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开始念博士了以后，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到老师家里去。那个时候，童老师已经搬到北师大的红楼去住，这些只有三层高的小楼隐藏在许多以核桃树为主的大树下，夏天，就有许多鸟鸣声蝉鸣声从这些树叶间传出来。
从进门到老师家的客厅要经过一个比较宽敞的过道，过道靠墙的地方支了一张方桌子，桌子上铺着好像是格子花纹的桌布——常常会看到师母就在那一张桌子上伏案写东西。
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师母的职业是什么，其实直到现在，也并不确切地知道。有关她的信息，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读硕士的时候，她到美国去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回来以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女教授在美国》。那时候好像市面上在流行着另外的一个女作家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信师母的书名是受到了这一本书的启发。我读硕士的时候，老师还没有搬到红楼上住，我的导师也还并不是童老师，所以，不知道师母的长篇是不是在门厅写出来的。现在想知道的是，我看到她在客厅写作的时候，她在写什么呢?
不过这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师母在哪里写作这件事情。当我们进门，她常常会站起来，把我们迎进更靠里面的客厅，端上茶，端上放在盘子里的削好的水果，然后就又走了。我想，也许她又回到她的书桌那里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师母也许在外面写东西，所以放低了声音。童老师说：“没有关系，她不怕干扰。”接着老师又似乎是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在那里写东西。”
是啊，师母(她的名字叫做曾恬)她为什么喜欢在门厅那里写东西呢?
念过一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勃朗特姐妹都是在客厅开始她们的写作的。她们假装是在给某个人写信，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小说。她们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
然而，有意思的是：写信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呢?写信为什么可以成为写小说的幌子呢?对于一个在客厅里写作的女性，写信为什么比写小说更让她感觉到安全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写小说为什么就必须偷偷摸摸，而写信就可以光明正大呢?这个原因，各人大概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吴尔夫来说，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能在客厅写作。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三姐妹可以在客厅写信，但是不能在客厅写小说。
读书时代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可以模拟那种在客厅写作的经验。那时候我开始偷偷地写东西，但是认为自习室、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最理想的场所，很少在宿舍里写。遇到那些图书馆不开馆，自习室又占不到座位，但是脑袋里突然有了不可遏制的想法令人不吐不快的时候，才会在宿舍里写东西。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总会有同宿舍的某位走过来，探头问：“写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候，就不愿意让她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写一篇打算投稿的散文，而是摆出一副看起来比较坦然的表情，告诉她：“写信。”也是因为此，所以，在那个时候写的文章，多数是没有标题的，而往往是以信的方式写一个抬头，说：“某某，你好!”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写信和写文章之间的区别：写信，是写给一个现实存在的人，描述的是一些可以经验的事，讨论的是一些可以理解的思想，表达的是一些可以言说的情绪，所采取的，则是一种愿意被人目睹的、显得可以合作的态度。所以，写信是可以被身边的人知道的事，但是写文章则不是这样的。文章写给谁?文章中所写的事情，是否真的是一种可经验的经验?所写到的思想，是否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情感?写作的人，是花费了一些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些情绪，却未必是一种可描述的情绪。总的来说，当一个人开始在家庭成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在同宿舍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熟悉的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写作的时候，这个写作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冷漠的人，因为她无视那些在她身边的与她关系密切的人的存在，却把自己的语言交给了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一些人，甚至她把自己的语言交给了乌有：她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神秘的、拒绝让别人了解的人。也许，这样一来，她就把那些“很爱”她的人伤害了：所以，并不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不能让身边的人知道，而是写小说所带来的“冷漠”和“伤害”是作者不愿意让人感觉到的。
由于读书时代太多在自习室和图书馆写作的经验，所以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这两个地方;也由于住集体宿舍的时候很害怕写作这件事情伤害了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人，所以，特别希望自己有一间房子，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可以有一个书房，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
在书房，这间自己的房子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写给女读者和女作者的鼓动信。凡是听了这一次讲话和看了这一篇文章的女性，立即觉察到了自己的身体、性别和思想的觉醒。
凡是沉睡的东西，只要还没有死，总会有醒来的一天。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她沉睡多年的必然结果。
但是醒来就会有醒来的痛苦。醒来感觉到痛苦之后，还是要面对另一个层面的幸福感的召唤。痛苦中看到幸福的召唤但是又不能立即经验幸福的无奈，是清醒者所经验的更深刻的痛苦。
所以，问题变成了：女作家，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怎样?
