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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高考

时间:2024-09-16    来源:馨文居    作者:韩振远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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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我回村干活已超过六个年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渺茫无望的前途,让一个要强好胜的少年,渐渐变为忧郁绝望的青年。

  恢复高考之前,我上过七年制学校,姑且算个初中生。学校原名临晋镇完全小学,“文革”开始后,取了个威风凛凛的名字——抗大附小。我上五年级那年,学制缩短,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学校成为戴帽初中。我所在的班是70班,有近80名学生,出身不好的有7位,毕业后,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知道会有什么结局,灰溜溜回到村里,唯有我被老师留下,等待推荐结果。

  我们这茬学生,可能是实行学校教育以来,文化水准最差的一代。我上二年级时,教学内容开始政治化、实用化。语文课本内容几乎全是领袖语录和先进人物事迹。三年级上半学期,老师让学生比赛背诵语录、著作,我一口气能背60多条语录和“老三篇”。六年级,物理课本叫《工业基础知识》,内容是怎样安装电路、电动机、怎样使用铡草机、磨面机、水泵。上学七年,做得最多的事,不是上课,反倒是参加开会、劳动、宣传等各种社会活动。公社、大队开会,都要让全体学生参加,在铺天盖地的标语中,跟着大人举拳头,喊口号。教学内容上随政治,时间上随农村,根据晋南乡村特点,一天吃两顿饭。农忙时,要帮助生产队收获庄稼。每年放四次假,寒、暑假之外,还有麦假、秋假。有时候,还组织学生去工厂学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送到镇五一机械厂,跟铁匠师傅抡锤打铁,20多天后结束,唯一的成果是自己动手,打了把折叠小刀。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学会了一种本事。带我们六年级语文的畅老师,40多岁,是从临晋中学下放的老教师,写一手好美术字,镇上频繁更换的门牌、开会的会标、都出自他手,每有政治运动,墙上的大标语也由他写。老师写标语的方法很特别。前面有人在墙壁刷上糨糊,帖好纸。老师提一桶墨汁,不待纸干,手持三寸板刷,写上斗大的黑体字。这是个累活,要随标语位置,攀上爬下。老师年龄大了,很吃力,从班里选出两个学生帮他写,我为其中之一。从此,老师只需站在一旁指点,标语由我们刷。两位小小少年,在满街赞许目光中做这种事,仿佛掌握了绝世技艺,很自豪。可惜回到村里后,这本事再没用上。

  毕业考试,我各门功课几乎全是满分,却没资格上高中。那年的政策是先推荐,后考试。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过是摆设。驻校管理学校的是邻村一位姓乔的老汉,60多岁,以前在村里当贫协主任,大字不识一个,人倒和善,整天披件羊皮袄,一声不吭在学校转悠。有时候,悄悄站到教室窗外,全班同学会一齐望,如看风景,没人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想到,全班同学命运就掌握在老汉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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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走进教室,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中,刚翻开课本,被教七年级语文的张老师叫出去,告诉我推荐结果出来了,没有我。得知结果,我没有一点感觉。默默返回教室,抱起课本离开了学校。天刚发亮,寒风刺骨,走到十字街口,抱课本的手已冻麻木,风从袄襟下往里灌,满街尘土飞扬,我放下课本,想找根草绳扎住袄襟,却没能找到。身前一位姑娘轻盈地走,不时回过头看一眼,我跟着那姑娘,走到东街尽头,姑娘拐向邻村的路。我走进了村里,迎面碰见队长,见了我抱着课本,队长知道怎么回事,嘻嘻笑,说:又回来个打牛后半截的。说着,走向挂有铁钟的高杆,拽响了上工钟声。同时,学校那边的钟声也响了,该是下早读。

