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逸事
作家刘心武在《文汇报》1 月17 日的笔会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请启功题字》，文章写得真是很有意思。刘心武在“文革”刚结束时以发表伤痕小说《班主任》一举成名，后来出版长篇小说《钟鼓楼》又摘得茅盾文学奖。这些年来，刘心武似乎逐渐淡出文坛，只写写忆旧的散文随笔，流年碎影，点点滴滴，显然是老矣。倒是近几年，刘心武忽然研究起《红楼梦》，出书、发表文章、上电视、做演讲，着实热闹了一阵子。这篇《请启功题字》便是一篇忆旧文章，也与他的业余“红学”研究有关。刘心武曾在《团结报》上开设过一个专栏，名为《红楼边角》，系他从“边角”入手来阐释《红楼梦》。不料他的这一系列的短文，竟得到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赞赏，又得到了张中行的认可。张先生还托人带话，表示愿意和他进行面谈。那么，刘心武的这篇文章名为《请启功题字》，何以又拉扯到了张中行，这分明就是文不对题。毕竟是名家出手，刘心武的这篇文章，妙就妙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个“请”字，而非大名鼎鼎的启功先生。
原来，当时刘心武的老家四川安岳县拟请著名书法家启功为他们新建的宾馆题写名称，于是县政府派人专程来北京找刘。然而，遗憾的是，刘心武说他与启功并无交往，且据说启功当时已公开宣布不再为人题字。后来因为“红学”的因缘，在与张中行先生见面时，刘心武谈起了此事，不料行公立即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请他题字，找我就好!”后来刘心武如愿为家乡完成了这个任务。文章到此，似乎便该结束了。但还没有，刘心武又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行公帮助他完成了题字的事情后，当地政府非常高兴。为了表示感谢，县政府送来三箱茅台酒，其中两箱是给启功先生的酬谢，另一箱则是奖赏他的。刘心武觉得三箱美酒都应该送给启功，但不知道启功先生住在什么地方，于是又求助于张中行先生，不料这次行公传话过来，“启功不会喝酒，给他干什么?都给我搬来，我留着喝!”后来这三箱美酒托人交付给了行公，行公则又托友人送来了他签名盖章的赠书《负暄琐话》和《禅外说禅》。刘心武颇为高兴，他说这两册赠书，“是茅台酒不可相比的珍品”。
如此一来，刘心武这篇文章才算写完了。忆旧文章，漫笔系之，拉拉杂杂，但若能细细品读，又觉得旁逸斜出，妙趣横生。诸如对于我这个读者来说，甚感刘心武文章的有趣，一是题目为《请启功题字》，实则是写张中行先生，启功则是从未出场，但又暗写了他们之间“非一般的交情”;二是刘心武写张中行，一个细节就写得鲜灵活现，让人觉得行公真是洒脱和可爱得很。诸如这些细节，想来是不大能够进入正经的研究视野的，但读后对于认识张中行的人与文，却是极有益的。所谓妙笔，便是轻轻点染，满篇皆活。由此，我又想到了两个与行公有关的材料，都是与行公有过接触的两位朋友所写，读后也是难忘。余生也晚，和中行先生没有接触，但因喜读先生的文字，故而有关先生的纪事也是十分留意的。这两篇文章，一篇系与我有忘年之交的河南作家何频先生的《我收藏的老辈文人墨迹》，另一篇则系我的画家朋友许宏泉君的文章《忆张中行老人》。
何频的文章刊发在上海的《东方早报》。去岁的冬日午后，我偶然翻阅报纸，看到友人的文章，细细读来，颇见妙趣。好文章如佳酿，读完一上午都有一种微醉般的感受，至今记忆尤深。何频在文章中写到了当年郑州一家饭店举办“越秀学术讲座”，盛名在外，某年也曾邀请张老来郑州开坛授课。授课后不久，张老在宾馆的会议室写字，以答谢东道主的热情招待。那天下午，张老对着名单认真写了两个多小时。其间，张老还为友人何频写过一个册页，为此他特意记住了张老当时的神态:“张先生法眼如炬，便轻濡笔墨，在我的册页上书了一首古诗，笔势是董其昌一路。”那天下午写完字，黄昏下楼的时候，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搀着张老，“谁知他逐级下了楼梯，甩开人独自疾步趋前，急匆匆拐进公共厕所小解。一下午没空起身，老人内急，给憋坏了”。后来，张老还托人给他送过来一张琴条，又口头传话过来:“当时没写好，特地给服务过他的人，一人补写一幅。”这样的小细节，读完真是一声长叹，此乃古人风范矣。
