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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的眼泪

时间:2024-06-02    来源:馨文居    作者:丁 帆  阅读:

  那个时代,小学功课简单,偏科倒也无妨,成绩都还说得过去,挨父亲的打,都是因为我往往在外惹祸,比如打架,比如用弹弓射大院里的路灯、门灯,一伙玩伴外出与街上的孩子斗殴。

  父亲揍我的方式与大院里其他工农干部不一样,他一声不吭,猛地上来,对着我的屁股就是狠踹一脚,轻声一句儿时的家乡话:我卷死你。我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眼里充满着怒火与愤恨。祸起后,家属楼里,上下左右邻居的窗口,除了传出了各家父亲高声的叱骂训斥声,皮带的抽打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玩伴们凄凄惨惨戚戚的鬼哭狼嚎,汇成了一曲高亢的悲怆交响乐。

  这种挨揍的事件一周半月都要发生一次,于是便更加重了我对父亲的仇视和怨恨,尤其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在机关学校里,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笑脸相迎,甚至连我的同学来我家,他都是嘘寒问暖,关爱有加,被人称为好好先生。我渐渐猜度出,这种发泄愤怒的方式,是他维护一个知识分子尊严的特殊变态心理,我的一声不吭,是出于一个倔强顽童本能反抗,却也无形中配合了维护他尊严的行为。

  到了中学里,我读小说,他并不反对,有时还同意我去大院里的图书馆去借小说,后来,每到寒暑假,我借来的小说铺满在垫被和席子下。夜晚,打着电筒在被窝里看;满月,借着月光看,那本《苦菜花》就是在月光下,一夜之间读完的。生生地把一个2.0的眼睛,迅速读成了四百度的近视眼。这些偷读闲书,不务功课的事情难道父亲不知道吗?

  其实,我深知父亲也与我有同好,因为他的床头时不时也放着一本小说传记之类的读物,白天他上班时,我就抢读为快了。记得那本刚刚出版的《三家巷》放在他的枕下,临上班时,他警告我,这个书不是小孩子看的,你不能看。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好奇,便废寝忘食地加紧阅读起来,连父亲回家都不知晓,直到那黑色的皮靴重重踹在我的屁股上时,我才从那个革命加恋爱的故事中惊醒。同样,那三册《红楼梦》,他发出了更强烈的严重警告,我就只好放弃了偷读的欲念,直到下乡插队时,才通读了何其芳作序的那三册《红楼梦》。而溥仪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他却没有对我发出警告。原来父亲也是一个爱读枕边书的人,下乡后读到李清照的诗句“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愤恨父亲的时代里,这份枕上的习好,便成了我儿童少年时代的一道雨中的风景,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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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时代,我沉湎于大量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阅读,包括开始阅读苏联小说和外国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巴黎圣母院》,虽然一知半解,故事情节却是吸引人的,甚至在课堂上,将书放在抽屉里阅读,老师的讲课全然不入耳。于是,我的数学成绩和外语成绩急剧下滑,初二期中考试时,数学成绩竟然58分,挂了红灯笼,好在作文得了全班并列第一。

  我摸着红肿的屁股,一种耻辱感油然而生,想起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徘徊在海边欲投海的情形,渴望走出家庭,不也是我的愿望吗,这种潜意识深藏在我的心底里。

  1964年父亲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去了南通掘港。母亲由省供销社下放到南京三岔河的肉联厂,带着大哥住在下关,一个星期回来一次。祖父去了北京叔父家,我一个人带着弟弟留守在家,虽然辛苦地挑起了家务重担,却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那是我脱离父母管束的幸福高光时刻。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父母亲都回家了,一切如旧,但是,我发现父亲的情绪更加低沉了,有几天夜里,他伏案写作,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满屋的烟气从东屋穿过厕所厨房,传到了西屋,让我感到蹊跷。次日,趁他上班之际,我偷偷去东屋,轻车熟路地从他枕下藏闲书之处,找到了一叠材料,封面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向无产阶级投降书》,顿时让我五雷轰顶,从这份材料中,我才知道,他填写的家庭成分是大资本家兼大地主,本人成分是大学生。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上面的许多令人震惊的文字,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自己1946年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的那段情况,那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单位,也就是做“接收大员”的去处,中共方面,它是属于中共华东局一分局一地委管辖,上级直属单位就是江苏省委。