  回到家,妈正在扫院,见我回来,一点也不惊讶,问:不上学了?我说:不上了。妈说:还能赶上今天上工。我放下书本,一刻也没停留,扛起一把铁锨,跟随下地干活的人,走进了冬天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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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兄弟六人,我行三。对于妈来说,我不能上高中,至少不是坏事,因为家里太需要我了。两年前,祖父受不了无休无止的屈辱,自杀身亡,吊死在门前老槐树上。父亲在两千里外工作,每年只有半月探亲假。大哥在县城当工人,已成家单过;二哥在省城读大学,还没有结婚。三个弟弟年幼,四弟小我一岁多,五弟七岁,六弟才两岁多。妈是个贤淑善良的乡村女人,身材瘦小,生性懦弱,单薄的肩膀实在无力承受沉重的生活负担。家里没个男人,所有的事都要由妈应付,转动辘轳,从幽深的井里绞上水担回家;吃力地扛起一袋粮食,去磨房磨面,这些活一咬牙都能做。最难受的是每年麦收后分粮食。眼看别人一袋袋往家扛,我家却没有资格。在村里,我家是有名的短款户。虽然父亲挣工资,无奈家里人口多,没劳力,欠下生产队许多口粮款。每到分口粮时,欠口粮款的人家,望着黄澄澄的麦子,要等到别人家分完,才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卑微地等待队长开恩。我上不了高中,回村干活,虽还不成年,家里等于多了个男劳力,至少可以下地挣工分,以后不再看队长脸色。

  我回村第二年,二哥结婚了。四弟侥幸上了高中。我和二嫂辛劳一年,到年底生产队结算,家里破天荒没有欠款,还分了100多块钱。

  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尽管还是个身体单薄的少年。我出生在山东德州,不到两岁随母亲下放返回老家,性格中,带着山东人的蛮劲狠劲,从小得了绰号:三蛮子。回到村里仍要强好胜,干活不服人。那些年,我干过生产队所有繁重的体力活,打土坯、起牲口圈、下黄河滩挖渠、扛麻包交公粮。这些活中,打土坯最费体力,要不停地填土、弯腰、用二十多斤重的石杵夯实,提起来摞好。不是彪小伙,每天打不了500块,我每天打到过1000块,直到离开村里,无人能破纪录,至今说起仍自豪。那几年,村里人家建的全是土坯房,我为所有建房的人家打过土坯。在要强好胜中度过几年,我发现,与我前后几年回村的年轻人,有的参军当了兵,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招了工,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最不济的,也当上基干民兵,每当农闲时季,扛支枪,去公社受训,很威风。唯有我只能在地里死受。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也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我可以做最脏最累的活,绝不能受欺侮,为此,和村里最厉害的人打过架,找支书拼过命。一个不要命的倔小子,发起狠来,不定会出什么事。

  越是处在最底层的年轻人,可能越有理想,明知是宿命,仍不甘心。我的理想并不远大,只对手艺活感兴趣。学过木匠、泥瓦匠、铁匠、裱糊匠、油漆匠,还想学修锁配钥匙。每年夏天麦收前,村里都请木匠修理农具,必派我伺候匠人,协助拉锯、掏卯、推刨子。这是粗活,很容易学。不久,我自己制作了木工工具,利用下雨天,为家里做了个两抽屉桌,以后考上学校,又为自己做了个精致的木箱。在这些手艺活中,尤其对油漆匠入迷。农村年轻人娶媳妇成家,不论房子好坏,一定油上红彤彤的炕围,画上风景画、莲花、牡丹和胖娃娃之类。一次,一位伙伴结婚前油炕围,与平常人家的大红大绿不同,画的是水墨风景。油漆匠是个文雅的中年人,一问,原来是中央美院肄业,右派,以油漆匠为生。他的炕围画太美了,色彩水墨搭配,喜庆又雅致。我上学时就喜欢美术课,从此,对绘画更入迷。集体化时期,村里人的节日是下雨天,若是连阴雨,简直就像过年。每当此时,我会整天关在后院东厢房学绘画。后来,还买了一本《工农兵形象选》,照猫画虎,竟也有模有样。以后村里批判专栏的漫画,全出自我手。二哥见我有此爱好,专门买回了宣纸和国画颜料。可惜,这手艺至今没能学成。

