小的时候，还爬上过黄背岩关一边的哨楼，也曾经在塌毁的明长城中翻过石头捉过蝎子。据村里老人说，多年前，黄背岩的关隘中，还留有一把宝剑并一面石碑，大致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人知道古物值钱之后，便被人拿走了，但可以确定，拥有此物的人，一定是本村的。
马鬃山摩崖石刻的落款为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黄帝纪年是壬申年桂月。桂月，即农历八月。由此推断，这摩崖石刻上记叙的人事，大抵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至同治十一年后，再无接续。所述之人事，也大致是这一时间段，或者在这一大地时空中存在过的人们，而且是极少数的，有个性或者人生故事比较蹊跷、耐人寻味，或者有趣的异人及其匪夷之事。关于我们南昱村人的来源，石刻上的文字说： “吾村诸氏住山西洪洞，自大明永乐年间奉诏迁内地古温州河南岸下解。而此处民稀地荒，平野之间无非蓬蒿萋萋、荆棘森森、一望漫漫、寒烟而已。吾始祖身居此村，房屋尽坏，存身危难，唯营穴而居。于是开荒野矣种五谷;辟荆棘矣植良木。数年之间，衣食继日，良木胜用。经营房屋，用以居身;造书舍以聘士儒。设教子孙，讲明人伦。”就此事，我询问过村里几位年已九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是村子硕果仅存的“村史村事活化石”，再没有比他们辈分更高的生者了，即使有些年纪比他们小的，也离开了人世。有一次，我请教现在已经常年卧炕不起的张福来爷爷，他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先他而去了，现在，因为年岁已高，虽没有什么大的病恙，但也无法下地行走，只能在炕上苦度余生了。
问及马鬃山长石崖上的石刻，张福来爷爷含含糊糊地说他知道这个事儿，他还去看过几次，无奈，自己不识字，只能说那些摩崖石刻是鬼画符。再后来，人进山少了，也没人愿意待在村里，更没有人关心村子里的任何事，至于自己祖宗的来处和源流，更没有人关心了。正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所说，这都啥年代了，人从哪儿来不管用，怎么活得好，挣钱多，才是正经事儿。
张福来爷爷还说，那个张月娥，娘家是南垴村的，他爹叫张泗水，娘是一个狐仙，起了个俗名叫赵凤仙。
村里一个普通男人的老婆，怎么可能是狐仙呢?
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关于狐仙、蛇精之类的妖精及其传说，村里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来，也一脸的不屑，斥之为封建迷信。我小的时候，倒是不断在爷爷奶奶嘴里听到过，虽然故事很是精彩，充满玄幻意味，但依照现在的眼光看，神仙、妖精、鬼怪、邪祟之类的，都是不足采信，甚至是怪力乱神的荒诞之说。但在一本正经的讲述者那里，那些荒诞不经的玄幻故事却是真实存在，且永远会存在下去。如我爷爷所说的村里具体人遭“鬼架”(即某人在某个时刻或者某一特殊地点，突然做出超常之事，醒来后自己又浑然不觉与无法解释的特殊际遇)，遇到狐仙(如在山中蓦然出现的陌生的，具有异能的人和其他灵异现象)，村里某个老人死后，突然诈尸的，建立在诸多目击者口中的惊悚事件以及横死者(如上吊、车祸、坠崖及其他方式的自杀，进而产生的，事发地人人皆知的怪异声响与事物异常等)。
张福来爷爷迷糊了一会儿，又醒来，睁着一双眼屎深重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家被烟火熏黑的屋梁。我试着又问他说：“福来爷，人的娘怎么能是狐仙呢?”