还有一个关于行公的记述，见载于朋友宏泉君的杂文集《听雪集》。许君虽是画家，但也喜欢写作，早年在京城闯荡时，他曾拜识过诸多的名家，张老便是其中一位。张中行先生去世后，他写了这篇《忆张中行老人》，以为纪念。文章写他某次曾与一个出版社的女编辑去找行公约稿，那时先生已不太写作了，只是整日地想睡觉。和许君一起去的同事是个清秀机灵的小姑娘，嘴巴特别甜，张老竟然很热情地把合同签了。后来这个姑娘要和张老合影，他也是很爽快地同意了，并“拉着小姑娘，轻轻地摩挲着，显得十分安详”。更为有趣的是，张老得知来者的许君系江南人士，便说他晚年也曾有江南之行，并感慨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到江南了。许君对此颇为不解，就说现在很方便，一飞就过去了。张先生笑着说:“哦，飞机可不敢坐，掉下来几乎没生还的可能。”对此，许君说他当时还暗暗发笑，“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怕死。”但后来他也才突然明白，“老人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这个细节真是妙哉，远比一大篇论文深刻。
珍藏的纪念
《北京晚报》1 月5 日“五色土副刊”刊发了作家龙冬的散文《去杭州拿沈从文》。“拿沈从文”，这是收藏届的一个行业俗语，实际上就是“经过一番争取或拍卖竞投终于得到的意思”。在去杭州之前，龙冬说他已经通过委托人拍下了沈从文的一份手稿《忆翔鹤》。沈从文的这篇《忆翔鹤》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底稿共9 页，作于1980 年8 月10 日，写在“历史研究所稿纸”上，规格20×20，400 字一页。据龙冬在文章中的统计，近4000 字的底稿上，沈从文有400 多处的毛笔、钢笔和绿色彩笔修改，有个别字句反复修改，也有整段增删，从中可以分明窥见作家对待写作的慎重仔细和行文思路。龙冬一一分析和探究了这些修改之处，可谓煞费苦心。但更重要的还不是通过这份手稿来做点什么研究，而是因为这份手稿是“上世纪一些珍稀友情的纪念”。
龙冬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母亲是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他们夫妇与何其芳、钱锺书、卞之琳、俞平伯、余冠英等学者皆有交往。这篇文章的缘起，便是与其父颇有着直接的关系。沈从文在文章中纪念的故人陈翔鹤，曾与龙冬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持过《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版，交往很密，因而当《新文学史料》杂志要求龙冬的父亲写一篇回忆文章时，就自然想到了与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沈从文。也恰恰因为这个缘故，龙冬得以有机会结识沈从文，并开始迷恋上沈从文笔下的文字世界。这或许是龙冬真正文学的启程，他后来感慨说:“在文学的欣赏方面，我真可谓一名‘红二代逆子孽种’，完全反叛，不接受主流课本任何人的影响。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一个懵懂少年的直觉判断。”龙冬说他父亲不看重现当代文学，不欣赏当代文学，也从来不读沈从文的作品，其所看重的，主要还是国民党白区左翼作家和到过延安红区的那些作家。
与沈从文有些相似的是，龙冬也没有读过大学，但也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龙冬写沈从文与他的交谈，其中有一句便是:“不用读大学，没有用，读大学没有用!当作家，不用读大学。到社会上去。”这其中，似乎带着一种历经风浪后的自信。由此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与龙冬有关的小事。说来我结识龙冬，是因为读了他的一篇长篇随笔《致赫拉巴尔》。此文系那他在捷克访问后写下的一篇文学的独白，有着一种独立的文学自省与沉思，读后印象强烈，便收录在了由我主编的年度随笔选集之中。后来有机会拜访龙冬，才知道他已在新成立的十月文学院主持工作。那天在其工作室中，我意外见到了龙冬收藏的很多名家手稿、字画和书信，其中便有沈从文的一幅章草书法条幅，汪曾祺晚年的一幅画作，还有黄裳、汪曾祺等人的手稿，以及钱锺书、杨绛的书信等等，真可谓大开眼界。