  正当我沉迷学手艺时,县委书记来了。那天下午刚收工,全村劳力被带到西关开会。县委书记姓闫,是个外地人,神情严厉,说话一句一顿,面对劳累了一天的社员,大声训斥,说目前农村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有些地富反右子弟,政治上没有前途,就学些手艺,企图占领农村技术领域。这位书记的话犹如五雷轰顶,让我对前途失去希望。开过这次会后,果然有一段时间,队里不再派我伺候匠人。

  17岁那年,我的婚姻成为妈最焦虑的事。在那种环境中,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兄弟六人的青年,极少有女孩愿意嫁。妈所以急,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前巷有个本家叫黑子,因为出身不好,四十多岁还打光棍。二哥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教书,每月有50多块钱工资,找对象仍遇到困难,被退了婚。我没有二哥的条件,找对象更麻烦。若不趁早占个媳妇,怕真要打光棍了。妈央求了许多人,最后说定的是西关村的一位姑娘。我见过后大失所望。那姑娘与我同岁,个头超不过一米五,黑胖。没想到妈认定,以家里的条件,只配说这样的媳妇。没几天,我和这姑娘定了亲,给了对方彩礼。照订亲像时,和我坐在一起,姑娘个头太低,照相馆师傅往她屁股下塞了两块砖才勉强坐好。定亲一年多后,我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找上门去,将亲退了。家里为此损失了三四百块钱。

  无休止的繁重劳动,加上长期的精神压抑,让我明白自己天生贱民,注定要受一辈子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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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没什么影响,像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连四弟参加高考也不知道。四弟高中上的是文艺班,学拉二胡、小提琴。毕业后,当过三年民办教师,不在家里住,经常参加民办教师培训、考试之类的活动。听他说参加高考,根本没与自己联系起来。一天中午,下地干活,堂妹惠惠说她昨天考试许多道题不会做,只能瞪白眼。惠惠与我同一年从七制学校毕业,上过高中,开朗好动,聪明伶俐,生一双大眼,有一副好嗓子,开会时,村人一鼓噪,会扯起嗓子唱歌。听她说高考,我问都有什么题,她讲了几道,我说:这么简单呀,我都会做。

  这年高考,仍然讲政治,四弟虽然上了录取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录取。这就更让我觉得高考和自己没关系。在村里受了六年,我已习惯、麻痹,再说,这次高考过后,下年还会不会再考,谁也说不清。

  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快到了1978年麦收。晋南农村,麦收过程很漫长,其间不分昼夜,异常辛苦。从六月初开镰收割,六月底七月初才净场结束。一月麦收过后,人人都会脱层皮。这年刚麦罢,二哥回来了。大学毕业后,二哥被分配到吕梁山里当教师,每年只在寒暑假回来。期间还下地,帮助二嫂挣工分。见我天天上下工,问:和你一把儿的都复习考大学,你不想试试?我说:能行吗?二哥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你打算这么在村里过一辈子?我说:可我只是七年制毕业,这么多年,学过的东西早忘光了。二哥说:你可以复习,参加中专考试。

  二哥的话让我动心。当天,翻箱倒柜,找出了以前用过的课本。丢了七年,重新拿起课本,有一种陌生感。我将自己关在后院东厢房内,昼夜苦读。妈见我沉浸在书中,很吃惊,说:我心想小四儿考大学就行了,你也要考吗?真考上了,咱家可怎么办?我明白了,别人家是怕孩子考不上,妈担心的是我考上。我并不理会妈的话,请了几天假,开始埋头复习。期间,前巷承先家盖房子,要我去帮忙。又不得不停下学习,去忙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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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联校办了个中考复习班,二哥听说他高中的一位同学在复习班教数学。当天,去找了这位同学,说好后让我去。复习班设在下豆氏村,离我们村十里,去后才知道,复习班是个大班,已办了三四月,近百人挤在一个教室。我初中时的几位同学也在其中。复习班有灶,没有宿舍,男同学住在生产队一座破仓库。一位同学带我过去,仓库里横七竖八摆满了棺材,我为自己占了一口,往棺材盖铺上褥子,算是床。复习班共有五位老师,分别带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来时,高考刚过,离中考也只有十几天,复习班进入了最后巩固阶段。早晨从棺材盖上爬起来,一天不回来,坐在乱哄哄的教室里,读书、背题,才两天,就有些迷糊,反倒不如没来前头脑清晰。其间,发生过一件事,一天晚上,我回到库房,发现铺盖被揉成一团,扔在一边。我睡觉的棺材不见了。问同学怎么回事。那同学嘟嘟囔囔,说村里今天死了人,你睡的是人家棺材。