我们南昱村属于南太行山区，叫爷爷，一般只喊一个字，叫爹也是，只有叫叔、大爷和他们的兄弟的时候，才会加上他们在自家的排行，比如“二爷”“三大爷”“二叔”“大大娘”“四婶”等等。要是自己的亲爷爷亲奶奶，就必须省略名字，要是叫堂爷爷或者其他姓氏的爷爷奶奶，就要加上他的名字。听了我的问话，福来爷又喃喃说：“以前，狐仙可多了……那咋就不能是……狐仙唻?那个谁，咱村那个杨如意的娘，也是。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狐仙就全没有了……唉。”
如福来爷所说，那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南太行那一带，从前的年代里大致是真实发生过此类蹊跷与神异事情的。
我小的时候，我的亲爷爷杨元祥就给我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先前，我们杨家坪村当中，有一户人家住得比较远，在村子后面的水井边的一片草坪上，紧靠着马鬃山，每到夏季多雨时节，山坡会有松动的石头滚下来，但那户人家房背后，有一道凸起的小山包，正好可以阻挡滚石之祸。这家的男人为人实诚，同时也是一个猎人，常年在山上捕猎金雕、石鸡、狐狸、黄鼠狼和麝等为生。此外，他平时特别喜欢拉二胡，尤其晚上的时候。二胡一拉，山上的麝听到后，先是在远处听，但觉得不过瘾，慢慢地，就挪到了窗外。这时候，人根本不怎么费劲，就可以抓住麝。再还有，也是这家人的二儿子，长到十八九岁，出落得一表人才，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挑着水桶去井里担水，回到院子里，就对他娘说，俺去给蛇精当女婿了啊!说完，扑腾一声倒地，然后就死了。
就此，我也做过求证。这户人家的亲兄弟，也是我们村的，我也叫爷爷，但他的年龄却与我爷爷差了二十多岁。此人做过我们村的村主任，卸任后，在家没事做，尤其喜欢打麻将和扎金花。我十几岁时候，也和另外一个堂哥陪着他玩过几次扎金花。不赌钱，以香烟作为赌注。有一晚，我们三个一直玩到凌晨。他的“赌注”也被我们赢光了。小卖部又不开门。我和另外的那位堂哥便想了一招，即他再输了，便让他给我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便放过他。他觉得合算。如此，我和那位堂哥，也趁机就此事询问了他。他说，村人流传的那事是真的。
现在，他也去世多年了，可他们家的那座老房子还在原地矗立着，塌掉了屋顶的房子里长出来一棵巨大的核桃树，还有一些杂草。2000年以后，村人都安装了自来水管，不怎么到井里挑水了。那水井也日渐干涸，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水了。
我的亲爷爷杨元祥说，水井这东西也是怪，有人每天挑水，再旱的时节也不干涸，一旦没人去挑水，水井也就自己干掉了。就这一点，我也亲眼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大致是20世纪60年代初，这老太太也像村里其他没有儿子的人家一样，收留了外乡的一个讨饭的男孩子为义子。义子长大，老太太给他娶了媳妇。可母子两个因为性格原因合不来，经常吵架不说，还打架。老太太一气之下，就一个人搬荒山野岭里的旧房子去住了。她的房子在马鬃山的半山腰上，按道理该是没水的，可她房子旁边就有一口泉眼，不住地冒清水。奇怪的是，这老太太要是有事出门三四天，那泉水就彻底干涸了，一滴水也没有。
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这位老太太所在的地方打过几次柴。因为是森林，其中干枯的树和树枝很多，打柴很简单，最难的就是回来。有一次，中午时候，父亲带着我去她家找水喝。她很热情，人也开朗。可我一进门，就看到她的屋地上，赫然停放着一口涂了黑漆的大棺材，我吓了一跳，兔子一样跑出好远。惊慌站定，再回头，我才看到，这位老太太，尽管六十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的，长得也很结实。说话嗓门很大，震得门楣上的灰尘簌簌直落。
父亲一再给我说没事儿，可我还是不敢进屋。那老太太也笑着说，可把俺孩子吓坏了啊!这话说得很亲切，意思是把我也当她的孙子看待。她见我实在害怕，就指着外面的李子和苹果树说，小子，你要害怕的话，就去摘李子和苹果吃吧。奶奶不让别人吃，可你还是孩子，没事儿。再些年后，这位老太太被送到了养老院。可没有几个月，人说她在养老院老跟其他老头儿乱搞对象，就又把她送了回来。几年后，这位老太太不知何时也去世了，而且，死之前，就自己躺在了棺材里。现在，她住过的房子，也坍塌了，她和她的棺材也还在里面。
这位老太太名叫老随妮，具体姓氏谁也不清楚。
那个年代，相机不方便，也极少人有，手机更是奢侈品。村里的几个读过书的人，去马鬃山把文字全部抄了下来，但其中有些文字，由于年长日久，再加上风吹日晒，雨淋雪浸等自然剥蚀，以至于多处难以辨认。