  谜底似乎揭开了,怪不得从1949年后,父亲定级为正科级,身边的干部都一个个加官进爵了,父亲却整整三十年都纹丝不动,没有升过一级,他和我们都以为是家庭出身的原因,所以,每到填写家庭成分时,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填上“革命干部”,在祖父那一栏里填上“商人”。其实真正的谜底是在父亲去世后才真相大白的。

  读了这份材料后,我才开始真的懂事了,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家庭和我本人未来的命运。经常有父亲的同事和好友来家里聊天,起初,父亲让我出去,不要听大人谈话,我便躲在门口偷听,或趁着续茶时,多滞留在屋里一会儿。再后来,我成了“旁听生”,父亲一再叮嘱我,大人们说的话可不能外传。

  革命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在人人自危的时刻,家长们都放低了身段,即便是工农成分的高干家庭,也都没了动武的声息,因为他们都成了“走资派”,闹革命让我们这些顽劣少年也成了革命分子,家属楼里的打骂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家人“早请示、晚汇报”朗读最高指示的诵读声。

  某一天,父亲拿回家一叠四尺整张的大白纸,要我照着他们单位革命组织起草的一份草稿,用毛笔抄成大字报。我满腹狐疑,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让我这个十四岁的毛头少年抄写呢,我怀疑是他们中间谁也不想被人看出是自己的笔迹,就让我这个曾经临过半个月书帖的人去抄写,父命难违,且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蔼地和我说话,让我受宠若惊。抄毕,父亲眼中露出了难掩的满意之情。第二天,大院里的人都在围观这张大字报,他们在猜测是谁的笔迹,众说纷纭,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肯定是一位老家伙写的,因为其中多为繁体字,书法也还不错。父亲回到家中,脸上明显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这是我少年时代得到的最高精神奖赏了。

  终于,我在革命时代里等来了脱离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最高指示尚未发表时,我就像五四青年那样走出了家庭,主动投奔到广阔天地里去了。天真浪漫与争取自由的诱惑,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段苦难的历程让我在这个人生的社会大学里,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方知在这样的革命大熔炉里,正如鲁迅所言,那里并没有面包和奶油,更多的是污秽和血。

  无巧不巧的是,插队一年后的1969年,中央发布了一号命令,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苏联发动战争,把所有的干部分散到各地。于是,父亲从镇江句容的桥头镇的省五七干校,投奔插队子女,和一批“下放干部”,来到了我们插队的水乡。是我又回到了父亲的怀抱,还是父亲回到了我的怀抱呢?

  两年的“散阵投巢”生活,我们无话不谈,在寒气逼人的冬季,凛冽的寒风从泥胚的墙缝里钻进来,却挡不住我们彻夜的长谈,终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谚语,在真实场景中再现于我们共患难的日子里了,谈人生,谈政治,谈前途。在煤油灯下,我们还各自看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借来的世界名著,交流读书心得,我们在草房子里夜读枕边书,成为每日的精神大餐,而让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让这个教会学校毕业生帮我补习英语。

  就在一个“能饮一杯无”的寒冷冬雪夜晚,我们喝了一点小酒,躺在各自的床上,听他讲述了我们三兄弟起名的秘密含义:1950年,父亲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党和国家满怀崇敬,期望把新中国建成一个强大和平的国家,所以就给哥哥取了一个寓意和平的名字;而1952年在我出生之际,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之时,在苏州阊门的苏南公署供销合作总社,他和处长一同被作为“大老虎”隔离审查,当他们被作为冤假错案放出来的时候,便给我取了一个谐音的名字,让自己汲取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从此他性格大变,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在1956年“大鸣大放”的时代里,他一句话都不说,成功地躲过了一劫,以志纪念,给我弟弟直接起了一个禁言的“鸣”字。

