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96年和敏结的婚。结婚使我脱离了贫穷、压抑、无望的原生家庭，组建了自己的新家。总算能按着自己的规划生活了，我心中特别舒畅，那感觉就像枯木熬过了漫长的寒冬，终于等到了春天。我踌躇满志，决定从此告别该死的土地和庄稼，以后只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安身立命。
但命运这东西最操蛋，它专门喜欢和穷人作对，你想的不是跟花一样吗，好，就不给你花，不但不给你花，相反，它还要狠狠地扇你几个响亮的耳光。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闭塞落后的格木镇做了四个小买卖，虽然加了小心，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不仅没挣到钱，就连四处挪借的本儿也都搭了进去。遭到命运无情的毒打，我才意识到，如愿以偿是需要运气的，事与愿违才是人生的常态。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马上就放下了可怜的自尊，硬着头皮进了建筑工地。
经人介绍，我进了鑫福园工地，在那一连干了三个月的小工。
我的任务是用小推车给瓦匠推砖。那时佳木斯的瓦匠都是计件工资，砌一块砖三分钱，快点儿干的话，一天能挣一百多，所以他们砌砖就都跟玩命似的。但小工却都挣日工，一天三十，一个小工伺候三个瓦匠。刚进工地时，我很疑惑，不知道那些混蛋老板都是怎么想的，瓦匠计件，小工日工，这种安排毫无科学可言，小工的积极性根本调动不起来，小工上料不及时，瓦匠干得再快有屁用。但刚干一天我就明白了，不得不佩服那些老板，他们太聪明了，算计人能算计到骨头里。他们清楚地知道，小工根本不会消极怠工。瓦匠砌砖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而小工推砖上灰是出笨力气，出笨力气的人一抓一大把，要知道哪个工地缺小工，一大群人削尖脑袋往里挤，干活儿要是敢偷奸耍滑，工头一句话就得立马滚蛋。
平时摆弄一块砖很轻松，但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摆弄，几乎任何人都受不了。第一天我的手指就被磨烂了。我虽然戴了手套，但没用上一个小时，那副五毛钱的线手套就露了指头。我的手指肚先是被磨红，然后皮肤慢慢地变薄，最后竟透明起来，能看见里面殷红的嫩肉和细细的血丝，十根指头就像十朵花苞，随时都能开出艳红的花朵，更像十根燃烧的蜡烛，十簇火苗在指尖跳跃，每抓起一块砖，都会带来烧灼的疼痛。
下班回家，敏看见我流血的十指，非常心疼，劝我第二天别干小工了，再想法找找别的出路。我当时嘴上没说话，心里却做起了斗争，经过一番较量，互相摆事实，讲道理，最后想挣钱养家的我，战胜了怕吃苦遭罪的我，于是我决定，第二天继续去工地。当时来看，这是我唯一的选择，除了用体力换钱，我人生中的各种出路都已经被堵死了，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我就豪迈地对敏说，苦是人吃的，罪是人遭的，别人能坚持下来，我为啥不能?
一个月后，我的手上结出了一层老茧，不但不怕砖磨手了，而且还省了手套钱。因此我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就是人的血肉之躯。这是我从痛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应该算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工友们常说的那样，爹妈给的人皮手套是最好的手套，既省钱，又结实，就算磨坏了，自己也能长好。
第三个月，工地钢筋组要一名小工，工长选了我，因为我平时干活任劳任怨，也从不多言多语。别的小工都恭喜我，据他们说，凡是被调到钢筋组干活的小工，多多少少都能学点绑钢筋的手艺，最后一般都能成为一名钢筋工。钢筋工好歹也算是技术工人，在工地里，最起码要比小工地位高。这倒是其次，关键是钢筋工每天能挣五十块钱，比小工整整多了二十。我心中高兴，听从工友的建议，买了一盒红塔山，偷偷地塞给了工长。
其实钢筋组的小工更累。钢筋和砖块相比，密度要大很多，如果不用力气，它们根本不肯移动分毫。我每天的任务是不住脚地扛各种型号的钢筋。六米或九米长的钢筋在我的肩头颤动着，相互碰撞，发出冷硬的声音。
铁欺负软弱的人。最初几天，我的肩膀肿得像发面馒头，腰疼得仿佛随时都要断掉。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像倔驴一样与它们抗衡。钢筋越是欺压我，我就扛得越多。钢筋长时间和我的肩膀接触，铁原子不断地穿过我的工作服，渗透进我的身体，又顺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各处，和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相结合。最后我的肩膀消了肿，并且慢慢地变硬，像一块铁。我的腰也不再疼了，扛多少钢筋都挺直不弯，似乎支撑我肉身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钙质骨架，而是在钙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加刚硬的铁元素。
我盼望着早日成为一名可以多赚二十块钱的钢筋工。为了这个理想，我扛钢筋时毫不吝惜力气，只为能给钢筋组长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是偷眼去看钢筋工们的各种操作，如何量尺下料，如何切断弯曲，如何排料绑扎。
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为了赶工程进度，也许是我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感动了钢筋组长，他扔了一把钢筋钩子给我，让我跟着别的钢筋工去楼上绑扎钢筋。我干的活儿是绑扎板筋，把密密麻麻纵横的板筋铺好后，蹲下来，在每一个钢筋的交叉点用扎丝绑扎上。一块四五十平方的平板，就有几千个交叉点。这活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不停地绑扎，但是特别累腿，持续几个小时蹲在地上，多强壮的腿都受不了。我的双腿先是酸痛不已，仿佛被泡在了冰水里。我忍着继续干，心中暗暗地数着数字，强迫自己一秒一秒地忍耐下去。到了最后，我下肢血管里的血液好像停止了流动，我的腿麻木了，像别人的腿，摸一把都没有感觉，酸痛也跟着消失殆尽。就这样，一个月后，我熟练地掌握了一些相对简单的钢筋绑扎，工资也涨到了四十块，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筋工只差十块钱了。
