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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我回村干活已超过六个年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渺茫无望的前途，让一个要强好胜的少年，渐渐变为忧郁绝望的青年。
恢复高考之前，我上过七年制学校，姑且算个初中生。学校原名临晋镇完全小学，“文革”开始后，取了个威风凛凛的名字——抗大附小。我上五年级那年，学制缩短，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学校成为戴帽初中。我所在的班是70班，有近80名学生，出身不好的有7位，毕业后，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知道会有什么结局，灰溜溜回到村里，唯有我被老师留下，等待推荐结果。
我们这茬学生，可能是实行学校教育以来，文化水准最差的一代。我上二年级时，教学内容开始政治化、实用化。语文课本内容几乎全是领袖语录和先进人物事迹。三年级上半学期，老师让学生比赛背诵语录、著作，我一口气能背60多条语录和“老三篇”。六年级，物理课本叫《工业基础知识》，内容是怎样安装电路、电动机、怎样使用铡草机、磨面机、水泵。上学七年，做得最多的事，不是上课，反倒是参加开会、劳动、宣传等各种社会活动。公社、大队开会，都要让全体学生参加，在铺天盖地的标语中，跟着大人举拳头，喊口号。教学内容上随政治，时间上随农村，根据晋南乡村特点，一天吃两顿饭。农忙时，要帮助生产队收获庄稼。每年放四次假，寒、暑假之外，还有麦假、秋假。有时候，还组织学生去工厂学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送到镇五一机械厂，跟铁匠师傅抡锤打铁，20多天后结束，唯一的成果是自己动手，打了把折叠小刀。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学会了一种本事。带我们六年级语文的畅老师，40多岁，是从临晋中学下放的老教师，写一手好美术字，镇上频繁更换的门牌、开会的会标、都出自他手，每有政治运动，墙上的大标语也由他写。老师写标语的方法很特别。前面有人在墙壁刷上糨糊，帖好纸。老师提一桶墨汁，不待纸干，手持三寸板刷，写上斗大的黑体字。这是个累活，要随标语位置，攀上爬下。老师年龄大了，很吃力，从班里选出两个学生帮他写，我为其中之一。从此，老师只需站在一旁指点，标语由我们刷。两位小小少年，在满街赞许目光中做这种事，仿佛掌握了绝世技艺，很自豪。可惜回到村里后，这本事再没用上。
毕业考试，我各门功课几乎全是满分，却没资格上高中。那年的政策是先推荐，后考试。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过是摆设。驻校管理学校的是邻村一位姓乔的老汉，60多岁，以前在村里当贫协主任，大字不识一个，人倒和善，整天披件羊皮袄，一声不吭在学校转悠。有时候，悄悄站到教室窗外，全班同学会一齐望，如看风景，没人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想到，全班同学命运就掌握在老汉手里。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我走进教室，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中，刚翻开课本，被教七年级语文的张老师叫出去，告诉我推荐结果出来了，没有我。得知结果，我没有一点感觉。默默返回教室，抱起课本离开了学校。天刚发亮，寒风刺骨，走到十字街口，抱课本的手已冻麻木，风从袄襟下往里灌，满街尘土飞扬，我放下课本，想找根草绳扎住袄襟，却没能找到。身前一位姑娘轻盈地走，不时回过头看一眼，我跟着那姑娘，走到东街尽头，姑娘拐向邻村的路。我走进了村里，迎面碰见队长，见了我抱着课本，队长知道怎么回事，嘻嘻笑，说：又回来个打牛后半截的。说着，走向挂有铁钟的高杆，拽响了上工钟声。同时，学校那边的钟声也响了，该是下早读。