“凡此世上，人之居地，初因其势，和其地理，秉承阴阳，合化天地，生衍万物，斯为生民之所。吾等兄弟并他族刘、张、白、赵、曹、李、杨、朱、洪、安诸氏后人，互不知周详来处，却同于此地，穴居而村，兹后婚配蕃息至今。夫国有青史，民亦家谱。奈何吾辈之来，源脉淡忘，诚为不孝。为传家世，于此石崖粗略记之，凡来龙去脉，蹊跷离异之事，悉数录之，以为村史之一种也。若有后辈见之，赓续之，凿刻之，亦为吾等草民之盛事也。”从这一段话里猜测，这摩崖石刻，肯定是我们南昱村的祖先共同商定，而进行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尤其重要的文化行为。意思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历史，并期望后人能够坚持把这些事做下去，让更多的后人能够了解自己先祖所来与衍传之代，以及历代村里的奇人异事。
可惜，后人并没如他们所愿，这里面的原因，无外乎三种。第一，清末的时候，战乱频仍，国力尽衰不说，且灾疫横生，一波接着一波，如丁戊奇荒、光绪年间的华北五省大饥荒等等，据说到了人吃人，甚至子食其母、父母食子的悲惨地步，再加上军阀混战及抗日和国内战争，如此年月，人人尚且自顾不暇，何来精力和时间写史并请人刻于石崖?第二，先前，我们南昱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家住在马鬃山里，至今还留有一些房屋的废墟，建国后，人们分先后，陆陆续续地搬出了深山，到靠近202省道的地方建房安居，久而久之，这些事情就被人们遗忘了。第三，这些年来，人们也不太注重什么家谱、族源之类的，以至于无人提及。再加上知道的人一层层地死了，这摩崖石刻也就被人遗忘在了深山里。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即，一个时代之中，以物质为第一要素，甚至主流意识形态也如此引导，身在底层的人们，更会趋向各种物质的各种方式的获得和利用，除了对学习文化知识之后的资源利用，以及更助于个人及其家族发展的“重视教育”之外，更多的人便将不再执着和看重于不具备实用价值和现实利益的“文化”置之度外，甚至弃之如敝履了。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特征，在精致的农耕社会当中，信息和交通的不便，人和自然关系的相互依存性的亲密无间，再加上“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与文化传承，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他们的娱乐以及赖以建立精神信仰与人生“道路”的方式，一是来自于“圣人之书”，但由于穷困，读得起“私塾”，与圣人之言接触的人少之又少，也只有少数的富裕人家才能够通过读书成为社会的精英。二是来自身边人的“言传身教”，最直接的肯定是一个家族的家风，尤其是近亲的“楷模”与“榜样”影响和“以身作则”。三是源自民间说唱和故事传承的潜移默化。较之于前两者，故事的讲述或者说灌输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因为是故事，人们可以随意想象和发挥，但也会依照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通俗化的“教导”，而这些故事当中，一方面充斥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又贯穿了道教的鬼神及玄秘方式。
据石刻所记，张月娥确有其人，也一定是当时村里的大美女，不然的话，也就不会有人那么说她了。张福来爷爷说，在旧社会，南昱村虽然极少有亲生父母把自己闺女送到窑子里去的，但也有人因为家境特别贫困，或者遭了大难，百般无奈，只好卖儿卖女的。但入娼寮，别人也许可能，可这张月娥作为“狐仙”赵凤仙之女，无论如何也是不大可能的。在村人关于此类的诸多传说中，这“狐仙”不仅可以幻化成可人美女，俊俏小生，当然也具有点石成金、瞬间飞升的能力，凡间事物，是奈何不了她们，更无法限制她们的百般神通。
张福来爷爷说，他从他的爷爷那里听到的故事是，这个俗名叫赵凤仙的狐仙，和张泗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长，可她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法术弄过什么金银宝贝之类的，过的也是平常人，甚至还不如平常人的日子。这两人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一个妖，可以在人世间活很多年，而张泗水是凡人，无论遭遇再不凡，也超越不了普通人生老病死的规律。张福来爷爷说，张泗水死后，这赵凤仙也就没了踪影，只是听人说，每年的清明和十月初一的黎明时分，总是有人听到什么人在张泗水的坟上哭泣，还烧纸钱之类的东西。开始，人都以为是张月娥在她父亲坟上哭，可张月娥却说，谁个天还不明就去上坟啊!俺也是凡人。村人这才想到那可能是赵凤仙。至于赵凤仙到底是哪里的狐仙，最终又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清楚。
摩崖石刻上还有文字如此说：“赵氏凤仙者，夫张泗水。其娘家，人皆恍然，不知源出。有云乃笔墨山中一狐仙者也，有说天上仙女。降于凡间，与张泗水婚配，意为报恩者也。凤仙与泗水夫妇，一美貌伶俐，一木讷憨实。相处甚好。有女张氏月娥，杨家坪杨再兴妻也。月娥亦神奇，前村有赵大妮者，世巫婆也。雷雨之夜不知所踪。月娥亦疯癫，越三年，如初，无师自通，承袭赵大妮之衣钵。”