  复习班的学习,让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心力交瘁。很快就到了中考时间。考试前一天,老师将所有同学集中起来交代注意事项。站在我身前的是个女生,长得白白净净,上身穿白衬衫。我发现,她后背上,肥胖的虱子乱爬,再看其他同学,头发、衣服上,也爬满虱子。

  1978年山西省中考日期是7月20日至21日,分四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我开始就不顺。第一天中午考政治,从家里出来,不等出村,自行车掉了链子,一路上掉了三四次,赶到考场,差点迟到。第二天下午考语文,正坐在用钢筋做的房梁下,几只燕子站在上面蹦蹦跳跳,喳喳叫。刚做了几道题,一泡燕屎落下来,恰巧掉在卷面上。不等擦净,又一泡落下来,掉在额头上。没考完,就有种不祥之感。

  考完后十多天,分数出来了,录取线360分,我考了336分,四科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尽管没上线,却给了我信心。前后复习不过十几天,能考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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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心下年再考,二哥也鼓励我不要放弃。没想到,很快就被泼了冷水。从报纸上得知,教育部决定,下年不再设中专考试,所有考生都参加大专考试,按成绩录完大专,依次录取中专、技校。如果这样,且不说我从七年制学校并没有真正学到知识,还需要在短时间内读完所有高中课程。

  虽然不甘心,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干农活,每天随着钟声上工。9月,县内各中学又开始办复习班。本家叔叔在黄河岸边的东张中学教物理。四弟辞掉了民办教师,托叔叔的关系去东张中学复习。10月的一天,多少年来,我第一次无故旷工,没向队长请假,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东张中学找本家叔叔,希望也复习考大学。叔叔知道我的情况,面露难色,说:你才初中毕业,学校办复习班,讲升学率,不可能收你。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仍不愿意放弃,一旦错过,终生后悔,别说大专,哪怕是中专、技校,只要能从农村逃出来,等于脱离苦海。从东张回来后,我开始自学,每天下工后,将自己关在后院东厢房苦读。二嫂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已有了侄儿、侄女,在当年风气影响下,也动了心思,跃跃欲试。那些天,妈经常愁眉苦脸,对我和二嫂说:都考大学了,家里可怎么办?妈担心的有道理,那年,五弟12岁,六弟8岁,二哥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如果我们都去考大学,留下这一摊子,妈确实承担不起。

  说话到了11月,二哥来信,说他已从山村学校调到汾西县中学教书,带复习班语文,让我到他那里复习,和二嫂、侄儿、侄女一起去。

  晋南的11月,秋收已毕,麦播刚过,田野长出嫩绿的麦苗,到了农闲季节。我去找队长,向他说明要去二哥那里复习考大学。队长是后街村派驻我们村任职的,50多岁,微胖,听了我话,说:不行,县里通知,过几天要水利上马,修尊村引黄渠,规定每队派30个男劳力,本来咱队劳力就少,你一走,人手更不够了。你请假也行,必须上完这次工再走。

  尊村引黄渠是运城地区修的一条灌溉渠道,从永济县将黄河水提上来,贯通几个县。以前,我曾随队里人修过几次。这次修渠处在县东的张嵩村南,离我们村60里。一干人坐拖拉机巅巅晃晃去,住在一户农家北房,打地铺。白天,去工地挖渠。引黄渠很深很宽,号称可以行船,我们要做的,是从平地上挖出一道深沟。去工地后,一整天不休息,连饭也在工地吃。晚上回来,个个累散了架。30个年轻人一条条躺下,天南海北闲聊。我从墙洞里发现厚厚一本书,借着微弱灯光翻看,是一本《康熙字典》,无封面封底,四角翻卷。这部字典,让我爱不释手,每天下工回来,要翻看一阵才睡。