回到家，妈正在扫院，见我回来，一点也不惊讶，问：不上学了?我说：不上了。妈说：还能赶上今天上工。我放下书本，一刻也没停留，扛起一把铁锨，跟随下地干活的人，走进了冬天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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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兄弟六人，我行三。对于妈来说，我不能上高中，至少不是坏事，因为家里太需要我了。两年前，祖父受不了无休无止的屈辱，自杀身亡，吊死在门前老槐树上。父亲在两千里外工作，每年只有半月探亲假。大哥在县城当工人，已成家单过;二哥在省城读大学，还没有结婚。三个弟弟年幼，四弟小我一岁多，五弟七岁，六弟才两岁多。妈是个贤淑善良的乡村女人，身材瘦小，生性懦弱，单薄的肩膀实在无力承受沉重的生活负担。家里没个男人，所有的事都要由妈应付，转动辘轳，从幽深的井里绞上水担回家;吃力地扛起一袋粮食，去磨房磨面，这些活一咬牙都能做。最难受的是每年麦收后分粮食。眼看别人一袋袋往家扛，我家却没有资格。在村里，我家是有名的短款户。虽然父亲挣工资，无奈家里人口多，没劳力，欠下生产队许多口粮款。每到分口粮时，欠口粮款的人家，望着黄澄澄的麦子，要等到别人家分完，才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卑微地等待队长开恩。我上不了高中，回村干活，虽还不成年，家里等于多了个男劳力，至少可以下地挣工分，以后不再看队长脸色。
我回村第二年，二哥结婚了。四弟侥幸上了高中。我和二嫂辛劳一年，到年底生产队结算，家里破天荒没有欠款，还分了100多块钱。
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尽管还是个身体单薄的少年。我出生在山东德州，不到两岁随母亲下放返回老家，性格中，带着山东人的蛮劲狠劲，从小得了绰号：三蛮子。回到村里仍要强好胜，干活不服人。那些年，我干过生产队所有繁重的体力活，打土坯、起牲口圈、下黄河滩挖渠、扛麻包交公粮。这些活中，打土坯最费体力，要不停地填土、弯腰、用二十多斤重的石杵夯实，提起来摞好。不是彪小伙，每天打不了500块，我每天打到过1000块，直到离开村里，无人能破纪录，至今说起仍自豪。那几年，村里人家建的全是土坯房，我为所有建房的人家打过土坯。在要强好胜中度过几年，我发现，与我前后几年回村的年轻人，有的参军当了兵，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招了工，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最不济的，也当上基干民兵，每当农闲时季，扛支枪，去公社受训，很威风。唯有我只能在地里死受。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也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我可以做最脏最累的活，绝不能受欺侮，为此，和村里最厉害的人打过架，找支书拼过命。一个不要命的倔小子，发起狠来，不定会出什么事。
越是处在最底层的年轻人，可能越有理想，明知是宿命，仍不甘心。我的理想并不远大，只对手艺活感兴趣。学过木匠、泥瓦匠、铁匠、裱糊匠、油漆匠，还想学修锁配钥匙。每年夏天麦收前，村里都请木匠修理农具，必派我伺候匠人，协助拉锯、掏卯、推刨子。这是粗活，很容易学。不久，我自己制作了木工工具，利用下雨天，为家里做了个两抽屉桌，以后考上学校，又为自己做了个精致的木箱。在这些手艺活中，尤其对油漆匠入迷。农村年轻人娶媳妇成家，不论房子好坏，一定油上红彤彤的炕围，画上风景画、莲花、牡丹和胖娃娃之类。一次，一位伙伴结婚前油炕围，与平常人家的大红大绿不同，画的是水墨风景。油漆匠是个文雅的中年人，一问，原来是中央美院肄业，右派，以油漆匠为生。他的炕围画太美了，色彩水墨搭配，喜庆又雅致。我上学时就喜欢美术课，从此，对绘画更入迷。集体化时期，村里人的节日是下雨天，若是连阴雨，简直就像过年。每当此时，我会整天关在后院东厢房学绘画。后来，还买了一本《工农兵形象选》，照猫画虎，竟也有模有样。以后村里批判专栏的漫画，全出自我手。二哥见我有此爱好，专门买回了宣纸和国画颜料。可惜，这手艺至今没能学成。
