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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底，我唯一的一位亲姑姑去世了，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梗，在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一个余月，后接回家中，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无力回天，惜别人间。
我父亲本来有三兄妹，父亲是老大，老二是个男孩，在他十多岁那年病亡，父亲只有姑姑这唯一的亲妹妹。父亲2008年病故后，现在姑姑也去世了，他们三兄妹又可团聚于天国。
我的曾祖父生有五男二女，曾祖父去世那年，正好是虚岁80岁。祖父他们七兄妹中，除了有一位在一中退休的叔公活到了95岁，我的祖父及叔公姑婆们都是统一约好口径一样在80岁这年故去。且不论在中国落后农村生活的我的祖父及其弟弟们，就是在台湾军中身居高位退役的一位叔公，那住居环境够好的，同他的兄弟们样，也是在80岁这年去世。不仅男子不能幸免，甚至连嫁出去的二位姑奶奶和她们的丈夫也中招，走的时候也是80岁。这80岁的数字，像魔咒一样套在这家族的身上，难以逾越。
到了曾祖父后的第三代，前些年，有堂姑姑去世，又正好是80岁，今年我亲姑姑去世，又是80岁，这重复着前人的怪圈一代接着一代，令人恐惧，不知是上天的刻意安排，还是大自然的法力无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据老辈们说，民国时期，我的曾祖父名下是一个大家族，全家二十多口人，三代同堂，男的有在外从军的，有教书的，有做生意的，也有田地里耕作的，女的在家带孩子，做家务，自食其力，丰衣足食。到了解放前几年，曾祖父去世后，兄弟们分家了。曾祖父在世时，在汝城县城的西街开了一间布店，店址在西街原来靠近稻田的一间。小时候，我曾暗自去寻过，但已看不到那店铺的模样。兄弟分家后，这布店分给作为长子的我祖父经营。老辈们讲，高村的男男女女都能断文识字，文风很盛，我祖父早年也上过几年学堂，识文弄墨，甚至到了他的晚年，常喝点小酒，随口吟出几句小诗。
祖父年轻时也是一个赌徒，据说，当年他去赌场时，箩筐两头挑着的都是光洋。当然，这也是有些夸张，那有这么大的家当。我们现在打麻将，打的是5元10元的，无伤大雅，但祖父的赌**，确实把曾祖父留给他的家业的这间布店给赌光了。布店没了，他回到了高村，家里仅剩几亩薄田。
解放后那些年，划成份，祖父因祸得福，被划为“富农”，而那几位叔公，家境还比较殷实，被划为了“地x”。“地、富、反、坏”四个档次，被列为了第二档，才没有顶格。分“胜利果实”时，祖父有一间正幢，被分走了厅房和一间偏房，只保留了一间偏房，那时父亲已离开家乡参加工作，祖父和姑姑父女俩一个住阁楼，一个住底层。小时候，直到1979年以前，经常要填表，读书时学校里要填表，参加工作后单位里要填表，表里有家庭成份一栏，因不明底细，我总是填上个“地x”两字，自我升格了，那时受欺负，很悲观，规规矩矩，恭恭敬敬，见人矮三分。直到1979年以后，“五类分子”摘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才能昂首挺直胸膊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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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就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和睦相亲的大家族，到家道中落，再到受尽欺凌的家庭。
姑姑前半生是坎坷磨难的。姑姑叫宋办云，我的十多位堂姑姑们，都是以宋某云而取名。她出生于1943年，当年高村这数一数二的大家族里，尽管没有《红楼梦》里四大家族的华荣富贵，但让她度过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解放后，她初中毕业后，随着父母亲在高村老家务农。在她成年后，我的父亲把她接到县城，曾经有几年在我们家，帮助照看过我的弟弟妹妹们。
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父母亲为她找了一个婆家，男方是汝城县井坡兴曹村人，没有过多接触，见过一次面后，嫁到了曹家，她的丈夫叫曹天福，当时在广东韶关的十六冶公司工作，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几年过来，她为曹家生下了二女一男。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家婆需要照顾，没里没个男人，既要出集体工挣点工分，又要照料三个儿女和一个老人的衣食住行，里里外外，全家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这弱小的女人身上。
那些年，我曾多次去过曹家，兴曹村离井坡墟不远，仅有一、二里地，那时没有公汽，从县城到达兴曹村要步行几个小时。曹家很寒酸清贫，一间老屋被烟火熏得乌黑，外头是厨房，里间是老母的住房。那时农村里没有电，一盏煤油灯照不亮这昏暗的老房。这间老屋是在村子的北边，姑姑的一间卧室在村子的南边，每天吃过晚饭，姑姑领着我，牵着她的孩子们，点着用向日葵杆做成的火把，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古老黑暗的巷道，走向姑姑的卧室，老老少少蜷缩在一张床上。