如此看来，这赵凤仙便是张月娥的亲生母亲，而且真的被人当作是传说中的“狐仙”。
文中提到的笔墨山，在我们南昱村南边，峨冠庞大，其形貌也真如砚台与笔杆，高有万丈;其上，纵岭众多，又连续派生，其势，端庄文静，望之，顿生肃穆之气，灵思逸彩;雾霭飞练，若仙境神域。但这两座山，又是太行山众多山峰中极为常见的。
关于太行山，唐时的魏王李泰主持编修的《括地志》中说：“太行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而且，这“狐仙”，出自于笔墨山，至于天上仙女之说，大可不必当真。可能是当地人根据距此不远的山西和顺县乃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衍生地，从而联想而来的。但这个张泗水，据说就是张福来爷爷的先人。这位福来爷的家世，也颇为有趣。据村人说，他的曾爷爷是一个蒙古人，有着特别厉害的预测能力，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里都非常有名。起初，他给人做这些事儿，不收一分钱，也不要任何东西，可晚年，因为闹大饥荒，家人都饿得要死了，他才开始收一些吃的。年景转好以后，也开始收钱及各种礼品，但从此之后，他的预测能力一次不如一次，最后，他所说的，再没有应验过。
但福来爷却不知道赵大妮，我个人猜测，姓赵，那肯定是南垴村的人，因为，南垴村统共几十户人家，人人都姓赵，没有其他外姓。可是，一个女的，嫁人以后就成了另外村子里人了，她嫁的男人是谁，后代是谁，这些也无从查起。我再去请教一个名叫杨金生的爷爷。他说，要是(他)记得不错的话，应当是曹家洼村曹尤良的先人。这个赵大妮，据说也是一个“神人”。开始，也是一个很俊的闺女，眼睛特别大，往人堆里一站，即使有个百十号人，也都可以在她眼睛里找到自己的影。可没想到，这赵大妮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忽然就疯掉了，屎尿不知不说，连自己姓啥叫啥都忘了，整天披着散乱的头发，穿着油腻得能打铁的衣裳，在村子里东跑西颠，见到人就傻呵呵地狂笑，而且特别对小孩感兴趣，一见到就扑上去抱人家，孩子们都吓得吱哇乱叫。可是，三年后的一个早上，一直在外面草窝里睡觉的赵大妮突然回家了，而且也和正常人一样了，叫爹叫娘，又帮着家人干活，好像又换了一个人，并且，这赵大妮竟然成了一个巫婆，村子里凡是有啥祭祀的事儿，还有谁家的孩子大人招邪言语行为混乱颠倒了，都去请赵大妮到家里驱邪。
关于这种本事或者邪事，南昱村人称之为“中邪”或者“着魔”了;请赵大妮这样的人去家里做法事，叫“拾掇”，意思是让通神的人给安置一下，邪祟没了就行。杨金生爷爷还说，这个赵大妮好像活了一百零几岁，然后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夜里突然不见了，到第二天，这张月娥又疯了，情况和赵大妮差不多。因此，村里有句俗话说，巫婆不是学的，铁匠不是打的，闺女不是留的，儿子是要骂的。
既然张月娥的娘赵凤仙就是狐狸精幻化的，那么，对于巫婆的那一套，赵凤仙应当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为什么还要赵大妮来传授呢?至于张月娥嫁给我们杨家坪杨再兴的事情，我父亲那一代人大都还记得这个传说。大致是，张月娥还在疯癫的时候，她娘赵凤仙就找到了杨再兴的爹杨凤喜(我们这脉杨姓的族谱里确实有这样的名讳)说，愿意把自己的闺女给他的儿子杨再兴做媳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杨再兴，肯定不是《说岳全传》里面那个战死在小商河的将军杨再兴。我们这脉杨姓人家，号称是杨家将的后代分支，可自从迁徙到这南太行山几百年来，仅仅出过一个当兵的，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村子里的一位爷爷，名叫杨栓柱，十几岁时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在山西武乡，后来在平汉前线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政府也发了明确的阵亡通知书。至今，他家老房子的门楣上，还钉着“烈属光荣”的红色铜牌。至于这个杨再兴，则纯粹因为家穷，都二十七八岁了还没娶上老婆。为了传宗接代，他爹杨凤喜这才答应了赵凤仙的请求。可谁知，过门第二天，这张月娥也突然清醒了起来，跟常人没有区别，随后，也无师自通地成了和赵大妮一样的巫婆了。
杨金生爷爷说，以前(解放之前)的人，都是十二三岁就娶了老婆了，到了二十七八岁娶不上老婆的，大多数是注定打一辈子光棍了。人来世上，不管咋样，好歹留个后，也算没有白来一遭。至于张泗水这个人，村里的人能说出他一星半点事情的人极少，杨凤喜也是。像他们俩一样的人，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故事，可马鬃山长石崖的石刻没有专门记载，人们也就逐渐地淡忘了。人生一世，当时可能活得很精彩，为熟悉的人议论，可毕竟是草民和小民，如果对某一段历史没有影响，更没有参与的话，最终也只能是一绺轻飘的烟岚灰烬而已。
像他们这样的人何其多也?