正当我沉迷学手艺时，县委书记来了。那天下午刚收工，全村劳力被带到西关开会。县委书记姓闫，是个外地人，神情严厉，说话一句一顿，面对劳累了一天的社员，大声训斥，说目前农村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有些地富反右子弟，政治上没有前途，就学些手艺，企图占领农村技术领域。这位书记的话犹如五雷轰顶，让我对前途失去希望。开过这次会后，果然有一段时间，队里不再派我伺候匠人。
17岁那年，我的婚姻成为妈最焦虑的事。在那种环境中，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兄弟六人的青年，极少有女孩愿意嫁。妈所以急，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前巷有个本家叫黑子，因为出身不好，四十多岁还打光棍。二哥大学毕业，分配到吕梁山里教书，每月有50多块钱工资，找对象仍遇到困难，被退了婚。我没有二哥的条件，找对象更麻烦。若不趁早占个媳妇，怕真要打光棍了。妈央求了许多人，最后说定的是西关村的一位姑娘。我见过后大失所望。那姑娘与我同岁，个头超不过一米五，黑胖。没想到妈认定，以家里的条件，只配说这样的媳妇。没几天，我和这姑娘定了亲，给了对方彩礼。照订亲像时，和我坐在一起，姑娘个头太低，照相馆师傅往她屁股下塞了两块砖才勉强坐好。定亲一年多后，我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找上门去，将亲退了。家里为此损失了三四百块钱。
无休止的繁重劳动，加上长期的精神压抑，让我明白自己天生贱民，注定要受一辈子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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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对我没什么影响，像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连四弟参加高考也不知道。四弟高中上的是文艺班，学拉二胡、小提琴。毕业后，当过三年民办教师，不在家里住，经常参加民办教师培训、考试之类的活动。听他说参加高考，根本没与自己联系起来。一天中午，下地干活，堂妹惠惠说她昨天考试许多道题不会做，只能瞪白眼。惠惠与我同一年从七制学校毕业，上过高中，开朗好动，聪明伶俐，生一双大眼，有一副好嗓子，开会时，村人一鼓噪，会扯起嗓子唱歌。听她说高考，我问都有什么题，她讲了几道，我说：这么简单呀，我都会做。
这年高考，仍然讲政治，四弟虽然上了录取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录取。这就更让我觉得高考和自己没关系。在村里受了六年，我已习惯、麻痹，再说，这次高考过后，下年还会不会再考，谁也说不清。
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快到了1978年麦收。晋南农村，麦收过程很漫长，其间不分昼夜，异常辛苦。从六月初开镰收割，六月底七月初才净场结束。一月麦收过后，人人都会脱层皮。这年刚麦罢，二哥回来了。大学毕业后，二哥被分配到吕梁山里当教师，每年只在寒暑假回来。期间还下地，帮助二嫂挣工分。见我天天上下工，问：和你一把儿的都复习考大学，你不想试试?我说：能行吗?二哥说：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你打算这么在村里过一辈子?我说：可我只是七年制毕业，这么多年，学过的东西早忘光了。二哥说：你可以复习，参加中专考试。
二哥的话让我动心。当天，翻箱倒柜，找出了以前用过的课本。丢了七年，重新拿起课本，有一种陌生感。我将自己关在后院东厢房内，昼夜苦读。妈见我沉浸在书中，很吃惊，说：我心想小四儿考大学就行了，你也要考吗?真考上了，咱家可怎么办?我明白了，别人家是怕孩子考不上，妈担心的是我考上。我并不理会妈的话，请了几天假，开始埋头复习。期间，前巷承先家盖房子，要我去帮忙。又不得不停下学习，去忙了两天。