但那一年我一直没能挣到五十块，因为我左手的食指被切断机切下了一小截。
那是九月的一天，别的钢筋工都到楼上绑扎大梁和柱子去了。钢筋组长留下我，让我切些垫铁。垫铁就是用钢筋废料头切成的十公分左右的短铁，用来垫在绑好的钢筋梁骨架下面，这样浇铸出来的混凝土梁就会有一层保护层。切断机我是会用的，但那天那台老旧的切断机却出现了故障，操作杆不好使，只要给上电，两片切刀就不停地一张一合，无法停下来。我跟组长说明了情况。他斜着眼瞅我，冷冷地说，如果这样干不了，你就回去装砖吧。
在切断机前，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盯住一开一合的切刀，趁切刀张开的一瞬间，迅速把一根根钢筋废料头塞进去。因为要切的垫铁很短，所以往切刀中塞钢筋的时候，我的手指就离刀口很近。我虽然加了万分的小心，但最后我左手的食指还是被两片切刀切了一下。不停开合的冷漠的切刀，如同饥饿巨兽的大嘴，它不会辨别钢筋和手指的区别。它的使命就是用力地咬断一切。咬断钢筋，或穷人的手指。
我当时指尖一麻，并没感觉到疼。但我知道我的手指被切到了。我举起手，看见食指的指甲几乎全被切掉了，只有一丝肉连着，吊在手指旁。我把眼睛凑过去，仔细地观察伤口。我很冷静，像在观察一根钢筋的断面。我看见烂肉中露着一截白色的骨头。一开始我的手指并没有出血，白生生的，像刚煮过的鸡胸肉。但不到十秒钟，鲜血就洇了出来，并且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染红了半个手掌。同时，一阵尖锐的疼痛从伤口刺入了我的身体，像千万根细小的银针在我的血脉中穿行。
我咬着牙，举着受伤的手去找钢筋组长。他正露着肚皮在钢筋棚子下睡觉。我叫醒他，把手指给他看。他懒洋洋地坐起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指。也许我流出来的血让他感到了厌恶，他骂了一句，又用古怪的眼神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才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拽出一张五十块的递给我，让我去工地外的卫生所包扎一下。
在卫生所里，一个女医生告诉我说，我的手指伤到了骨头，必须在第一个关节处截掉，要不然细菌就很容易顺着骨头感染进去，严重的话最后整根手指都保不住。她把我破碎的指甲和一小块被挤烂的肉剪掉，又上了些止血和消炎的药粉，包扎上。她动作温柔，是一个好医生。人在疼痛时最怕关心，她在给我包扎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掉下眼泪。
我临走前她又嘱咐了我一次，让我第二天去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把我的食指截掉一截。
我回到工地，把剩余的三十块钱还给了钢筋组长。他接过钱，问了一句，明天你能不能接着干了?我心里对着他喊一句，明天干你妈个逼，但我嘴上却说，不能干了，我手指断了一截，不好意思，耽误你的事儿了。他没再说话，站起身走向了别处。
从工地回家有三十多里路。我右手把着车把，左手端在胸前，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往家赶。骑着骑着，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忍都忍不住，不是因为疼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公路上很少有车经过，满世界刮着大风，我的眼泪汩汩地向外流，刚流出眼睛，就被风吹散在了空中。
我害怕我的手指少一小截，它再小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没有听从那个女医生的话。我先去镇卫生院打了几天吊瓶，又吃了一个礼拜的消炎药。一个月后，我打开了包在手指上的纱布。我惊喜地发现，我的伤口不但愈合了，而且还长出了一小片嫩白的指甲，像苍蝇的翅膀那么小，那么薄，虽然很脆弱，但我却像看到了一颗发芽的种子一样，看到了希望。
三个月后，一片崭新的指甲长成型了，手指肚上的肉也几乎恢复了原样，虽然还能看出一道凹陷的伤痕，但毕竟我保住了我的食指。
看来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真的是人的血肉之躯。我的食指是那么顽强，它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修复了自己。我佩服我的这根食指，敬佩它的肉和皮肤，敬佩它的血管和骨头，钢筋断了也就断了，我的手指却得到了重生。
二
我读高中时特别喜欢文学，在学校小有名气。高考落榜后，我虽然也很难过，但因为心里有文学在，所以并没有多气馁。我坚信成功的路不止一条，靠文学一样可以改变命运。那一段日子，我拒绝帮家里干农活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只躲在我的小黑屋里读书写诗，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精神恍惚的地步，以至于头发过肩了都不去理，衣服脏破了也不知道换。当时我们格木镇人都在传言，说老王家的二儿子没考上大学，受到了刺激，得了精神病。我是格木镇唯一一个进城读重点高中的学生，为此镇里有许多人曾经暗中嫉妒过我爸我妈，嫉妒他俩培育出了一个大学苗子。这回可好了，大学苗子变成了精神病，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巨大落差，终于让他们的心理得到了平衡，他们难以抑制住兴奋的心情，总试图亲眼目睹我的现状。整个格木镇只有我爸和我妈最痛苦，他俩也相信我得了精神病。在难过的同时，他俩似乎还因此蒙受了耻辱，甚至不敢轻易出门，唯恐遭到别人的嘲讽。
那期间我还真发表了两首诗。一首发在《黑龙江日报》副刊上，不到二十行，题目叫《命运》，至今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当时稿费给了30块，是邮递员亲自送到我家的。另一首诗题目叫《走进玉米》，也不长，在《青年月刊》(现在已经停刊)主办的一个全国青年诗歌征文中获得了二等奖，奖金300元。300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是一个好劳力一个月的工资。那首诗被刊登在了《青年月刊》上，下面还留有我的通联地址。那之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个吉林的女生，我和她书信来往将近三年，成了可以相互倾诉的文友，我甚至动了前去找她的念头，只因当时我拿不出往返的路费，最后才没有成行。