伍尔夫一定是有自己的书房的。这个书房应该是让她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写出了不少文字。她甚至有自己的相当有感召力的文化艺术沙龙。但是这间“自己的房子”也许并不能真的将她完全解放。因为假如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彻底的解放，她不应该再去寻求另外一个世界的解放。
2000年，美国人拍摄了一部名为《时时刻刻》(The Hours)的电影，其中想象并模拟了伍尔夫自杀时的情景：她穿着宽大的睡袍，走向水流湍急的河，她弯腰拣起一些石块，将它们放在睡袍的大口袋里，为的是等一会儿可以确保自己能沉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每当她要出门，她的很爱她的丈夫就问：“你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她刚点着一支烟要往书房走，她的丈夫对她说：“晚上某某某要来吃饭，希望你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和我一起陪他们。”等等。她是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是这间房子被非自己的更大的东西包围着。
去年去世的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做《恐怖分子》，这里面写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丈夫很爱他的妻子，而妻子是一个作家。或者说，她原本不是一个作家，她突然决定要当一个作家了。从此她就将自己的生活空间挪到了书房，并且生硬地宣布，不准丈夫进入她的书房。很显然，那个习惯了一个家常的太太的丈夫，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个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女作家很不能适应，感觉到不能了解她的痛苦，甚至害怕，所谓《恐怖分子》，说的就是：当女人开始关起门写作的时候，对于与她有着至亲关系的男人来说，她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女人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恐怖。不仅不恐怖，并且她感觉到内疚。对女人写作感到恐怖是男人的感觉。这个感觉看似值得同情，但实质上是一种霸王条款。因为男人写作，女人从不认为恐怖，为什么女人一写作，男人就感到恐怖?怪事，不是吗?可这是一桩普普遍遍的怪事，以至于并没有人觉得奇怪。也是在去年杨德昌去世的时候，有个女生跑来，着着急急地告诉我，说：“老师，您知道杨德昌曾经是蔡琴的丈夫吗?”我说知道。她说：“您知道他们的婚姻是无性的婚姻吗?”这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对我说：“杨德昌认为要保持爱情，婚姻就应该是无性的。”她很气愤，女生往往会认为喜欢的歌手经历了这样的婚姻是一种不公平——假定这是真的，并且假定这样的一种婚姻模式是由导演本人规定的，联想到他在电影中所做出的“女作家是家庭的恐怖分子”这样的判断，真不由得要问：谁到底更恐怖?
在《杜拉斯文集》其中一卷的扉页上看到了杜拉斯的一张照片，是从书房的书桌上回过头来看镜头的照片，表情有些懵懂，但是足够让那些认为女人不应该写作的男人感到恐怖，因为在这个女作家的眼睛里，闪烁的是一个女人对文字世界的兴趣远大于现实世界的立场。由于女人的现实世界基本上是由男人构成的，所以，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杜拉斯的眼神里闪烁的意思是，认为虚构的文字比现实的男人好。这当然是恐怖分子的眼神，是在书房写作的女作家的眼神。
有的人比较温和。2000年的时候，市面上突然很流行波伏瓦的书。不是《第二性》，是《越洋情书》，还有几本其他的。在这些书中，我知道了她在1960年代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美国的小作家。波伏瓦给这个人写了很多情书。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波伏瓦说自己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酒店式公寓里生活的(自己不做家务)，并且每天一起床，就到咖啡馆去吃饭、写东西了。跟她一起的一些作家和文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这显然就是一种温和的态度：来到一个基本上与自己不相干的地方，心灵的窗户无所谓上不上锁，餐厅的服务生也不会被你的目中无人的写作伤害，写吧，写吧!
相信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场所，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东西的话。
但我总是比较贪婪，认为女作家除了写东西，还应该拥有更丰富、更直接的生活，而在咖啡厅，事实上是没有生活的。咖啡厅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开辟出来的一个临时的隐身之处。对于那些既想要写作，又想生活的人来说，这还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写作场所。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女人的“在”的场所。
来到客厅，貌似温和的恐怖分子
去年冬天，有一次到聪敏家，由于还要差几天才到11月15日，还没有到供暖的日子，所以家里的温度相当低。看到她在客厅的一张小圆桌旁边坐着，桌上摊着几本备课用的厚厚的电影史的书，手提电脑打开着。坐的是一把藤椅，身上穿着厚毛衣，外加同样毛乎乎的披肩。好惬意!总之是一个正在享受写作的写作者的样子。在客厅写作!