公社联校办了个中考复习班，二哥听说他高中的一位同学在复习班教数学。当天，去找了这位同学，说好后让我去。复习班设在下豆氏村，离我们村十里，去后才知道，复习班是个大班，已办了三四月，近百人挤在一个教室。我初中时的几位同学也在其中。复习班有灶，没有宿舍，男同学住在生产队一座破仓库。一位同学带我过去，仓库里横七竖八摆满了棺材，我为自己占了一口，往棺材盖铺上褥子，算是床。复习班共有五位老师，分别带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来时，高考刚过，离中考也只有十几天，复习班进入了最后巩固阶段。早晨从棺材盖上爬起来，一天不回来，坐在乱哄哄的教室里，读书、背题，才两天，就有些迷糊，反倒不如没来前头脑清晰。其间，发生过一件事，一天晚上，我回到库房，发现铺盖被揉成一团，扔在一边。我睡觉的棺材不见了。问同学怎么回事。那同学嘟嘟囔囔，说村里今天死了人，你睡的是人家棺材。
复习班的学习，让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心力交瘁。很快就到了中考时间。考试前一天，老师将所有同学集中起来交代注意事项。站在我身前的是个女生，长得白白净净，上身穿白衬衫。我发现，她后背上，肥胖的虱子乱爬，再看其他同学，头发、衣服上，也爬满虱子。
1978年山西省中考日期是7月20日至21日，分四科：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我开始就不顺。第一天中午考政治，从家里出来，不等出村，自行车掉了链子，一路上掉了三四次，赶到考场，差点迟到。第二天下午考语文，正坐在用钢筋做的房梁下，几只燕子站在上面蹦蹦跳跳，喳喳叫。刚做了几道题，一泡燕屎落下来，恰巧掉在卷面上。不等擦净，又一泡落下来，掉在额头上。没考完，就有种不祥之感。
考完后十多天，分数出来了，录取线360分，我考了336分，四科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尽管没上线，却给了我信心。前后复习不过十几天，能考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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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下年再考，二哥也鼓励我不要放弃。没想到，很快就被泼了冷水。从报纸上得知，教育部决定，下年不再设中专考试，所有考生都参加大专考试，按成绩录完大专，依次录取中专、技校。如果这样，且不说我从七年制学校并没有真正学到知识，还需要在短时间内读完所有高中课程。
虽然不甘心，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干农活，每天随着钟声上工。9月，县内各中学又开始办复习班。本家叔叔在黄河岸边的东张中学教物理。四弟辞掉了民办教师，托叔叔的关系去东张中学复习。10月的一天，多少年来，我第一次无故旷工，没向队长请假，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东张中学找本家叔叔，希望也复习考大学。叔叔知道我的情况，面露难色，说：你才初中毕业，学校办复习班，讲升学率，不可能收你。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仍不愿意放弃，一旦错过，终生后悔，别说大专，哪怕是中专、技校，只要能从农村逃出来，等于脱离苦海。从东张回来后，我开始自学，每天下工后，将自己关在后院东厢房苦读。二嫂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已有了侄儿、侄女，在当年风气影响下，也动了心思，跃跃欲试。那些天，妈经常愁眉苦脸，对我和二嫂说：都考大学了，家里可怎么办?妈担心的有道理，那年，五弟12岁，六弟8岁，二哥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如果我们都去考大学，留下这一摊子，妈确实承担不起。
说话到了11月，二哥来信，说他已从山村学校调到汾西县中学教书，带复习班语文，让我到他那里复习，和二嫂、侄儿、侄女一起去。