在靠文学挣了330块钱后，一连一年多，我没有再发表一首诗。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恐慌，加上我爸和我妈成天叹气和咒骂，让我在某一个午后，忽然就想通了，文学根本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它只是一处幻影，只会把我引进绝境。去你妈的狗屁文学!我发誓从此放弃。为了防止反悔，我马上烧掉了我的所有诗稿。看着在灶坑里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一刻我一下子就轻松了，仿佛终于放下了一个重担，彻底得到了解脱。
手指受伤后，我一连在家休息了五个多月。在这五个月里，我无事可做，竟然又拿起了笔。这次我没有写诗，而是写起了小说。因为以前和文学决裂过，下过狠心，发过誓言，所以再拿起笔时，我必须克服羞愧，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找出合适的理由。我找的理由是，人活着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否则生命就会失去意义。
我写小说连敏都不知道。那时她在镇里一家私人幼儿园带班，每天她一走，我就开始写，等到她快下班时，我再把纸笔藏起来。在当时，写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包括我的妻子。人在穷困中可以有理想，这能让人理解，只是这个理想必须切合实际，可以是物质层面的，譬如温饱，譬如小康，但绝对不能是精神层面的，那会令人难以理喻。除非我一举成名，真的靠文学改变了命运，否则的话，写作就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必须偷偷地进行。
通往成功的路上充满了眼泪、鲜血、不堪和耻辱，人们只愿意把成功后的光鲜展示给众人，而把成功前的那段历程隐藏起来，因为那通常会引起别人的嘲笑或怜悯。
当然，我并没有指望成功，我重新写作，真的只是为了给自己竖起一根精神支柱，好让这根支柱支撑起我平庸而穷困的一生，好让我在逼仄抑塞的生活里，也能呼吸到一丝新鲜的空气，看见一缕来自于天空的光，要不活着真的太憋屈了。
我手指完全养好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不能在家继续闲着，于是托人介绍，跟一个叫王悦的人去了萝北县，去那建一座体育馆。王悦是钢筋头，就是从建筑商手里把钢筋活儿承包过来，挣人工费的小老板。我是以成熟钢筋工的身份跟他去的，一天八十，供吃供住。
萝北县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隔着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四月的萝北县还很冷，空气清冽凝滞，吸进肺里沉重坚硬，有一股铁的腥冷味。
我们钢筋组有二十多人，都住在一个大工棚里。工棚是用废弃的木模板钉成的，上面铺着蓝色的彩钢瓦，没有窗子，只有一个简易的木门。工棚里居中是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两面是相连的板铺。我挑了一个靠板墙的铺位。这时节没人愿意睡在靠边的位置，这里很冷，时常会有冷风从看不见的缝隙钻进来，但我却喜欢。
萝北县第二年要开县运会，体育馆的工期要求特别紧，加之我们人手又少，所以一天必须干十多个小时，才能跟上工程进度。我们早晨五点起床吃饭，六点上工，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干到六点，然后吃晚饭。通常在吃完晚饭后我们还要干一两个小时，主要是下料，为第二天的绑扎做准备。下料就是把各种型号的钢筋切断成需要的长度，然后再做成箍筋、梁料、柱子料、平板料、剪力墙料。下料的活儿最累，体育馆的梁料和柱子料多是Φ25mm的螺纹钢，这样的钢筋一米长就将近八斤重，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九米的，一根重约七十斤。
我曾经计算过，那时我平均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天经过我双手的钢筋大概有三十吨，三十吨再平均到每小时、每分、每秒，我能算出每一个单位时间经过我双手的钢筋重量。再用另一种算法，我还能计算出每吨钢筋给我带来的金钱收入，大概是三元三角。反过来再细算一下，就会发现，一分镍币对应的钢筋重量是六斤。这样算过之后，就会觉得每一分钱都那么沉重，都沾满了汗水和铁的锈迹。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佩服那时的我。那时我要比现在瘦很多，但虽然瘦，可我的身体里却仿佛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力量不光是简单的饭食转化来的，那些牙碜的米饭，和缺少油水的土豆白菜，不足以产生出如此源源不断的力量。我想，这力量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精神。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我可以猜想出来，人的意识不断地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然后作用到肌肉上，于是力量就会持续增加。不过在哲学上讲，精神确实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在漫长的人类史中，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实例，这样的实例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下料时我和老杨配合，把一根根Φ25mm的螺纹钢从料堆抬到切断机案板上，一端与事先量好的一条线对齐，切掉另一端，然后再抬到弯曲机案板上去，由另外两人两端打拐，做成梁料。老杨五十多岁了，一直单身，长年持续的劳动给了他强健的身体。那时刚进早春，温度还很低，他却脱去了上衣。但即使光着膀子，他还是在冒汗。他肌肉虬结的躯体里好像藏着一台小型锅炉，热气从每个毛孔里蒸腾出来，乍看上去，他如同刚从水中淬过火的铁器，彰显着一种暴力的美。
每次晚饭后的一两个小时，我们都要加工出足够第二天绑扎需要的钢筋。二十多个人不停地忙碌，有调直的、有切断的、有弯曲的、有做箍筋的，还有负责搬运的。整个钢筋后台没有人说话，只有钢筋和钢筋的碰撞声响个不停。这些从岩石里提炼出来的钢铁，它们其实也是一种乐器，是一种打击乐器，只有具备钢铁意志的人，才能用它们演奏出铿锵的乐曲。