又有一个星期天，暖气已经来了，在自己的家里。这一天，天气阴沉，书房似乎更阴沉。吃完了早饭，把餐桌擦了好几遍，将台灯挪到了餐桌上，将电脑也拿到了餐桌上。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但是写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暖融融的冬日的阴天的早晨?难道不是吗?在这样的窗外越是寒冷、点着白炽灯的家里越是让人感到温暖的时候——儿子在他的房间里准备着下午的期中考试，过一会儿就跑出来吃一点零食，要不喝一杯水;我呢，偶尔将眼睛抬起来看一下，看到卧室里收拾得很整齐的床铺露出一点点床角：平整的但是松软的床铺比乱糟糟的床铺更让人感到温暖。要不然就是会注意到饰物台上各种材质、造型和颜色的猪。因为我和儿子都属猪，并且今年是猪年，所以家里有很多猪造型的摆设。背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不断要进出的厨房。总之，似乎在客厅里，更能够感到自己和家有着切实的联系，和生活有着切实的联系，而如果在书房，似乎思想的空间仅仅是属于语言的，是属于历史的，是属于他人的，是公共的——对女人而言，与家相关的感觉，才是私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吗?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适合女人写作的是吗?这是女人为什么喜欢在客厅写作的原因，是吗?
但又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将工作台搬到客厅或者与客厅连在一起的餐厅，这是一个公然的举动，这个举动对家庭中的其他人造成了“妨碍”。
在不多的几次客厅和餐厅写作的经验中，丈夫几次要求我迁回书房。同时，不允许将客厅搞成黑乎乎的看片室。他说：“有书房不用，到处都让你搞得乱糟糟的!”是啊，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房间，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满足仅仅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呢?要用自己的生活决定家里的气氛，这是一个很容易起冲突的决定。互相地对抗着，互相地退让着，尽管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爱情是坚固的，但同时也更知道了，斗争是残酷的。
贾平凹的小说很少写“在思考”的女人(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这说明他彻底将自己回归到了一个旧式的文人的价值观念里。因为旧式的文人对于思考的女性，总是充满了恐惧，在他们眼里，即使不写作，哪怕就是使用自己的脑子对生活进行一些思索，这大概都是不安全的。
聪敏很年轻，还没有成家，那天看见她如同鱼在水中一样，那样自然地将客厅搞成了敞亮的工作室，我想，也许时代真的前进了，也许时代的进展所造就出来的新女性，是下了决心要男人适应这“在思考”的、在客厅写作了的女性了。
在与双亲一起远行的路上
2007年1月份，小妹在云南完婚。正值寒假，我陪着父母去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父母一起远行。像往常一样，我在随身携带的包里面放了一本正在看的书和一个可以写字的本子。但是也像往常一样，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就能写下些什么。
母亲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尽管她和父亲都是第一次坐飞机，但是她所表现出的紧张和兴奋要远远的多于父亲。我能够感觉到她在这紧张和兴奋中所体验到的快乐和幸福，就像每次我在考场上所体验到的那些感觉一样。在咸阳机场的候机厅，她举着头，向四周张望;再过一会儿，她就邀请父亲：我们一起到旁边看看吧?我警告他们不要走丢，她说：“不会走出你的视线。”表现出对自己很放心的样子，散着步走了。
坐在候机厅宽大的椅子上，享受着由于父母的幸福所感受到的幸福，突然的就想要拿起笔来写点什么。但是又不好意思，感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全心全意地陪父母了，就是不孝。但是想写几个字的冲动是那样强烈，于是手就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个笔记本和笔，就好比瘾君子犯了毒瘾一样。我知道，重要的并不是写了些什么，而是是否实践了写的动作。总之是行云流水了一番，等到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收手——这种情景让自己很害羞，因为我似乎还没有当着父母的面写过东西。但是母亲就那么随意地瞟了我一眼，在与我隔了一个座位的地方，和父亲坐下了。他们俩说着话。