从古至今，包括我们自己。
马鬃山摩崖石刻也有文字说：“张尤其者，张家洼人也。其父母皆凡民俗众。尤其于蝉房北峰书院读书，试，不第。后在老君山遇道士。跟随之，学真经术数。及年长，欲独步天下，行游八极，悟道成仙。其父怒曰：‘吾家脉单，赖尔相传。汝果真修仙，吾唯有一死以谢祖宗。’言毕，头掷石墙尔。尤其疾步拦之，幸无大碍。后，尤其从父命。以火道人自居。积得些许家财后，曾与其子走贩荆苤与木材。生活优裕。耄耋之年善终。”
相比以上诸位，这个张尤其及其人生故事，至今在我们村流传不休。我们南昱村，也是一个大村子的统称，位于今山西左权、和顺与河北省武安、沙河、邢台的交界地带，全村目前有2012人，其中包括了杨家坪、曹家村、张家洼、南垴、西沟等七八个自然村，均为一姓一村，极少有外姓加入。只是，这张尤其的父母，也大致因为太过平凡，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和生平事迹了。从记载上看，张尤其当时的家境还不错，读过书，也参加过童试，但屡次考试都以名落孙山告终。尔后产生了遁世的想法，跟着老君山(位于今河北沙河市渡口村北)的一位道人学道，他个人的意愿是行游天下，逍遥人生，参悟道法，羽化飞升，可他爹膝下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非逼着他娶妻生子，接续香火。不然，他爹就一头撞死。无奈之下，张尤其做起了火道人，既娶妻生子，又在村里以算命、推八字、相面及“拾掇”某些与神鬼有关的事情，收取相应的报酬为生。积攒了一些钱财之后，又做贩卖木头和荆苤子的生意，成为了我们南昱村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之一。
所谓的荆苤，是由黄荆编成，尔后送到炭窑(煤矿)敷顶用的一种简易编织品。我们南太行山区的各道坡岭上，黄荆尤其葳蕤，几乎每一面山坡上，都密密匝匝。这黄荆，初生的枝条比较柔软，也很直，每根荆条可以达三尺之长，村人用镰刀割下来，可以编成花篓子、挎篮、粪篮子和菜篮子等等用具;长得扭曲的，也可以割下来，编成荆苤，送到百十里外的炭窑，卖给采煤的窑主。如此低价从其他人手中收集，高价卖出，当然也是一个较好的经济来源。木头亦然，大都用来在煤窑下做顶柱。但当时交通极其不便，做这样生意的人，不仅需要雄厚的财力作底垫，还要拥有十几辆大马车，才能完成这一生意关键的运输环节。据《沙河县志》记载说，今沙河市窑坡、册井、葛泉、上关等地，从宋代起，就有人开窑采煤;与之邻近的綦村镇，在唐代中期就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和武器制造基地，每一个王朝都派驻重兵把守。
另一个名叫赵竹新的爷爷说，这张尤其与张月娥算是南昱村里厉害的人了。其中的“厉害”一词，在我们南太行山区，都是表达人具有某种超常本事的赞誉之意。每年的卯月和辰月，村里都有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就是现在张家洼村中央庙里供奉的猴王爷和龙王爷。这两座庙，我小时候就在，而且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一座里面端坐美猴王塑像，另一座当中便是龙王。猴王庙的内墙上，还绘有大闹天宫、唐僧师徒四人和白龙马西天取经的壁画;龙王庙的墙壁上，则绘着龙抓不孝儿媳和儿子的图画，龙爪一头一身子，还滴着血，极其恐怖，也富有教诫作用;还有一幅是龙王站在云端行云布雨的场景。
祭祀这一天，有巫婆神汉负责作法邀请龙王和猴王归位，又有七八个青壮年轻人，用绳子和长杆抬了两位神仙的塑像，出庙门之后，先是由类似张尤其和张月娥这样的人在前面引领，再有持刀赤着上身的男人走在队伍前面，不断地反转钢刀，朝自己身上砍，只见一道道白森森的血口绽开，但用红布一抹，肌肉便恢复如初。祭祀的队伍一旦开拔，犹如神助，其中参与的人，均脚不沾地，行走如飞，不断地越过悬崖，先是在附近的山坡上巡视一番，尔后，再进各村，将南昱村八个自然村全部走遍之后，再回到原位。我曾经问我亲爷爷说，这是真的吗?爷爷说，这还能有假?我小的时候，人们还在进行这样的祭祀活动，我也亲眼看过一次。爷爷还对我说，南垴村有一个愣小伙子，叫赵石蛋，经常耍二杆子脾气，和人打赌，依言到猴王庙里，朝猴王塑像的头上撒了一泡尿。次日，其两只睾丸肿大如葫芦，疼痛难忍，第三日去世。随后，村里按人头“起钱”，请豫剧和评剧班子来唱三天三夜的戏，而舞台下正中的位置，则摆放着猴王和龙王的神龛。