晋南的11月，秋收已毕，麦播刚过，田野长出嫩绿的麦苗，到了农闲季节。我去找队长，向他说明要去二哥那里复习考大学。队长是后街村派驻我们村任职的，50多岁，微胖，听了我话，说：不行，县里通知，过几天要水利上马，修尊村引黄渠，规定每队派30个男劳力，本来咱队劳力就少，你一走，人手更不够了。你请假也行，必须上完这次工再走。
尊村引黄渠是运城地区修的一条灌溉渠道，从永济县将黄河水提上来，贯通几个县。以前，我曾随队里人修过几次。这次修渠处在县东的张嵩村南，离我们村60里。一干人坐拖拉机巅巅晃晃去，住在一户农家北房，打地铺。白天，去工地挖渠。引黄渠很深很宽，号称可以行船，我们要做的，是从平地上挖出一道深沟。去工地后，一整天不休息，连饭也在工地吃。晚上回来，个个累散了架。30个年轻人一条条躺下，天南海北闲聊。我从墙洞里发现厚厚一本书，借着微弱灯光翻看，是一本《康熙字典》，无封面封底，四角翻卷。这部字典，让我爱不释手，每天下工回来，要翻看一阵才睡。
这次水利上马共20天，结束已到11月底。回来第三天，便与二嫂带上侄儿、侄女赶往汾西县。同在晋南，相距仅二百多公里，去汾西县并不易，要先坐火车，到霍县下车，住一晚上，第二天挤汽车再去汾西。抵达已是第二天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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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西县城建在一座山梁上，东西向，长长一条，两面都是山沟。县中学在县城东北侧的一道深巷里，一进校门，先是校部，后面是教室，最后面是学生、教工宿舍。二哥带的是理科复习班语文，我读文科复习班，班主任叫梁勉之，芮城县人，30多岁。和老师见过面，我被安排在老师宿舍隔壁的窑洞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校，每天早晨，随比我小六七岁的中学生先排队去水房打水洗漱，再排队去灶房打饭。已是寒冬，却感觉到处都热气腾腾。上课了，我被安排在靠南窗中间一排，和我同桌的是个女生，望着一教室稚气未脱的同学，有种久违的感觉。在班里，我年龄最大，知识水平却最差，对高中课程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当时应届生课程已讲完，进入复习阶段，老师讲的内容我一句也听不懂，感觉最差的同学也比我强。复习班每月都有月考，我来没几天考试，结果得了个全班倒数第几名。
与我同住一宿舍的有四名学生，最大的姓逯，也不过十六七岁，当班长。最小的一位才十五岁，低矮瘦小，还完全是个孩子。汾西属山区贫困县，教学质量不高，七七、七八届，每年全县考入大学的超不过十位。同宿舍的几名孩子自知考大学无望，干脆放弃学习，每天晚自习结束后，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回来后疯闹，很晚才睡觉。每当他们闹腾，我就一个人去教室，读一会书，估计他们睡后才回来。
在班里，我是特殊学生，不上早操，不随全班早读，不做午间操，不参加下午班级活动。从家乡来到这里，唯一的目标就是读书、考大学，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每天清晨、下午，带上课本，从学校男厕所后的围墙翻出去，下面是个山沟，很安静。冬天的山沟里寂瑟凄冷，蓬草乱滚，寒鸦聒噪，偶有野兔蹿上山梁。在这样环境中，我钻进书里，忘记了一切。
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每天两顿饭，全是窝头加烩菜。早晨烩土豆，制作很简单，将核桃大的土豆切成两半，放进锅里煮，学生领饭时，只见一口大海锅里，上面漂的全是土豆皮。下午煮南瓜干，这种菜我从没有吃过。做法也很简单，秋天先将南瓜去瓤，旋成长条，挂在铁丝上晒干，冬天没菜时，这就是干菜，放进锅里煮熟，加上盐、佐料，即为烩菜。这两种菜，加上窝头，吃得人胃酸。
星期天，同宿舍学生都回家，我在学习之外，另一件事是捉虱子。宿舍里没有火炉，我只带一床被子，晚上冷，睡觉从不脱衣服，一个月下来，身上虱子挤疙瘩。趁宿舍没人，脱光衣服，挨衣缝搜捕，捉来的虱子并不弄死，一只只放在砖缝里，让它们和我一起受冻。星期天下午，同学返校，必带来一星期食物，有干馍、酸菜。偶尔分给我尝，感觉如同美味佳肴。