母亲的“一瞟”让我的心花安静地怒放!这一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象或者是能够模拟的。这是专门给我和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一个信号和指令，那个意思是：“想写东西吗?写啊，我在你身边，你安心写吧。”注意到她的那个眼神，我心里想到了很多词汇或者情景，像是马儿悠闲地在草原上踱步啊，或者鸭子在水里缓缓地游动并且突然将它们的脖子轻快地甩一甩啊，或者是阳光普照春天繁花似锦的田野啊，等等，诸如之类的。在那一次旅行中，在那一瞟之后，在咸阳机场候机厅，在云南大学宾馆的房间里，在云大宾馆一楼临街的餐厅里，在昆明动物园的长凳子上，在从昆明去保山的长途大巴上，在保山市的一家旅店里，在昆明机场，在我们一起所度过的那些时间和空间里，只要自己想到了，就会拿出本子和笔来，写几个字——不知道是受了什么东西的影响，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想要做一个游历的人，在旅行中学习，在旅行中工作和生活。但是，很少有哪次旅行能够像这一次和父母的云南之旅这样好，这样安静，这样安全，这样妥贴。我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那就是，我终于能够将自己在旅行中的状态，直接让父母看见;我也能够将自己在旅行中被激发的活力，直接让他们体会到;我终于能够让他们放心，我并不是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不快乐;我也有了机会让他们知道，即使我生活的有些部分出了问题，但有些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部分，也可以让我感受到幸福，并且我可以将从这个部分得来的幸福感同他们分享。
还有，在那些日子里，在这些旅途中写作的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母亲所表达出的这一种态度，并非全然是天然的，这里面有一种她靠着自觉行动和有意为之的仪式感和庄严感。这种仪式感和庄严感在我自己的身上也存在着。在长期的学生生涯和阅读过程中，在长期的文学青年的态度和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自己的文字更能够让我珍惜的了。这样的生活给了幸福，也带给了我同样多的痛苦，因为自己的生活连带着很多人，而他们并不都喜欢这种文字的人生——父母的唯一性和至高无上就在这个地方，文字并不是他们的生活，但是，仅仅由于文字是他们的孩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就变得同样值得珍惜。其实还不只如此。在我的文字中，他们看到了我的很少与他们讨论的我的内心，这个内心其实他们早已了解，他们只是在我的文字里确认一下他们对我的果然正确的了解而已。也许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文字当中的我，改变了他们对我的认识和对他们自己的认识。当我听妹妹告诉我，父母不仅认真看我发表的散文，看我散落在家里的学生时代的日记本，而且还看我的学术文章和著作的时候，我明白，这完全是一种表达无条件的爱的方式，是典型的爱屋及乌。
现在想起来，在我们去昆明动物园的那天，已经是黄昏了。本来是在马路上随便遛达的，突然看着了动物园后门的非常雄伟的多级台阶，就一定要进去。父母也只好和我一起进去。动物们基本上都回窝了，只有孔雀园里面的几只孔雀还在那里享受夕阳和绿地。冬天春城的动物园，空气相当清新，园里的工人正在修剪桉树，我们拣了一些桉树枝，打算把桉叶摘下来带给西安的朋友。我和父母坐在面对孔雀的长凳子上。父亲抽着烟，翻看着刚刚买来的一份当地的报纸;母亲则在将桉叶摘到一个袋子里;而我，则把我的本子放在膝盖上，居然什么也不愿意写。因为，那个黄昏，太好了，好到了只想记在心里的程度。伯格曼常常说：“我真想记住这一刻……”
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情景是不可多得的。我有这样的父母本身就让我感到幸甚至哉，但我同样不能常常经验这样的时刻：在老家的时候不能够，因为那时候父母都被一系列的堪称是没完没了的事情缠绕，他们没有足够的闲心陪我写东西;在我的小家也不行，因为这时候我就像父母在老家一样，也被同样多的事情缠绕，既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写东西，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他们;所以只有在这样的远行途中，我们都仅仅带着自己出门了，我们都很自由，很解放，很轻松，同时，很艺术，父母以他们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这种旅行在外的自由，正映衬了现实生活中行动处处小心，言语句句斟酌的常态，遑论在书房关门写作，更不能想象在客厅写作。
想想师母在她家的门厅写作的情景，她真的是我认识的女作家里面最幸福的一个人。因为跟她在一起的家人，时时刻刻都会认可、欣赏她在“公然”写作这件事情。
所以再想想伍尔夫为妇女所设计的那间“自己”的房子，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妇女写作自由的最终解决，因为一间随时可以上锁的房间，就像是一颗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对敌的心，并不是自由的，反而是紧张的。妇女写作的自由，要求着她身边的人，她所赖以生活的那个环境，应该毫不怀疑地认为，她的写作，她的人生，她的写作的人生，不仅是合法的，是应当尊重的，而且是值得欣赏的。可不可以期待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女性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来自男人的家政服务，就像女性一直以来为男性所做的那样?女性作家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绿袖添香或者黑袖蓝袖的添香，就像男人一直以来所享受的那样?或者，即使没有这一系列的服务和欣赏，哪怕女性的写作不再被男人和周围关系密切的人当作危险，当作冒犯，当作自私，当作恐怖?到那个时候，女性写作，才真正自由了，哪怕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那其实是我梦想的写作地点，在自己家的客厅写作，爱一切，与一切有关，不逃避、不敌对、不惊慌、不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