这些加工好的钢筋料，第二天就会被吊车吊到施工现场，被我们绑扎成各种钢筋柱、钢筋梁、剪力墙等建筑构件，然后由木匠用模板包裹住，再由振捣工浇筑进混凝土。
如果把建筑比作巨人的话，那么混凝土就是他的肌肉，而钢筋就是被肌肉包裹的骨架，是脊骨、肋骨、腿骨、臂骨……骨架虽然隐藏在皮肉之下，但正是它们支撑着皮肉，才共同构成了巨人的躯体。而这巨人的骨架，正是出自我们这些钢筋工的双手。我虽然一直认为劳动并不光荣，也很难让人快乐，但不可否认，劳动维持着人类的生存，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所以即使是最低级、最原始的劳动，也充满了意义。
虽然我们天天晚饭后都要多干一两个小时，但王悦并不给我们多加工资。他是一个聪明的小老板，善于和手下的工人相处，从来不摆架子，也不呵斥我们。每天晚饭时，他都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买一些花生米、猪头肉之类的熟食。偶尔遇到雨天，他还会领着我们出去下馆子，大块肉、大碗酒，吃喝个痛快。我们平时吃的是工地的伙食，饭是劣质大米做成的，有一股霉味，夹杂着沙子。菜通常是土豆炖白菜，没有肉，没有油，清汤寡水，低头盛菜时能看见自己的脸，一周炖一次豆腐，都算改善伙食。
虽然我们都知道，王悦给我们改善伙食所花的钱，要远远少于我们加班所创造的效益，但我们并无怨言。不但没有怨言，相反，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喜欢吃肉，喜欢喝酒，吃肉和喝酒几乎成了我们体力劳动者唯一的快乐。如果王悦给我们加班费，我们会以为那是我们的工资，只要是工资，我们就会寄到家里，或者整整齐齐叠放在钱包内，根本舍不得拿出来吃喝。但王悦给我们改善伙食，对我们来说，却仿佛是意外收获，不在工资之内，只是我们用多余的力气换来的。力气对于我们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不用来换钱，也攒不下来，等于浪费了，不如用它来换酒肉，换快乐，太划算了。
几乎所有的穷人都喜欢抽烟和喝酒，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穷人多是体力劳动者，这毋庸置疑，而抽烟一直被认为有解乏提神的作用，喝酒有舒筋活血的功效，这些作用和功效无疑很适合体力劳动者。但这只是其一，其实从根源上看，是烟和酒能麻醉或刺激一个人的神经，使人飘飘欲仙，或者精神亢奋。穷人没有社交，他们不泡吧、不听音乐会、不旅游、不幽会情人……他们只有无休止的劳动，和劳动后深深的疲惫和寂寞。怎么办?他们只能把抽烟和喝酒当作精神生活。两块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块钱一杯的散装勾兑酒，这就能麻醉或刺激他们的神经，给他们带来快乐和享受，让他们腾云，让他们驾雾，消除他们的疲惫和困倦、驱赶他们的伤心和忧愁。为此，他们从来不会计较烟和酒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与精神上的享受相比，身体上的伤害算个屁，身体又不值钱，活一百年又有什么用，不还是劳碌奔波的命，莫不如及时行乐。
那年去萝北时，我背着敏，把我没写完的小说稿塞进了行李卷。最开始，我只能利用雨休时写。我的写作依旧是害羞的、隐蔽的，要趁其他工友去逛街时才匆忙地写上几段。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关心我的写作。我的写作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在最初看见时略感疑惑，之后我再写，就被他们直接忽视掉了。他们更喜欢打扑克、喝酒，或者看手机内存卡里下载的黄色视频。那之后，我每天睡觉前都要从容地写一会儿，即使只写几个字，也会令我满足，觉得一天都没有白过。
在萝北干活儿的第三个月，我的第一篇小说终于完成了。我趁一个雨休，买了一本稿纸，把小说誊写在上面，然后装在信封里，寄往了《北方文学》编辑部。
体育馆一日日地往上长，像一个远古的巨人挣脱了封印，慢慢地拱出了地面。
天越来越暖和，工地附近的几排杨树肉眼可见地柔和起来，由生硬的铁灰色，慢慢地变成了温润的绿色。天越来越高，越来越蓝，像倒悬的海水。一群群大雁从俄罗斯那面越过黑龙江飞向北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雁，它们在天上排成各种队形，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从工地上空飞过，咿呀咿呀的雁鸣飘满了天空，此起彼伏，浑厚而嘹亮。
那个春天，每当吃完午饭，我从不像其他工友那样赶紧回工棚眯一会儿，而是要爬到食堂后面的模板堆上去，头枕着安全帽，躺在阳光下，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那些从我头上飞过的大雁，让我在整个春天感动不已。那些执着的、神奇的候鸟，它们心中一定有着永不磨灭的执念。正是它们的执念感动了我，让我在苦闷和劳累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希望。
三
2002年秋，从佳木斯到鸡西的高速还没修完，客车还走老路。老路是砂石铺成的，凹凸不平，车走在上面总是一跳一跳的。我坐在最后一排，有好几次脑袋险些撞到车顶。我们中午上的车，到达鸡西客运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刚下车，我们二十多人就一起挤进了客运站的公厕，站成排，冲着小便池哗啦啦地撒尿。贴着白瓷砖的小便池里登时翻腾起黄浊的泡沫，像刚倒进杯里的啤酒。我们痛快得直骂娘，忍不住打着激灵。
这次我们跟王悦来鸡西干活儿，工地没给准备住处，连最简陋的工棚都没有，我们都要住旅店。好在给我们的工资高，一天一百，而且可以在工地的伙房吃一顿午饭。
我们这一群人，高高低低，肥肥瘦瘦，老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刚十七八，几乎都穿着绿色的迷彩服。迷彩服不贵，结实、耐脏，早已成了打工者的专有服装。一大丛绿色在街上移动，就像一畦秋天的韭菜在随风飘摇，不管挨过多少次刀割，却依旧顽强地绿着。我们是真正的一群草民，永远生机勃勃，无论社会如何飞速发展，也淘汰不掉我们。
一个曾来过的工友领着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一条小街。这条街虽小，却繁华，离我们干活儿的工地也近，小饭店和旅店很多，几乎每走几步就有一家。我们一大群人走在街上，仿佛脑门已经贴上了标签，一打眼就知道是来干活儿的外地民工，于是有经验的店家就纷纷同我们搭话，向我们推荐他们的旅店。