寒假来临前，又一次月考，这一次，全班80余位同学，我考到了二十几名。放假后，二哥、二嫂没有回去，陪我在学校过年。梁老师携妻儿回芮城老家，将宿舍门钥匙留下，让我看门，我住了进去。寒假一月，将高中语文、数学全部过了一遍，虽还很多地方吃不透，心里已有底，面对练习题不再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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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开学，已是1979年2月，我每天还翻墙去沟里学习，下过一场小雪，山沟里没有春意，仍然寂冷。班里早读、晚自习更乱。多数同学都是父母逼来的，根本无心学习。教室后面有个地炉子，每天早晨都要重新点火。一天，值日生从地炉子里发现个用过的避孕套，用木棍挑起来在教室转，一群男生跟着起哄，目光朝一位漂亮女生身上瞟。班里一部分学生是县城干部职工子女，有时会出去打群架。下午，我路过操场，见班里最高大的一位男生，被一群同学围住痛打。那男生是山里来的，黑粗威猛，生一脸横肉，却被打得满脸流血。在这所学校，我是外地人，连说话口音也不同，这些孩子欺生。有次，一个小家伙竟向我挑衅，被我拧住胳膊，按倒在地上。对他说：咱井水不犯河水，别惹我，信不信我能将你举过头顶，扔到外面的沟里。吓得那孩子连连讨饶，以后再没生事。
寒假开学不久，二嫂带两个孩子回去了。她到底没能参加高考，也到底不甘心，以后几年参加成人自学考试，获得大学文凭。这已是后话。
开学一月后，学校举行了一次统考，由临汾地区教育局统一出题，各校成绩比较,测试考生应对高考能力。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次考试我竟得了全县文科第一名。
各门功课中，我的数学成绩最差。短短两三个月，不可能将别人学了两年的数学课补齐。这次统考过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数学课上，狠命学，费了很多时间。直到高考完后，才知道犯了个大错误。但当时努力效果明显，又一个月过后，临汾地区再次统考，我再度考得全县文科第一。数学成绩80多分，总成绩超过及格线70多分。
那位漂亮女生的座位空了十多天。这次考试过后来上课了，却见脸色苍白，有气无力。一天上晚自习，黑板上赫然出现两幅漫画，前面一幅：一个长辫女孩，挺大肚子。旁边配字“没刮之前”，后面一幅女孩肚子凹下了，配字“刮了以后”。那女孩趴在课桌上嘤嘤哭，全班学生都朝她望。事后，班长告诉我，那女孩被人弄大了肚子，这些天去临汾刮娃，才没有上学。以后，女孩仍然上课，不几天，面色又恢复红润。
因为连续两次考试成绩第一，我被老师指定为历史、地理课代表，作业被拿来向全班展示。每次上课前，按照老师要求，先在黑板上画个地图，供老师上课讲解。历史地理老师姓郭，当地人，50多岁，是个宽厚和善的老人，至今想起他，仍心存感念。
同宿舍的几个家伙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晚自习后出去，回来后，钻进被窝嘀咕，一阵阵坏笑。隔壁宿舍住的是几个洪洞县来的女孩，常被几个家伙挑逗。不料，其中一位人高马大，生性泼辣。一天，几个家伙不知怎么惹了这女孩，被堵在宿舍，骂了半天。从几个家伙的话中，我听到了这女孩的名字，以为他们会做对女孩不利的事，没想到几天过后，风平浪静。
为避免打扰，我坚持放学后去教室学习，直到夜深人静，几个家伙入睡才回来。教室灯管有毛病，来后先站上课桌，用一截弯成U型的包皮电线，将灯管打着才能开始学习。一天晚上，正埋头书里，发现身旁悄悄站着几个人，抬头看，是校长和教导处老师。见我深夜学习，校长大加赞赏，说全校同学都这么废寝忘食就好了。又叮嘱我早点休息，以免影响白天上课。听二哥说，第二天校长在教师会上讲了这件事。以后，每当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倡导刻苦学习，总要提到我，直到我离开十多年，仍是该校的勤学榜样。