姑姑是一位出生于旧社会，具有传统道德的女性，她并非是一个八面玲珑的精明女人，她个子不很高，才一米五几，她相貌很平常，无羞花闭月之色。动作不利索较迟缓，语言欠流利，甚至还有些“木纳”，不属于男人们看好的“美x”，是一位汝城土话所形容的“拿起放下都在”的女人。姑姑读过初中，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她通情达礼，为人诚恳，心地淳朴，礼貌善良。每次见她分手时，她都会喋喋不休地像背诗一样说出一串祝福的四字成语：心想事成、全家平安……
1983年我祖父去世后，父亲从老家带走了祖父唯一的一件遗物，一个铁盒子，铁盒里装有十几本当时生产队投积累和分配的小册子，以及姑姑六十年代婚后写给祖父的一封信，信中，语言还算通顺，字迹也很端正，也没有什么错别字，无不流露着她在夫家对孤单一人的老父亲的牵挂。父亲去世后，这铁盒子我又带回了我的家，我像收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
她的前夫曹天福，身高一米八几，身材挺拔，言行举止文质彬彬，服饰讲究，论外表，是现在流行语所说的“帅哥”，姑姑一个农村妇女嫁给国家工人曹天福，也可以说是“高攀”。由于长期两地分居，缺少了夫妻感情，据说，当时在外地他就已找上了情人，嫌弃了结发的糟糠之妻。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当时是“唯成份论”，姑姑娘家出身成份较高，对曹天福的前途有很大影响，姑姑在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诉说：“因家庭成份我与曹天福不知生了多少成见，他说我是地x女，他现在不能批准入党是我的成份不好，怪得我要s，因此他一路来对我都是不好的，我也没拿过他的零花钱。不必顾虑，我一个新中国的知识青年，难道有理还怕他吗……”。那年，在曹天福的执意要求下，他们离婚了。曹天福带走了大女儿和儿子，她把二女儿留在了身边。离婚后，姑姑无处可去，没有马上离开曹家，还在曹家住了几年，为她那家婆养老送终后，二女儿出嫁后，方才离开曹家。她只能投奔她娘家唯一的亲人，她兄嫂我父母家中，这一来就是几年，为我妹妹带了几年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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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下半生是平安幸福的。
离婚时，姑姑已四十来岁了，在父母亲家里帮带小孩期间，经亲友介绍，她嫁给了大坪林场一位丧偶的叫叶阳生的职工，即我的姑父，这是姑姑苦难半生后最美好的归宿。三十多年来，他们互相关心照顾，相恩相爱，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结婚后，她们搬到了大坪林场一个叫“四方坪”的工区，一起工作和生活，不久，林场照顾职工家属，姑姑被招工了，成为了一名国有林场的职工，开始过上了有稳定收入，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
那些年，我曾多次去过四方坪，在那里，青山环抱，林木葱茏，空气清新，溪水潺潺。在一片山垅里，一排平房里安着他的家。菜地里，是他们栽种的蔬菜，空坪上，水沟里放养着z鸭，柴火灶上炊烟袅袅，山谷中z鸣犬吠，好一幅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画卷。
姑姑和姑父退休后，租了一套公房搬来县城养老定居。前些年，姑姑手脚还算麻利，县城有超市开业，药店搞活动，总能见到姑姑挤在那老年妇女的人群里，排队领取超市药店发放的一、二包面条或几个z蛋，为的是获得一点免费的礼品。我说过她一次，让她别再去丢人现眼的，她果真再也没有去过了。她告诉我，汝城六中有位退休的女老师借过她6万元钱，她多次催这老师还钱，但一直没还给她，至S，姑姑可能一直都没收回这笔借款。希望这位老师如果看到了此文后，对号入座，把钱还给我姑姑的家人。做人要讲诚信，不能当老赖，老人一辈子节衣缩食，勤勤俭俭的一点积蓄，也不容易。
姑姑搬来县城后，我作为她娘家唯一的亲侄子，也是她最亲的人，她会经常来到我家，来的时候，总会带上几个香蕉，几个苹果，或者一瓶，一块肉，这是她对娘家人的一片心意，礼轻情重啊。临走时，我也总会给她一、二百元钱，她不收，我总劝她收下。每次我留她在家里吃饭，她总说：老叶会等她……
到了晚年，她脚腿不方便了，来的次数也少了，因我家住在五楼，见她扶着栏杆，吃力地慢慢挪下楼梯，我目送着地，看着也心酸。近这些年，她的耳背越来越严重，这也许是家族的遗传，跟她交谈很费劲，有时不得不拿出纸和笔，写在纸上，她才明白我的话。
她住院后，我去医院看望她，那天，我走进病房，见她躺在病床上，是80多岁的姑父在陪伴她，尽管身体不听指挥了，但神智尚清醒，姑父问她谁来了，她脱口而出，叫了我一声“毛古”，一辈子她都叫我毛古，这是她最后一次叫我一声毛古。当我离开她时，无法跟她交谈，我向她挥挥手，做着告别的手势，她望着我，眼中含着不舍。
姑姑走了，走在这春夏之交，她还没有过她的80岁生日，她走不出这个80岁的怪圈。那天，姑姑还山日，我带着故乡高村姑姑的一些娘家人，来到了永丰西塘叶家村，为姑姑送行。在这小山村里，姑姑和姑父用半生心血建成的一幢新房尚未装修，她盼着有朝一日搬进新居的梦想，永远地带去了天国。
姑姑，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