一个女人坐在她的旅店门口招呼我们，说她的店里双人间、四人间都有，还能加垫。加垫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她的旅店里有小姐。我们中间有人问她多少钱一位。她回答说三十。三十显然是太贵了，我们都摇头，继续往前走。她于是又说，来来，你们回来，二十一位，二十一位。她站起身来，伸出白嫩的手指向我们勾着。她的手指上好像系着一根透明的丝线，两个工友被丝线缠住了，站住脚，一点都没反抗就被丝线拽了过去。
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在一家旅店门口，又被一个胖女人拦了下来。快进屋吧，我这还有好几间空房呢。她站在我们队伍的前面，像在迎接久别的亲人回家一样热情。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多少钱一位?我们的人问。不打幌，一位二十，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俺家有个亲戚和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经常出门，咱不能漫天要价。她脸上浮着十分真诚的表情，打出了感情牌。十几个工友受到了感动，住进了她的店。
一条街刚走不到一小半，工友们就几乎都找到了住处，只剩下了我和老杨。
我俩沿着小街继续向前走，边走边抬头张望，每看见一家旅店的招牌，老杨就跑进去问价。小街快走到头了，可我们还没找到一家，旅店倒是不少，但都贵，张口就二三十块，最低也要十五。十五看着不多，但我们住的时间长，大概要一个半月，这样算下来，一个人光店钱就得六七百。我俩沿着那条街不厌其烦地寻找，最后在小街的尽头的胡同里终于找到了一家，叫幸福旅店，用红油漆手写的招牌，颜色快褪尽了，蒙着尘，看上去有一种俗世中的温暖和亲切。老杨进去不一会儿，就欢快地转出来，脸上泛着激动的光彩，站在门口向我用力招手，喊道，十元一位，十元一位，好像他自己就是旅店的老板一样。
这是一家开在地下室的旅店，进门前先要向下走十几级台阶。店内很暗，我刚迈进去一只脚，就发觉踩空了，收腿已来不及，一个踉跄，险些摔一个跟头。原来屋里的地面更低，像下地窖。我们刚进去时，眼睛还不适应，四处都是黏稠的黑，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酒味，像屋里藏着一大筐苹果，无声无息地烂掉了。我站在原地不敢乱动，如同站在泥淖中的一小块石头上。等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才模模糊糊看清店内的布局，一条狭窄而幽深的走廊，看不到尽头，似乎伸到了神秘的暗夜里。两边是一个个房间，都不大，墙壁是胶合板钉成的，贴了一层浅棕色的壁纸，手一碰就砰砰地响。
我俩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紧靠着卫生间，说是双人间，其实只有四五平方米，一进门就是一张床，再无他物。床单似乎好久没洗了，上面有几块斑驳的污渍，细看还有一些短而弯曲的体毛;没有窗子，棚低得不能再低了，仿佛要压在人的脑袋上;棚上吊着一个鸡蛋大的白炽灯泡，应该是15瓦的。灯泡的玻璃上散布着褐色的苍蝇屎，一点一点一点的，像麻子脸。
我和老杨在那个房间里住了整整一个半月。房间太小，像装罐头的纸壳箱子，离卫生间又太近，屋里不但充斥着我俩的臭脚味，还充斥着从卫生间传过来的尿骚味，而且每个晚上，我俩的耳朵还要忍受房客无休止的哗啦啦的撒尿声。
每天的早饭，我和老杨都在旅店旁边的小吃部吃，一人一碗豆腐脑，两个馒头，三块五毛钱。中午，我们都在工地吃，萝卜汤大米饭，或是土豆汤大米饭。晚饭我们去一家专给民工开的自助餐馆，每人十元，总共六个菜，有肉，大塑料盆装着，可劲儿吃，肚子装不下为止。喝酒另外花钱，散装的小烧，一块钱一杯，只是离我们的住处有点远，来回需要一个小时。
因为活儿不是太紧，不用加班，所以王悦没有再给我们改善伙食。我们经常能看见他和扒图的师傅下饭店，是那种不错的饭店，各种熘炒都有。但即使我们碰见他，他也没有让我们一起去喝两杯。他是一个聪明的老板，懂得钱要花在刀刃上的道理，该花的时候不心疼，不该花的时候一分都不能浪费。
偶尔遇到雨休，我们钢筋组会凑到一起，找一个饭店大吃大喝一顿，平均每人二十块钱左右，这钱我们都不在乎。脱去满是铁锈的工作服，用肥皂或是洗衣粉彻底洗净头和脸，再换上我们最好最干净的衣服，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去寻找经济实惠的饭店。每当这时，我们就成了街头一景，许多路人不断地向我们张望，这么大一群人确实引人注目。我们没有充裕的金钱，没有显赫的地位，一直被忽视，甚至被践踏。但有谁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具粗糙的躯体里，都包裹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副坚硬的筋骨。这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东西，最为宝贵的东西通常都藏在暗处，像矿石中的铁一样不被人知。路人只能通过我们的衣着和面容，判断出我们是一群打工的异乡人，其他的一概不知。
在鸡西的一个半月里，我学会了扒图。扒图就是按照钢筋施工图纸做下料单，把某一个构件所需要的钢筋型号、数量、形状和尺寸，写在一张张小票上，然后交给后台工人备料加工。王悦手下有一个扒图师傅，跟他干好几年了。扒图师傅不用出力，看图纸就是工作，但工资却都很高，不是日工，是包月，不管刮风下雨，一个月五千。我看过几回钢筋的图纸。有几次中午，扒图师傅和王悦出去下饭店，把图纸放在了后台的案板上。他并不防备我们偷学，在他的想象中，我们这些人都是粗人、笨人，出力可以，看图纸犹如看天书。但他显然忽视了我，我只看了几次图纸，再结合他给我们的下料小票，就学会了扒图。真的没什么难的，那些符号记住了就行。后来，那个扒图师傅和王悦闹了别扭，撂挑子不干了，回了佳木斯。我于是自告奋勇，试着扒了一张图纸，结果没有一点差错，这惊呆了王悦和其他工友。
王悦看我明白图纸，就没再找扒图师傅，他让我脱产负责扒图，并且还经常带我一起下饭店。当然他没给我涨工资，只是把美好的前途指给了我看，他说好好干，等过个一年半载，你就是成手扒图师傅了，一个月五千。我知道他在忽悠我，但我并不计较，我刚学会扒图，也许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如果一个月挣五千，就会担责任，但如果我没挣扒图的钱，那就没多大关系了。对于我来说，能少出力已经很不错了，我可以假借扒图，躲在旅店里写我的小说。在萝北投给《北方文学》的小说已经过了终审，这使我信心大增，写作的热情也高涨起来，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更好的作品。