而关于张尤其的其他传说，最著名和流传至今的，是一起闹鬼事件。
曹家村一个年轻人上吊自杀后，冤魂多日不散，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夜里，其嚎叫声声振屋瓦，还屡屡上他人之身，以他生前口吻诉说冤屈。太阳还没落山，曹家村村人便房门紧闭，吓得瑟缩发抖。后请张尤其作法驱邪，张尤其出马，一番作法，结果当然是不负众望。
此后不久，在与人喝酒时候，张尤其透露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秘密，即传说我们南昱村高崖处埋藏有一些金银珠宝的事情。而这个秘密，却是那位年轻死者的鬼魂告知张尤其的。因此，至今还有一个我们村人人皆知的传世口诀说：“高崖前，高崖后，高崖前后金子银子两络紏。要想找得到，除非黑小放黑牛。”从那时候到现在，很多人在高崖前后挖空心思地寻找那两络紏的金银财宝，但无一如愿。直到2006年秋天，曹家洼的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因为逃学，躲在高崖那里玩，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小瓦罐并一些碎银子之后，人们才真正相信，张尤其当年留下的这个口诀和传说是真的。
至今，那口诀还刻在高崖(当地人念nie)附近的一块石崖上，字迹清晰可辨。
无独有偶，无意中发现瓦罐和银子的人，居然是当年那位年轻死者的第六代孙。关于这一点，村人都说，这财富本该就是人家的，别人再琢磨、再费心费力，最终也是瞎子点灯——白费劲儿。但那个孩子无意中挖出的瓦罐及碎银子，不过传说中全部财宝的千分之一，至于其他的金银到底藏在何处，虽然有口诀在，且我们南昱村人人皆知，但至今没有人找到。
大致是1996年，一个祖上从我们南昱村外迁到山西太谷某村的，在当地备受欺负的人，早些年，因为异乡的日子实在难熬，通过关系，最终又把户口迁回我们村的光棍，把房子建在了高崖附近。就此，马鬃山上的摩崖石刻也有记载说：“高崖者，为吾村之屏障也，下临深涧，其壁百仞有余。多崖穴，大可藏身，小为鸟居。先，吾村有曹姓白鹿并李姓孝正者，皆富绅，辛苦奔忙一生，积得谷山钱财。然命运乖舛，二人均无继嗣。先后亡故，有人谋其财，遍寻不见。有云传于其侄并婿，然所云者均清贫如故，未见有所用之大也。”此高崖，我在询问白家村的老人白光柱爷爷时候，他说：“曹白鹿和李孝正，也真是有这俩人，也是很富的人，可是俩人没有子嗣，只有女儿，都嫁到了南垴村，也有儿子和闺女。”
白光柱也说，这高崖倒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一年，村里的老光棍杨真贵在那里突然着魔，先是从百丈高的悬崖上跳到深沟里，然后又跑到对面的旱地里，抓着沙子往自己嘴里塞，要不是张月娥来得快，那老光棍早就被沙子噎死了。
关于这件事，我爷爷也讲过。可惜，我爷爷死得早，不然，我还可以和他聊很多以前的事情。这个老光棍杨真贵，依照马鬃山的摩崖石刻，他还干过一件忤逆不道的事情。其文曰：“同治二年春，邢台、怀来等地俱旱。吾村连年不雨，庄稼无收。翌年仲春，饿死者十有一二。杨家坪有真贵者，鳏夫也，父早丧，与母生活。母饥甚，死，真贵不殡，数月后，人去其家，见门板后一尸，身肉全无。疑真贵食之。后，杨家坪长杨凤天，以族规责之，鞭一百二十。毙。”(据我亲爷爷杨元祥说，早年间，我们杨家坪村，确实有一个光棍名叫杨真贵，饥荒中，他母亲饿死之后，没有告诉村人，而是将其母肉刮尽食之，保住了性命)
我幼小时候，常和爷爷奶奶一起睡，每晚，央求他讲故事。除了那些妖精邪祟和鬼怪僵尸之外，爷爷还说到了许多村子里的老事儿。杨真贵的事情，按照爷爷的原话说，即某年饥荒，逃难者多，去往山西的路上，多有人饿死，乌鸦、秃鹫和金雕，啄食人肉。忽有人到杨真贵家，出门时，才发现，其门板后面吊着一副人的骨架，身上的肉已经干了，多处露出森森白骨。可是，从我记事起，我们村早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族长，更没有一个人具备承担“家长”的财势、品格等实力和素养。一直到现在，我们南昱村七个自然村，其中数百人虽出自一脉，但全然形如散沙、乱石不说，且经常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片隅寸瓦而相互攻讦、大打出手与相互坑害之事也屡出不穷。