  这次水利上马共20天,结束已到11月底。回来第三天,便与二嫂带上侄儿、侄女赶往汾西县。同在晋南,相距仅二百多公里,去汾西县并不易,要先坐火车,到霍县下车,住一晚上,第二天挤汽车再去汾西。抵达已是第二天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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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西县城建在一座山梁上,东西向,长长一条,两面都是山沟。县中学在县城东北侧的一道深巷里,一进校门,先是校部,后面是教室,最后面是学生、教工宿舍。二哥带的是理科复习班语文,我读文科复习班,班主任叫梁勉之,芮城县人,30多岁。和老师见过面,我被安排在老师宿舍隔壁的窑洞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校,每天早晨,随比我小六七岁的中学生先排队去水房打水洗漱,再排队去灶房打饭。已是寒冬,却感觉到处都热气腾腾。上课了,我被安排在靠南窗中间一排,和我同桌的是个女生,望着一教室稚气未脱的同学,有种久违的感觉。在班里,我年龄最大,知识水平却最差,对高中课程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当时应届生课程已讲完,进入复习阶段,老师讲的内容我一句也听不懂,感觉最差的同学也比我强。复习班每月都有月考,我来没几天考试,结果得了个全班倒数第几名。

  与我同住一宿舍的有四名学生,最大的姓逯,也不过十六七岁,当班长。最小的一位才十五岁,低矮瘦小,还完全是个孩子。汾西属山区贫困县,教学质量不高,七七、七八届,每年全县考入大学的超不过十位。同宿舍的几名孩子自知考大学无望,干脆放弃学习,每天晚自习结束后,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回来后疯闹,很晚才睡觉。每当他们闹腾,我就一个人去教室,读一会书,估计他们睡后才回来。

  在班里,我是特殊学生,不上早操,不随全班早读,不做午间操,不参加下午班级活动。从家乡来到这里,唯一的目标就是读书、考大学,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每天清晨、下午,带上课本,从学校男厕所后的围墙翻出去,下面是个山沟,很安静。冬天的山沟里寂瑟凄冷,蓬草乱滚,寒鸦聒噪,偶有野兔蹿上山梁。在这样环境中,我钻进书里,忘记了一切。

  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每天两顿饭,全是窝头加烩菜。早晨烩土豆,制作很简单,将核桃大的土豆切成两半,放进锅里煮,学生领饭时,只见一口大海锅里,上面漂的全是土豆皮。下午煮南瓜干,这种菜我从没有吃过。做法也很简单,秋天先将南瓜去瓤,旋成长条,挂在铁丝上晒干,冬天没菜时,这就是干菜,放进锅里煮熟,加上盐、佐料,即为烩菜。这两种菜,加上窝头,吃得人胃酸。

  星期天,同宿舍学生都回家,我在学习之外,另一件事是捉虱子。宿舍里没有火炉,我只带一床被子,晚上冷,睡觉从不脱衣服,一个月下来,身上虱子挤疙瘩。趁宿舍没人,脱光衣服,挨衣缝搜捕,捉来的虱子并不弄死,一只只放在砖缝里,让它们和我一起受冻。星期天下午,同学返校,必带来一星期食物,有干馍、酸菜。偶尔分给我尝,感觉如同美味佳肴。