我们住的那条街，其实每个小旅店都能帮助客人联系小姐。旅店老板都有小姐的电话，如果客人需要，就打电话叫小姐来，完事后从小姐那收取一点费用。听我的工友讲，在这种旅店里找小姐都不贵，最多一百，平常都是五十，碰到小姐生意冷淡的某一天，如果肯拉下脸讲价，三十也行。我们住的幸福旅店里，就经常有客人找小姐。想找小姐的客人，只要跟老板娘说一声，用不了多久，小姐就会被叫来。有一天，我和老杨正盘腿坐在床上喝酒，就听到隔壁有了异样的动静。当时老杨正用手机听歌，他赶紧调到静音，把耳朵贴在了板墙上，细听起来。他边听边陶醉地笑，对我说，你也来听听，他妈的，比流行歌曲好听多了。
其实不用趴在墙上听，那声音很大，毫不避讳，是肉体的欢腾，潮湿、滑腻，危险、恐慌，既放荡，又妩媚，是藏在深处的欲望，被点燃后喷薄而出的火焰。它那么真切地穿过薄薄的墙壁传过来，听了让人慌乱、颤栗。我知道，隔壁住的是一个工地的瓦匠，我见过他，一双粗糙的大手，一副被太阳晒成的黑面孔，嘴唇很厚，牙齿很黄，一看就是淳朴的老实人。
老杨也找了一次小姐。有一天下雨休息，他忽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兄弟，你先去外面溜达一会儿，我憋不住了，想找个小姐。我心中不太高兴，外面正下着雨，让我去哪里溜达?但最后我还是出去了。我顶着小雨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期间去了一家超市装作买东西，避了一会儿，后来又蹲在一家商店的雨棚下，抽了两根烟，看看手机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才往回走。回到旅店，我想都没想，伸手就去推房间的门，没推开，我于是喊了一声。老杨在里面紧张地应道，马上。原来他还没完事儿，我有些尴尬，悄无声息地立在外面。又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女人当先走了出来。她三十多岁的样子，脸瘦而白，头发染成了淡紫色。她往外走，淡漠的眼睛与我对视了一下。她的脸上是平淡的表情，没有自卑，没有害羞，也没有恼怒。走廊太窄，出了房间门，她斜着身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急忙侧过身去，给她让出路来。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钻进了我的鼻子，不是很好闻，让我想打喷嚏。她接着往外走，走廊里很暗，她的高跟鞋咔咔地敲击着水泥地面，像一枚小锤子敲在我的胸膛上，让我浑身发紧。
老杨很不好意思，赶紧给我递烟，又亲手替我点上。我说，你挺厉害啊，一个小时。他不好意思地说，哪有?那个女人说她送孩子去了，来晚了。又说，走，咱俩出去吃烧烤。
我理解老杨，他五十多岁了，生命已经走过了大半，可还没结婚。他结实的身体接触最多的是生冷的钢筋，几乎接触不到女人。他也需要性，性是造物主送给人类的礼物，没有哪个人是造物主的弃儿，都应该平等地接受它的赐予。从另一方面讲，人其实就是一个欲望体，这欲望里也包含着对性的渴望，这天经地义，是本能，不应该过分压制，也是权利，应该众生平等。老杨有这样的本能，那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认为他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即使用了令人不齿的手段，但这种权利也不能被剥夺。我不轻视他，也不假惺惺地同情他，这才是我对他最基本的尊重。
四
2003年初，佳木斯的一个私企老板要建一个洗浴城，叫威尼斯水世界，据说是全市最大的，开设许多项目，洗浴、桑拿、按摩、节目表演、自助餐和客房都有，是当时佳木斯最豪华的一条龙服务。王悦知道信儿后，托人承包了洗浴城的钢筋活儿，是从那个私企老板手里直接承包的，中间没有建筑商，所以价给得特别高。王悦很高兴，春节还没过完呢，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弄了一个大活儿，能干大半年，让我做好准备，随时开干。
刚进三月，洗浴城就开工了。奠基仪式搞得很隆重，彩旗、烟花、气球、鞭炮一样都不少，不但请了不少领导，还请了和尚。领导剪完彩，和尚上场，六个和尚，老的老、小的小，都身穿黄色僧袍，手持木鱼，围着奠基石边转圈边敲着木鱼念经，很滑稽。念经结束，和尚们打开了一箱茅台酒，一瓶瓶洒在了奠基石上，不管酒真假，看着都让人心疼。
王悦一共找来了将近三十个钢筋工，每人每天工资一百。
王悦对我说，先给你也按一百开，等完工了再给你分红，放心，保证比一个月五千还多。说完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很亲切，像在拍他一奶同胞的弟弟。我心里有点不舒服，那时我已经能看懂任何钢筋图纸了，扒图早已不是问题，他不应该还按普通钢筋工的标准给我开工资。说什么分红，简直就是在给我画饼，谁知道完工后他能不能真给我分红，就是真给我分红，谁知道他能给我多少，挣多挣少都是他说了算，甚至他都可以昧着良心说没挣到钱。
我虽然心中不满，但并没有说出口，也没表现在脸上。我性格内向，从不主动结交他人，加上干钢筋工刚三年，还都是给王悦干的，认识的同行很少，更别说其他包钢筋活儿的老板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给王悦干，我还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肯用我扒图的老板。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至少不用再出力干活儿，这已经很不错了。我安慰自己，同时微笑着对王悦说，什么分不分红的，咱们先争取把这份活儿干好。说完这话，我的内心升起了一股悲伤，我该是多么无奈，又是多么虚伪，才会用勉强的微笑和语言来掩盖我的不满和对他的鄙视。这种类似于讨好的表演太折磨人，而我却不得不这样做，这很悲哀。
洗浴城开工后，我们才发现活儿不好干。质量要求高我们不怕，严格按照要求施工就可以，工期紧我们也不在乎，加班就行，每天加班到半夜的活儿我们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不好干是他们想整治我们，想少花钱，让我们多干活儿，甚至是不花钱，让我们白出力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建洗浴城的老板是个混社会的，靠打打杀杀起家，据说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他安排他小舅子赵德利当了洗浴城的项目经理，负责工地全面工作。这个赵德利经常找我们的毛病，从质量，到进度，还有各种材料的使用，甚至哪个工人忘戴安全帽之类的小事儿，他都会找到王悦，二话不说，马上就开罚单。为这事儿王悦没少安排他，隔三差五就请他喝酒，都是高档饭店。刚开工不到一个月，他就跟王悦念叨，说他用的摩托罗拉电话过时了，说现在都流行翻盖的三星，小巧别致。王悦心知肚明，当天就忍痛花了七千多给他买了一部最新款的。但就是这样，赵德利还不知足，依旧难为我们，有时甚至变本加厉。