大约六月中旬，从班里同学那里得到消息，下一年高考，有了年龄限制，还要增加英语考试。我上七年制学校时，从未学过英语，连字母也认不全。至此有了危机感，知道今年的考试是我脱离农村的最后机会，如果考不上，明年希望就更渺茫了。
越临近高考，班里秩序越乱，连晚自习也乱哄哄。一天晚自习，正沉浸于练习题中，忽然感觉教室里出奇安静，反倒是平时最捣乱的那个男同学在高声朗读什么，听一会，知道读的是男女性爱故事，我也被吸引住了，忘记了学习。直到他读完，教室里仍很安静，满教室80几位少男少女，好像都在回味刚听到的细节。过后，我知道，那位同学读的是当时流行的手抄本小说。
进入七月，高考即将来临，临汾地区又组织了一次模拟考试，我仍是汾西县文科第一。同宿舍的几位考得很差，自知无望，彻底放弃了学习，有时候凌晨两三点还不见人。回来后，神情不一，有时候兴奋，有时候沮丧。直到一天被吵醒，才明白这段时间几个家伙都干了些什么。直白说，他们是去偷窥了。
首先被偷窥的是一位青年女教师。
女教师丈夫在邻近的霍县工作，隔三差五来汾西探望妻子，小别胜新婚，难免亲热。教师宿舍全是砖券窑洞，在学校正后方，西侧是操场，东侧是学生宿舍。女教师与丈夫亲热时，开着灯，拉上了窗帘，按说不应该被偷窥到，是窑洞结构出卖了她。所有窑洞顶部都是弧形，门窗最上部没法用帘子遮挡。因为很高，从外面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一般人不在意。几个家伙原本是闲得无聊，上窑垴(顶)游荡、抽烟，无意中发现了女教师的秘密。从前面一排窑垴居高临下望去，床上活动一目了然。几个家伙像看活春宫一样，乐此不疲，上了瘾。每天盯那位女教师，一见她丈夫回来，晚自习后必上窑垴，有时没看到亲热场面，会很懊恼。接着在窑垴上转悠，寻找下一个目标。被他们偷窥到的女教师不止一位。我知道情况时，他们已偷窥了一个多月。
直到高考前两天，几个家伙仍看得津津有味，回来后，绘声绘色描述细节，又说起以前偷窥到的情景，原来，几个人有前科，早在我没来之前，就曾在班里一位同学带领下，偷窥过县供销社的一位女职工。此番，竟将床上细节比较。高考复习到了最重要关头，我实在不能忍受几个家伙胡闹，第二天，和一位叫郭金记的体育特长生说了，他说：你干脆睡到体育器材室，里面有许多海绵垫，晚上没人打扰。
高考前一天晚上，我住进了体育器材室，连被子也没带。山区七月夜晚很凉，半夜冷醒，胡乱拉过几面彩旗，裹住身体，总算熬过一夜。
考场设在离中学不远的一所小学里。7月7日考语文、历史还算顺利。当晚，仍睡体育器材室。第二天中午考数学，因为考前早餐出了点意外。学生饭菜从高考前一天开始，就变了样，不再是土豆、南瓜干烩菜，有豆腐、西红柿，白面馒头，还带了点肉片。准备了稀米汤，大师傅格外舍得舀。我用的是大搪瓷碗，满满一碗喝下去，上考场没半小时就膀胱发胀。由监考老师陪同去了厕所后，再集中不起精力。当时没多想，过后回想，是那碗稀米汤惹的祸。因为，那个考场至少有五六个考生中途去了厕所。
7月9日上午，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只见几位考生聚在一起叫苦，有的还抽抽搭搭哭，抹眼泪，都说没考好。我也觉得没发挥出水平，有些沮丧，又想，总算考完了，命由天定吧。
回到宿舍，大炕上只剩下我的被褥，几位同学悄然走了，连声告别也没有。直到现在，近38年过去了，再没见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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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高考结束回了老家，我多住了几天，填完各种表格后，返回老家。途中，发现因为长期不脱衣睡觉，内裤已经朽了，可以轻轻撕下一块。
回到家，与四弟对答案，四弟感到惊奇，说：难道你比我还考得好?我知道自己考得并不理想，尤其是数学。其他各科确实可能比四弟高点。