  1973年,邓小平复出,第一次恢复高考时,父亲为我找来了许多复习材料,并辅导我的数学,很快,我就完成了一元二次方程公式的解法,一扫初中时对数学不感兴趣的萎靡,然而,那一年张铁生事件爆发,加之我祖父的成分问题,我成了弃子,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年,父亲去了扬州的省商校。次年,在生产队全体社员按手印的推荐下,我终于有了一次考试的机会,恰恰在当年的考试题中,就有一道最难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题目,我迅速地用公式代入法顺利地解了题;作文更不在话下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公社的通讯员了,就像如今县创作组的下属成员一样,从拿到试卷的那一刻我就不紧张了,哪怕坐在我邻座的上海女知青看到试卷后昏厥过去,被担架抬出考场,我都丝毫没有分散考试的注意力。考试分数最后并没有公布,但是那位监考的公社语文老教师,传出了我是最高分的信息,尤其是作文为满分。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鼓励我报文科学校。当年分配给本公社的文科名额只有一名复旦新闻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志愿,孰料,公社团委书记兼知青办主任来找我协商,他说:论条件,你是最符合这个专业条件的,但是公社书记的侄儿也选择了这个专业,只能委屈你去扬州师院化学系了。我说,我对化学一窍不通。他说,你不是在供销社搞过菌种肥料的培育吗。无奈之下,我打电话给父亲,他只斩钉截铁说了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拿到录取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扬州师院递交了转系的报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如愿地进了中文系,学号是全班最后一名,第37号。

  去了扬州,又和父亲团聚了,从扬州师院步行到省商校,也就半个小时,在这几年中,我们谈及的问题已经不只是生活、政治、社会和人事的问题了。而论及的是我的发展前途的问题了,我在学校申请入党,却屡次推荐都没有批准,支部书记就是我同寝室的兄弟,不用多问,我自知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和父亲当年多次申请入党一样的命运。

  在留校无望的结果后,感谢扬州教育学院的那位中文系的女主任,从人事众多档案中选中了我这个成分有瑕疵的毕业生,“革命干部”的父亲不是共产党员的梗,是阻挡他1949年以后申请入党的障碍,也成为那个时代我们兄弟申请入党的屏障。可父亲和我们始终解不开的谜,则是家庭成分并没有阻挡我的亲叔叔1949年就入了共产党,并作为北洋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顺利地进入了水电部的高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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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父亲调回了省里,1978至1979年,我去南大师从叶子铭和董健做进修教师,这一年中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我打电话给父亲,他正欲出差,等他回到家中,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五六本《文学评论》杂志,他说,他把那个城市邮电局里所有的这期杂志都买下来了,我满含泪水接过杂志,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1982年,我和父亲商量好了,去老家烟台二马路,去看看他儿时居住的那十几间老屋,孰料,次年的一月下旬他便查出了癌症,那天,在肿瘤医院的病房走廊里我痛哭流涕,我和在南京的弟弟,整整83天轮流陪护着他,每天都是趴在床边睡觉,父亲不忍,总是闹着要回家,其时,也正是妻子怀孕临产之际。父亲在弥留之际的3月17号,还在断断续续地问,孩子生下来了吗,我告诉他,今天就要进产房了。

  那天晚上,我奔到八一医院,妻子已经在产房里了,护士说可能下半夜才能生,让我起个名字,我在这些天的焦虑中,早就想好了名字,因为这个孩子姗姗来迟,男的就取“迟”字,女的就模仿父亲当年用谐音来表达一种纪念。我立马又回到肿瘤医院,彻夜无眠,盼望着孩子早点出生。

  早晨,母亲和弟弟来换班,我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奔向八一医院产房,看着抱出来的女儿,我无语凝视了半天,心中既欣慰又遗憾,如果能把女儿抱到父亲的床前,让他看一眼多好啊!后来与妻子同病房的产妇们都在议论,你丈夫的脸色不好看,是不是重男轻女啊,他们哪里懂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殊不知,我要急着奔向肿瘤医院,趁父亲还有意识的时刻报信给他,因为父亲说过,我们家三代都是男丁,女儿好啊。当我趴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出连贯的词语了,只吐出一个好字,两行眼泪便流在面颊上。

  三天以后,他与我们永别了,那是1983年3月21日夜间10时许。

  1984年,胡耀邦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全国清理个人档案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材料,一个管理我父亲档案的兄弟告诉我,在我父亲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一段记录:1946年在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拉他入党,他说,君子不党!这四个字被当时的党组织某个领导人定了性,批下了六个字:此人不可重用!这个谜底彻底揭开了!这是父亲再也没有想到的,那时他再努力,我们也再努力,也都不能加入共产党,滥觞在此,历史在这里沉思。

  而更有戏剧性的结局则是,这一年的12月9号,其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叶子铭先生编撰《茅盾全集》,学校党委在我多年没有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的情况下,通过了我的预备党员的身份。荣哉、喜哉、悲哉?在父亲的墓前,我无话可说。

  父亲生于1922年2月12日,不到61岁早殁,今天是他百年诞辰日,反思他的一生,他生的不伟大,死的也不光荣,甚至有些憋屈,但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却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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