  寒假来临前,又一次月考,这一次,全班80余位同学,我考到了二十几名。放假后,二哥、二嫂没有回去,陪我在学校过年。梁老师携妻儿回芮城老家,将宿舍门钥匙留下,让我看门,我住了进去。寒假一月,将高中语文、数学全部过了一遍,虽还很多地方吃不透,心里已有底,面对练习题不再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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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开学,已是1979年2月,我每天还翻墙去沟里学习,下过一场小雪,山沟里没有春意,仍然寂冷。班里早读、晚自习更乱。多数同学都是父母逼来的,根本无心学习。教室后面有个地炉子,每天早晨都要重新点火。一天,值日生从地炉子里发现个用过的避孕套,用木棍挑起来在教室转,一群男生跟着起哄,目光朝一位漂亮女生身上瞟。班里一部分学生是县城干部职工子女,有时会出去打群架。下午,我路过操场,见班里最高大的一位男生,被一群同学围住痛打。那男生是山里来的,黑粗威猛,生一脸横肉,却被打得满脸流血。在这所学校,我是外地人,连说话口音也不同,这些孩子欺生。有次,一个小家伙竟向我挑衅,被我拧住胳膊,按倒在地上。对他说:咱井水不犯河水,别惹我,信不信我能将你举过头顶,扔到外面的沟里。吓得那孩子连连讨饶,以后再没生事。

  寒假开学不久,二嫂带两个孩子回去了。她到底没能参加高考,也到底不甘心,以后几年参加成人自学考试,获得大学文凭。这已是后话。

  开学一月后,学校举行了一次统考,由临汾地区教育局统一出题,各校成绩比较,测试考生应对高考能力。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次考试我竟得了全县文科第一名。

  各门功课中,我的数学成绩最差。短短两三个月,不可能将别人学了两年的数学课补齐。这次统考过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数学课上,狠命学,费了很多时间。直到高考完后,才知道犯了个大错误。但当时努力效果明显,又一个月过后,临汾地区再次统考,我再度考得全县文科第一。数学成绩80多分,总成绩超过及格线70多分。

  那位漂亮女生的座位空了十多天。这次考试过后来上课了,却见脸色苍白,有气无力。一天上晚自习,黑板上赫然出现两幅漫画,前面一幅:一个长辫女孩,挺大肚子。旁边配字“没刮之前”,后面一幅女孩肚子凹下了,配字“刮了以后”。那女孩趴在课桌上嘤嘤哭,全班学生都朝她望。事后,班长告诉我,那女孩被人弄大了肚子,这些天去临汾刮娃,才没有上学。以后,女孩仍然上课,不几天,面色又恢复红润。

  因为连续两次考试成绩第一,我被老师指定为历史、地理课代表,作业被拿来向全班展示。每次上课前,按照老师要求,先在黑板上画个地图,供老师上课讲解。历史地理老师姓郭,当地人,50多岁,是个宽厚和善的老人,至今想起他,仍心存感念。

  同宿舍的几个家伙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晚自习后出去,回来后,钻进被窝嘀咕,一阵阵坏笑。隔壁宿舍住的是几个洪洞县来的女孩,常被几个家伙挑逗。不料,其中一位人高马大,生性泼辣。一天,几个家伙不知怎么惹了这女孩,被堵在宿舍,骂了半天。从几个家伙的话中,我听到了这女孩的名字,以为他们会做对女孩不利的事,没想到几天过后,风平浪静。

  为避免打扰,我坚持放学后去教室学习,直到夜深人静,几个家伙入睡才回来。教室灯管有毛病,来后先站上课桌,用一截弯成U型的包皮电线,将灯管打着才能开始学习。一天晚上,正埋头书里,发现身旁悄悄站着几个人,抬头看,是校长和教导处老师。见我深夜学习,校长大加赞赏,说全校同学都这么废寝忘食就好了。又叮嘱我早点休息,以免影响白天上课。听二哥说,第二天校长在教师会上讲了这件事。以后,每当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倡导刻苦学习,总要提到我,直到我离开十多年,仍是该校的勤学榜样。

  大约六月中旬,从班里同学那里得到消息,下一年高考,有了年龄限制,还要增加英语考试。我上七年制学校时,从未学过英语,连字母也认不全。至此有了危机感,知道今年的考试是我脱离农村的最后机会,如果考不上,明年希望就更渺茫了。