有一天，我们刚绑扎完一楼的楼板，正准备晚上浇灌混凝土，赵德利就找茬说绑扎不合格，板筋间距过大，非让返工不可。当时我正好在场，就和他理论，说按整体来说，平均间距都够，只是个别的地方宽了一些，是允许的误差，稍作调整就行。他飞扬跋扈惯了，我的解释在他听来就是以下犯上，他怎肯容忍，马上就翻了脸。他指着我的鼻子骂，眼睛瞪得溜圆，问我能不能干，不能干马上滚。当时不知为什么，也许被骂懵了，平时老实巴交的我居然回骂了一句。其实骂完我就后悔了，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该意气用事，惹恼了他，他真敢把我们撵出工地。果然，我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毫无征兆，赵德利忽然就扇了我一耳光。我虽然匆忙中躲了一下，但他的指尖还是扫到了我的脸。啪的一声，我感觉到了这个耳光的力度，脸瞬间一热，紧接着就火辣辣地疼了起来。赵德利如果是打我一拳，或是踢我一脚，我都可以忍住，但打耳光不行，打耳光具有明显的侮辱性，是强者欺辱弱者惯用的招式，对弱者的自尊心构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一刻，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急剧流动，似乎瞬间就都冲进了大脑。我头皮发麻，感觉头发都一根根地立了起来。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相信，怒发冲冠并不是一个过度夸张的成语，当时如果我的安全帽没有系带，我相信我的怒气都能把它掀掉。我随手就在地上捡起了一截钢筋，想都没想，对着赵德利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关键时刻王悦和其他几个工友抱住了我。王悦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哀求，你能不能为我想想，为大家想想。我瞬间就冷静了下来，把屈辱和怒火倒咽回肚子，扔掉了钢筋。我知道，我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发怒的资格，因为后果我根本就承担不起。
最后我们还是返工了。赵德利说不返工也可以，全部滚蛋，一分钱也别想拿到手。这还不算完，他还扬言要找人卸下我的一条腿，虽然最后并没有人找我麻烦，但还是让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
那天晚上忽然就下起了雨。我们钢筋组所有人全集中到了一楼的楼板上。现场的四个角都支起了水银灯，加上塔吊上的两盏大灯，整个工作面亮如白昼。将近七百平方米的楼板板筋都要返工。这活儿很不好干，绑扎容易，拆卸难，何况我们拆下来后还要再次绑扎。楼板的板筋不是一层，在靠近圈梁和大梁的地方都铺设两层钢筋，上面一层钢筋的两端都有直角拐，所以拆的时候很费工。拆完后，我们分出几个干活儿细致的人重新铺设板筋，其他人都去绑扎。王悦一再强调，一定要严格按要求干，不能出一点儿毛病，防止赵德利再找事儿。
半夜时，活儿刚干了一半，但雨却越下越大。在灯光下，能清晰地看见雨滴连成了线，密密麻麻，闪着银亮的光，像无数支箭矢，笔直地射向大地。楼板上积了一层水，有一寸厚，雨落在上面，先是砸出一个个水泡，然后水泡破裂，炸成一个个水花。最开始时我们都穿着雨衣，但雨衣太过笨重，裹在身上，让我们难以蹲下，手臂的活动也很受限，无法快速操作，最后我们索性把雨衣都甩到了一边。我们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寸是干的，都浸透了雨水，紧紧溻在身上，像铁一样冷，像铁一样重。我们的鞋里也都灌满了雨水，一迈步，脚就在鞋里打滑，左扭一下，右扭一下，同时发出咕叽咕叽的声响。最难受的是眼睛，雨水流进去，火辣辣地疼，甚至连眼前的钢筋都看不清楚。
大雨整整下了一夜，我们也整整干了一夜。钢筋碰撞声不绝于耳。大雨把铁的腥味激发出来，混在雨里，钻进我们的鼻子，令我们的太阳穴发紧。我们钢筋组里还有三个女钢筋工，她们和我们男钢筋工一样，在冷雨中一直坚持到早晨，没有退缩一步。
因为当晚没打上混凝土，耽误了工程进度，无论王悦怎么说好话，赵德利最后还是给我们开了罚单，罚款一万。一万可不是小数目，整个工程下来，王悦也挣不了几万。直到这时，王悦才明白，原来他没捞到一个好活儿，而是跳进了火坑。当时老板只给结了一次工程款，王悦已经骑虎难下，撤都撤不出去了，除非欠他的工程款一分不要。可他怎么舍得?他别无选择，只能心存侥幸，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他一再告诉我们，干活儿时一定细心，再不能让赵德利挑出毛病了。
洗浴城总共六层楼，我们干到四层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忽然停工了。那时我们虽然已经干了半年，但却只开了一个月的工资。不独是我们，其他工种的工资也和我们一样，都没开透，所以工地停工，我们都很担忧。
第二天我们才得到信儿，原来那个老板犯事儿被抓起来了。人都被抓了，这个工程就有可能永远停摆。工地里的工人，包括木匠、瓦匠、小工和我们都涌到了项目部，去找赵德利。可哪里还能找到赵德利的人影，项目部早已空空如也。
总共有一百多人聚集在了项目部前的空地上，大家都没有办法，不知该去哪里要钱。王悦更着急，他只是一个小老板，最初也是一个钢筋工，是经过一点点的努力，受过数不清的委屈后，才最终当成的小老板。他好不容易承包了这个活儿，本以为能大赚一笔，能就此翻身呢，谁知一开工就受到了赵德利的刁难，原以为咬着牙，忍辱负重坚持到底，钱就能到手，可谁知老板又进去了，十几万的工程款刚到手不到两三万，他能不急吗?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不知如何是好时，王悦忽然跳到了一个木方垛上，对着众人发起了鼓动性的讲演。他高声说，事到如今，只能找政府要了，咱们出几个人，去爬塔吊，然后就报警说工地欠薪有人自杀，现在国家重视这个，只要惊动了警察，再引来记者，把事情闹大，政府就会替咱们出头，咱们的钱才能有希望。底下群情激奋，纷纷大喊，对，对，必须让政府出头。王悦受到鼓舞，抬手指着瓦匠和木匠聚集的方向，叫道，木匠和瓦匠，你们也出几个人，咱们一起爬，人多力量大，谁不爬谁不是他爹揍的。喊完，他跳下了木方垛，大步向塔吊走去。他身后许多人在喊，爬塔吊、爬塔吊，谁不爬谁不是他爹揍的。王悦没有回头，昂着头，挺着胸，加快了脚步，带着干云的豪气和一往无前的悲壮。