正如卢梭《忏悔录》所说，人性的首要原则，是对自己的关怀，而人性之首要之恶，是同类之间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的种种冲突。我还记得，那些年间，我爷爷还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在我们村，有两户人家，先前，大家都年轻的时候，其中自家人口多的一家，经常欺辱同村里一家人口少的人家，没事找事地打骂人家是常事，最后竟成了他们家人的出气对象。多年后，经常欺辱别人的那个人老了，后来得病卧炕，而当年受他们家人欺辱的那位弱者，则每日必去探望他，而且，每次去，不是带一些点心，就是带其他吃的。强者起初觉得很是意外，不知何意。醒过神来之后，哇地一声吐了一口鲜血，登时气绝身亡。
对此，有乡谚说：“人打死人偿命，人气死人，就不用偿命。软刀子杀人，虽然不见血，可以夺命。”这个故事，当时我觉得很是震撼，尽管过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我还记忆犹新。在乡村，尤其是偏僻的山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最原始，其中的暴力成分也足够多和大。平素，两家有仇，最多明火执仗地骂仗打架，甚至头破血流，再就是背地里相互坑害，类似这样软刀子杀人的，还是少之又少。
村子里的奇异故事，大抵是我幼年时候的惟一精神食粮，传之于我的，便是我的亲爷爷杨元祥。我始终觉得，在这浩茫的天地之间，人不独有，物也不独享。先民们之“万物有灵”的思维认知与精神信仰，大抵也确有其理和其实的。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的信仰的由来和确立，必定也是有其现实和精神依据的。正如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所说：“无论是谁，如要总体上把握近代以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都绕不过探明生活在基层社会的民众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这些信仰与基层社会的共同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关联等研究课题。”很显然，这些关于我们南昱村历史和异人的摩崖石刻，尽管涉及范围很小，但其意旨大致是可以代表整个太行山乃至中国大部分北方乡村的。其中的一些人事，不管是狐仙还是凡人，也大抵是这一带先民们在农耕年代生存与信仰的一个缩影。
但这些建立在情感和信仰认知基础上的“异人异事”，可能构成了先民们很长时间的精神生活及其历程，正如我亲爷爷杨元祥每次在讲述故事之前或之后，总要从他讲述的故事中“提炼出”一些所谓的“天道人心”，以及人间正道、做人法则与生活的种种禁忌等所谓的“教益”来一样，神鬼故事成为了文化浅薄的偏僻乡野中的另一种“教人向善”“懂得敬畏”万物的“塑造人的心灵”的意识形态工具。从另一方面说，神鬼故事及其传说也是先民们的一种“宗教”。在民间，尤其是农耕时代的民间，神鬼传奇故事既是人们赖以传承的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同时又是民间文学和艺术之一种，间或还承担了历史、法律和智慧体现等等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心理治疗和精神整合等等功能。
大约两年前，和我同村，现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堂叔，在微信中与我交流说，应当把咱们南昱村马鬃山摩崖石刻做个整理，他甚至说，这是一部好的长篇小说的梗概，其中的人物已经设置好了，只用文学的方式串联起来，可能就很好看。他还说，这反映的是咱们祖宗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信仰，同时也是文化传承，体现的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万物，回归自然精神追求的体现。