  越临近高考,班里秩序越乱,连晚自习也乱哄哄。一天晚自习,正沉浸于练习题中,忽然感觉教室里出奇安静,反倒是平时最捣乱的那个男同学在高声朗读什么,听一会,知道读的是男女性爱故事,我也被吸引住了,忘记了学习。直到他读完,教室里仍很安静,满教室80几位少男少女,好像都在回味刚听到的细节。过后,我知道,那位同学读的是当时流行的手抄本小说。

  进入七月,高考即将来临,临汾地区又组织了一次模拟考试,我仍是汾西县文科第一。同宿舍的几位考得很差,自知无望,彻底放弃了学习,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不见人。回来后,神情不一,有时候兴奋,有时候沮丧。直到一天被吵醒,才明白这段时间几个家伙都干了些什么。直白说,他们是去偷窥了。

  首先被偷窥的是一位青年女教师。

  女教师丈夫在邻近的霍县工作,隔三差五来汾西探望妻子,小别胜新婚,难免亲热。教师宿舍全是砖券窑洞,在学校正后方,西侧是操场,东侧是学生宿舍。女教师与丈夫亲热时,开着灯,拉上了窗帘,按说不应该被偷窥到,是窑洞结构出卖了她。所有窑洞顶部都是弧形,门窗最上部没法用帘子遮挡。因为很高,从外面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一般人不在意。几个家伙原本是闲得无聊,上窑垴(顶)游荡、抽烟,无意中发现了女教师的秘密。从前面一排窑垴居高临下望去,床上活动一目了然。几个家伙像看活春宫一样,乐此不疲,上了瘾。每天盯那位女教师,一见她丈夫回来,晚自习后必上窑垴,有时没看到亲热场面,会很懊恼。接着在窑垴上转悠,寻找下一个目标。被他们偷窥到的女教师不止一位。我知道情况时,他们已偷窥了一个多月。

  直到高考前两天,几个家伙仍看得津津有味,回来后,绘声绘色描述细节,又说起以前偷窥到的情景,原来,几个人有前科,早在我没来之前,就曾在班里一位同学带领下,偷窥过县供销社的一位女职工。此番,竟将床上细节比较。高考复习到了最重要关头,我实在不能忍受几个家伙胡闹,第二天,和一位叫郭金记的体育特长生说了,他说:你干脆睡到体育器材室,里面有许多海绵垫,晚上没人打扰。

  高考前一天晚上,我住进了体育器材室,连被子也没带。山区七月夜晚很凉,半夜冷醒,胡乱拉过几面彩旗,裹住身体,总算熬过一夜。

  考场设在离中学不远的一所小学里。7月7日考语文、历史还算顺利。当晚,仍睡体育器材室。第二天中午考数学,因为考前早餐出了点意外。学生饭菜从高考前一天开始,就变了样,不再是土豆、南瓜干烩菜,有豆腐、西红柿,白面馒头,还带了点肉片。准备了稀米汤,大师傅格外舍得舀。我用的是大搪瓷碗,满满一碗喝下去,上考场没半小时就膀胱发胀。由监考老师陪同去了厕所后,再集中不起精力。当时没多想,过后回想,是那碗稀米汤惹的祸。因为,那个考场至少有五六个考生中途去了厕所。

  7月9日上午,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只见几位考生聚在一起叫苦,有的还抽抽搭搭哭,抹眼泪,都说没考好。我也觉得没发挥出水平,有些沮丧,又想,总算考完了,命由天定吧。