最为令我吃惊的，则是山西作家韩石山寄给龙冬的一大叠书信。这些信件的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近年来，总计有三四十封，具体的数量我已忘记了。我一一读了这些书信，才知道龙冬曾还是北京一家书店的年轻店员，而当时韩石山已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一名颇有名气的作家了。龙冬从韩石山邮购书籍的书目看出了门道，发觉这个山西的作家品味不凡，读书勤奋，于是他们慢慢便由买书寄书这样的事情交往了起来。在信中，他们谈文学，谈写作，谈读书，谈现实，也谈内心的境遇，如此前后持续了十多年。那天晚上，在龙冬的工作室，我把韩石山先生的来信认真拜读了一遍，对于这位山西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能感觉出韩石山对于龙冬这位青年朋友的看重。无独有偶，拜访龙冬不久后，我又有机会见到了客居京城的韩石山先生，期间，我们谈起了龙冬。他说，龙冬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文学品味很是不俗，像个绅士。龙冬的这篇《去杭州拿沈从文》作于2016 年12 月28 日，这一天是沈从文诞辰114 岁。
沈亚明笔下的沈仲章
在《文汇报》笔会副刊读到沈亚明的文章《“谁有五十本书?”和“金羊毛”》(刊1月15 日)，虽然这位作者我不熟悉，但深觉文章写得有趣。沈亚明在此文中写她的父亲和徐志摩交往的旧事点滴，因为当时其父沈仲章在北大读书，听过徐志摩的课。然而，这位沈仲章先生，我也毫无印象。读这篇文章，觉得这位沈仲章可谓一位怪才，他喜欢读书，也偏好“攒养书”，也就是积藏一些自己喜爱的佳本。当时这位北大学生先读理学院，又读文学院，由于寝室里书积攒得太多了，他觉得搬家太费事，于是就索性再考了一次法学院经济系，竟然成功。按照沈亚明在文章中的说法，“一个人名在注册录上一出一进空折腾，众多本书就可合法安守根据地。”
题目中的“谁有五十本书?”，便是徐志摩在课堂上的一个提问。由此沈仲章便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并得到徐志摩的两本赠书。题目中的“金羊毛”，则是因为徐志摩在课堂上常常会谈起乘坐飞机的感受，因为可以看到云彩之美。沈仲章嗜好读书之外，还热爱摄影。在徐志摩乘坐飞机失事后，他曾独自爬上庐山之巅，看到“阳光四洒，云朵染泽，丝丝卷卷，金色闪耀”，不由得高呼:“Goldenfleece!Golden fleece!(金羊毛)”沈亚明说徐志摩乘机失事，云雾太浓也是因素之一，但她笔锋一转，深情地结束了这篇文章:“但愿徐大诗人在临终前未曾遭受大的惊吓，而是满眼迷幻之云，满腹赞云佳句，恍恍然好似落入柔软温暖的‘金羊毛’……”
读完这篇妙文，我在网上查阅相关关于沈仲章的文章，发觉资料实在少得可怜，但沈亚明倒是写过好几篇，其中一篇刊发在《南方都市报》副刊上的文章《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也很有价值。沈亚明说她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有两张傅雷的照片，她猜想应该是爱好摄影的父亲所拍摄。原来沈仲章和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关系不一般，沈亚明还提及一个重要的资料，在《傅雷遗书》中，傅雷曾提及他的父亲沈仲章，“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 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说来傅雷的这篇遗书已读过不知多少遍了，但竟然还是没有记住“沈仲章”这个名字。在这篇文章中，据沈亚明介绍，她的父亲早年曾干过几件非常出色的事情，抗战前和汉学家卫礼贤和斯文·赫定一起工作，抗战期间曾遵照傅斯年和徐森玉的指示，在香港摄制编辑居延汉简，抗战后又协助徐森玉在江南清点陈群的遗书。但对于这些事情，沈仲章晚年很少提及。
沈仲章的特别，还在于多才多艺，他曾师从刘天华学习音乐，又协助刘半农考察河南古乐器。在北大读书期间，沈仲章还深得胡适的器重，并曾推荐其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终因“珍珠港事件”爆发而未能如愿。沈仲章英文极佳，博览群书，爱好广泛，诸如对摄影、天文等都很是喜好，但因缘际会，终没有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沈仲章与金克木也是北大好友，后者也曾在文章中专门论述，且据沈亚明提及，他的一篇新作《金克木与沈仲章: 难忘的影子》，刊发在中华书局的《掌故》第一辑上。这本《掌故》我曾买来，但这篇文章却未曾过目，这下正好细读。此一方法，也是读书的一个妙径。从文章中还知道，沈亚明系沈仲章之女，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留校任教数年，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