父亲远在两千里之外工作，虽鞭长莫及，仍格外替两个孩子担心。回家第三天，接到父亲来信，说他因为工作忙，即使我们考上，也请不下假回来。最后与我们约定，如果我们兄弟都没考上，就算了。一个人考上，给他拍电报：母病速归。两人都考上，电报内容多一字：母亲病速归。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工作三十多年，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找理由请假。以前，从来都是一年一次探亲假，连祖父母去世都没回来。父亲建国前参加工作，资历虽老，在单位同样受歧视，一直是个普通干部。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为孩子谋出路，如果两个孩子都能考上，不光为他去了心病，还为他长了脸。
七个月补习考试，心力交瘁，与四弟对完考题后，我大睡三天。第四天，又随钟声下地。我已经厌恶那当当作响的上工钟声，却明白，尽管做出了努力，此时仍是个农民，在没有走出去之前，还要受队长管制，若真没考上，以后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走进田间，平时一起干活的伙伴仍不相信我是去复习考大学，以为二哥给我在外地找了什么临时工。问一月能挣多少钱，给队里交多少。我不回答，心想，过几天就知道了。
七月底，四弟的分数先下来，360多分，一家人为四弟高兴的时候，我为自己担心，默默祈祷。当晚，收到一封电报，内容是：“你与远速返校”。我和二哥分析电文，都一头雾水。莫非要我与二哥一起返校，可是要我们返校做什么呢?突然，心头一亮，一定是电文翻译错了，应该是“你预选速返校”，我考上了。
第二天，搭车再去汾西县，到达已是第三天上午。县政府门前高墙上，贴着红榜，我的名字赫然其中。全县文科共四人上大专录取分数线，我名列第三，比大专录取线仅高出不到十分。我还是感到高兴。太侥幸了。我可以走出农村了，就是上不了大专，还有中专、技校，只要能走出去，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以后的几天，体检、填报志愿。再回到老家，刚下车，看见了父亲满脸喜气站在出站口等候。原来，我去汾西第二天，四弟就按约定，给父亲拍了电报。父亲接到后，立刻返回。镇上一天有四五趟客车往来，我回来时，父亲已连续两天到镇上汽车站等候儿子归来，每趟不空。见了我，说：你两天不回来，真怕你落榜。
一年当中，兄弟俩同时考上大学，当时颇具轰动效应。再下地干活，发现同伴看我目光不一样了，一位伙伴走到面前，目光上下扫，说：这家伙真考上大学了?
八月底，开学了。我上的是所专科学校，四弟上的是南开大学，我们的分数差距全在数学一科，我的数学只考了18分。
38年过去，现在回想，那七个月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期，是我这辈子最努力、最玩命，人生目标最单纯的七个月。努力、玩命的前提是社会的开放与公平，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在绝望时，得到了机会。
我与四弟离开后，母亲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同一年，二嫂与侄儿、侄女也离开村里，户口转至汾西县，没两年，又转到省城。第二年，上面落实政策，母亲与五弟、六弟户口转到父亲工作的山东省德州市。我家的四合院，一下变成座空院子。其间发生过一件事，两位远房亲戚的孩子连年落榜，得知我与四弟考上大学前，住在后院东厢房，认为那间房子有文气，一定要孩子高考前来我家东厢房住几天，纯粹巧合，那两个孩子当年都考上了。这件事传得很奇，被父亲当故事讲。妈去山东后，父亲单位的一位同事听说后，同样让孩子高考前，来韩大娘家住几天，结果也考上了。
现在翻资料，知道1979年高考，是高考恢复后，走向正轨的第一年，六成以上考生是应届毕业生，加上77、78届高中毕业生，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占不到一成。那年考题格外难，山西省理科录取线才200多分。能在这种情况下考上，实属侥幸。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太特别，一旦进入正常社会，往往露怯。上大学深造，可以说藏了怯，以后，人生旅程等于以高考为起点，无论走向哪里，想起那次高考都后怕，我不能忘记，高考之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