  回到宿舍,大炕上只剩下我的被褥,几位同学悄然走了,连声告别也没有。直到现在,近38年过去了,再没见过他们。

  7

  二哥高考结束回了老家,我多住了几天,填完各种表格后,返回老家。途中,发现因为长期不脱衣睡觉,内裤已经朽了,可以轻轻撕下一块。

  回到家,与四弟对答案,四弟感到惊奇,说:难道你比我还考得好?我知道自己考得并不理想,尤其是数学。其他各科确实可能比四弟高点。

  父亲远在两千里之外工作,虽鞭长莫及,仍格外替两个孩子担心。回家第三天,接到父亲来信,说他因为工作忙,即使我们考上,也请不下假回来。最后与我们约定,如果我们兄弟都没考上,就算了。一个人考上,给他拍电报:母病速归。两人都考上,电报内容多一字:母亲病速归。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工作三十多年,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找理由请假。以前,从来都是一年一次探亲假,连祖父母去世都没回来。父亲建国前参加工作,资历虽老,在单位同样受歧视,一直是个普通干部。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为孩子谋出路,如果两个孩子都能考上,不光为他去了心病,还为他长了脸。

  七个月补习考试,心力交瘁,与四弟对完考题后,我大睡三天。第四天,又随钟声下地。我已经厌恶那当当作响的上工钟声,却明白,尽管做出了努力,此时仍是个农民,在没有走出去之前,还要受队长管制,若真没考上,以后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走进田间,平时一起干活的伙伴仍不相信我是去复习考大学,以为二哥给我在外地找了什么临时工。问一月能挣多少钱,给队里交多少。我不回答,心想,过几天就知道了。

  七月底,四弟的分数先下来,360多分,一家人为四弟高兴的时候,我为自己担心,默默祈祷。当晚,收到一封电报,内容是:“你与远速返校”。我和二哥分析电文,都一头雾水。莫非要我与二哥一起返校,可是要我们返校做什么呢?突然,心头一亮,一定是电文翻译错了,应该是“你预选速返校”,我考上了。

  第二天,搭车再去汾西县,到达已是第三天上午。县政府门前高墙上,贴着红榜,我的名字赫然其中。全县文科共四人上大专录取分数线,我名列第三,比大专录取线仅高出不到十分。我还是感到高兴。太侥幸了。我可以走出农村了,就是上不了大专,还有中专、技校,只要能走出去,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以后的几天,体检、填报志愿。再回到老家,刚下车,看见了父亲满脸喜气站在出站口等候。原来,我去汾西第二天,四弟就按约定,给父亲拍了电报。父亲接到后,立刻返回。镇上一天有四五趟客车往来,我回来时,父亲已连续两天到镇上汽车站等候儿子归来,每趟不空。见了我,说:你两天不回来,真怕你落榜。

  一年当中,兄弟俩同时考上大学,当时颇具轰动效应。再下地干活,发现同伴看我目光不一样了,一位伙伴走到面前,目光上下扫,说:这家伙真考上大学了?

  八月底,开学了。我上的是所专科学校,四弟上的是南开大学,我们的分数差距全在数学一科,我的数学只考了18分。

  38年过去,现在回想,那七个月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期,是我这辈子最努力、最玩命,人生目标最单纯的七个月。努力、玩命的前提是社会的开放与公平,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在绝望时,得到了机会。

  我与四弟离开后,母亲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同一年,二嫂与侄儿、侄女也离开村里,户口转至汾西县,没两年,又转到省城。第二年,上面落实政策,母亲与五弟、六弟户口转到父亲工作的山东省德州市。我家的四合院,一下变成座空院子。其间发生过一件事,两位远房亲戚的孩子连年落榜,得知我与四弟考上大学前,住在后院东厢房,认为那间房子有文气,一定要孩子高考前来我家东厢房住几天,纯粹巧合,那两个孩子当年都考上了。这件事传得很奇,被父亲当故事讲。妈去山东后,父亲单位的一位同事听说后,同样让孩子高考前,来韩大娘家住几天,结果也考上了。

  现在翻资料,知道1979年高考,是高考恢复后,走向正轨的第一年,六成以上考生是应届毕业生,加上77、78届高中毕业生,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占不到一成。那年考题格外难,山西省理科录取线才200多分。能在这种情况下考上,实属侥幸。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太特别,一旦进入正常社会,往往露怯。上大学深造,可以说藏了怯,以后,人生旅程等于以高考为起点,无论走向哪里,想起那次高考都后怕,我不能忘记,高考之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退路。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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