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没觉得这是好的长篇小说的素材，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很多的事物神秘性已经被大幅度打破或者自行敞开，神鬼传说乃至草野之中的怪力乱神，已经不被人接受了。但他说，刚生出来的婴儿都是懵懂的，不明世事的，人类的最初可能也是这样，从混沌到清明，从唯心到唯物，也都需要一个过程。并且推荐给我一本书：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我买来读，觉得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说法很有意思，在雷德菲尔德看来，“大传统”是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顺藤摸瓜，国内学者基本上也认同雷德菲尔德的说法，并将之以雅俗来进行划分，即将“上智”代表的精英文化作为大传统，将“下愚”代表的俗民文化作为小传统。
以此比对，我们南昱村马鬃山的摩崖石刻所言，无疑是“小传统”的。正如摩崖石刻所言：“夫天下生民，何止千里万众?生一层，死一层。无穷尽也。小民者，乱世人实于荒野，升平之际又极力迁徙至繁华之所。而吾民万众，自祖宗至此，贰佰多年来，皆安贫守业，祖辈于此生息，未曾远离。生民之存留动静，盖天运国运使然。行徙流离，颠沛不安，乃凡众之大痛，生民之暗疾也。非不得已不为之。此地虽僻，然有高岭深涧，可以避身，独不利盛世，山川逼仄，远离集市城廓，也为穷困之因。圣人庄言曰：‘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故，人间万事，进退显隐，盖有其数并运也，孰与好坏，实难究分。此石刻，云记往年至今之事，余诸流迁之赓续，还待后人矣。”
这种以村为单位的“史记”，对于国家民族而言似乎无足轻重，甚至有饶舌和画蛇添足之别扭，但对于一个村子和一方地域的民众来说，却是幸运的，其意义也大，至少，可以让他们的后人由此而记起往事并由此联想不已，甚至进行一些莫须有的猜测也是不错的。毕竟，大地上每一处都是人居所在，可人也像草木，岁岁枯荣，生生死死，想来也是无穷尽的。倘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将村庄的由来、流变，以及其中的奇异人事加以记叙，不论荒诞还是真实，总是一件于文化甚至精神传统层面的“功德之事”和“传之久远”的记录生死际遇、现实理想与乡土“信史”的大好事。如若不然，这大地上的民众，无论再宏大与激荡的历史，能够被记录下来其一生行迹的，都是帝王将相乃至在历史当中“与众不同”或“泽被众生”及其对立面，一般的小民，自然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尘灰，想想也是极其可悲的。如果没有这些“小传统”的民间历史，大地无疆，时空无限，如此之多流民定居之地，草民繁衍之所，倘若只是自我现实层面的存在与消亡，流传与接续，这种生和死，就真正地归于烟云般的寂灭与“陪葬”了，那么多活生生的乡亲们，就都好像没有来过人世一般，他们一生的喜怒哀乐与胜败荣辱，时过境迁，后人根本无从知晓，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不敬。
我甚至觉得，这一种秉承文化使命的简略记叙，其实应当成为全民的一种自觉的文化传统，个人也是社会，个体也是整体。尽管，这种民间记叙当中，夹杂了诸多的荒诞与臆想猜测，但从文化乃至地域史的角度看，这些荒诞不经抑或无足轻重的文字，其实也是民族文化和心灵的组成部分吧。正如我们南昱村马鬃山摩崖石刻上，最后的文字所言：“生民所为，徒生耳;之所思，实存焉。圣人者，民神不杂，上下比义，教化无类，民能有忠信，神能有明德，敬而不渎，畏之而行仁义，厚德载物。吾诸氏所在，弹丸之地，蕞尔小众。百余年来，官宦不至，教化不牧，行教寡陋，无以仪节，是为最大弊也。愿嗣后修学务早，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神降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吾国与民，长之昌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