走到塔吊下面，王悦回头看了看，他原以为身后会跟着不少人，但没想到的是，他身后只有他的影子。除他之外的所有人仍然停在原地，远远地望着他。看他停住脚步，众人的喊声又响了起来，爬塔吊、爬塔吊。王悦迷茫地望了望人群，又抬头看了看高耸的塔吊。风很大，天上的云在快速移动，塔吊好像正向他倒下来，让他头晕目眩。他犹豫了一分多钟，才开始顺着爬梯向上爬，虽然爬得很慢，但我知道他根本停不下来，下面那么多眼睛正看着呢，这给了他无穷的压力，他必须爬，不能退缩。他中间休息了两次，才爬到顶部。在塔吊驾驶室外，他略微站了一会儿，然后才顺着大臂往前走。天空中的风要比地面大很多，他走得很慢，衣服和头发在风里猎猎飞舞。他像一只虾米一样，弯着腰，曲着腿，双手交替抓着大臂上的角铁，慢慢向前挪动着双腿。终于，他走到了大臂的尽头，双手抓着角铁，慢慢地蹲了下去，然后回过身，冲着下面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你们快报警。
好多人掏出了电话，他们没有勇气爬塔吊，但都有勇气报警。
警察迟迟不来。风越刮越大，塔吊的大臂虽然锁住了，但还是在来回振动。王悦应该很恐惧，半个小时后，他坚持不住了，弯着腰，慢慢地往回移动，看样子是想要下来。底下好多人仰着头叫喊，让他坚持住，别下来。但王悦似乎没有听到，继续往回走。
王悦从塔吊上下来后，脸色煞白，双腿一直抖个不停，站都站不稳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年我们都没有开到工资，每个人都白干了五个月。大家纷纷去找王悦要钱。打酒冲提瓶子的要钱，这天经地义，谁管你王悦要没要回来工程款。我也跟着别人去他家要了几次，王悦点头哈腰，谦卑地对我们说了无数遍好话，可就是拿不出一分钱来。后来，他可能顶不住了，偷偷地搬了家，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找到他。
前年，我见过王悦一次。在沿江早市，他左手拎着一捆韭菜，右手拎着一块水豆腐，迎面向我走来。他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如果不细看，很难认出他来。他显然是没有看见我，我也没叫他，就看着他走过了我，然后拖着自己的影子越走越远，最后慢慢地消失在了人流里。
五
王悦的队伍解散后，我壮着胆子找到了一个包钢筋活儿的老板，问他需不需要扒图师傅。这是一个大老板，手里有上百个钢筋工，同时可以承包三四个工地的钢筋活儿，我猜想他需要扒图师傅的概率相对来说能比较大些。我这个人是个社恐，平时害怕和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这么大的老板，虽然我可以从精神上藐视他，但真要面对时，我还是感觉到了压迫感。我胆战心惊地问完后，这个老板先用古怪的眼睛盯着我看，直到把我看得局促不安时，才傲慢地摇了摇头，连不需要三个字都懒得说。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历来都是老板承包到工程后，主动去找扒图师傅，甚至都不用去找，因为每个老板手下都有自己固定的扒图师傅。像我这样主动去找老板的几乎没有，太令人生疑了，他们首先会怀疑我的水平，认为我就是一个略懂些皮毛的冒牌货，其次，他们还有可能会怀疑我的人品，怀疑我是一个试图骗钱的二流子。
之后我又问了两个老板，得到的答复也都是不需要。看来掌握一门技艺并不一定就能挣到钱，还得看机遇和人脉，不凑巧的是，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没人肯用我做扒图师傅，我只能继续做钢筋工。我问好了一个工地，还没等去呢，就接到了老杨的电话，问我去不去钢筋加工厂干。他说常年有活儿，钱还准成，一天一百，到月就开，刮风下雨都不休息。我当时就同意了，这活儿比工地活儿强多了，在工地风吹日晒雨淋，还不能干满勤，一个月能干二十四五天不错了。
钢筋加工厂在一个废弃的轧钢厂院里。一栋空旷的厂房，里面安放着两台大型钢筋调直机、四个钢筋弯曲工作台。总共十多个人，一个带班管事儿的，据说是老板的亲戚，两个看调直机的师傅，八个在弯曲工作台上操作的钢筋工，另外还有两个女工，调直钢筋时负责看着成捆的盘圆，防止打结。
据说当时佳木斯一共有四个这样的钢筋加工厂，都归属同一个老板。这个老板直接从外地的钢铁厂购进大批钢筋，主要有Φ10 mm、Φ8mm和Φ6mm的三种，都是成捆的盘圆，每捆两三吨重。这些盘圆用钢筋调直机调直后，再根据各个建筑工地的需求，制作成各种箍筋、板筋、墙筋等构件，然后卖给工地。最初我不懂钢筋加工厂怎么挣钱，后来慢慢才知道，原来钢筋加工厂挣的是偷工减料的差价。打个比方，一吨Φ10mm的盘圆本来可以加工1000个柱子箍筋，但经过调直机的调直后，钢筋的直径就会缩小，可能会变成Φ8mm的钢筋，这样钢筋的长度就会相应地变长，加工出来的箍筋就可能是1200个，而钢筋加工厂还按每吨1000个箍筋的价钱卖给工地，这样一吨钢筋就赚了200个箍筋的差价。同样是1000个箍筋，工地因为省了加工的费用，所以都找钢筋加工厂加工，只是用在建筑里的钢筋被抽条了，相应的强度和抗拉力减弱了而已。不过这个是甲方和监理部门的事儿，只要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万事大吉。事实上，他们也从不追究，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跟在工地一样，我们一天要工作11个小时，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因为生产出来的钢筋构件供不应求，所以我们几乎每天还都要加班，一般是加班三个小时，到晚上九点。加班就有加班费，这我挺喜欢，累不怕，只要挣钱多就行，我们不像正式工人，天天有活儿干才好呢，因为不干就没工资。
在厂房里干活儿，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太阳也晒不到，我干了一个多月后，脸就变白了，不再像在工地时，黑得如同非洲土著。在这儿干活儿只是费手。钢筋刚出厂时，要采用一种发蓝工艺，使钢筋表面生出一层氧化亚铁，防止钢筋生锈。经过调直机的加工后，这层氧化亚铁就脱离掉了，变成了细碎的铁粉。在我们厂房里，这种铁粉到处都是，虽然我们干活儿时戴着手套，但这种铁粉还是能透过手套，黏附在手上。这种铁粉如果用放大镜看，一定都有尖锐的刺，这些刺扎进手的表皮里，使我的手粗糙、龟裂，进而疼痛，而且手的颜色也变成了乌黑色，洗都洗不掉。
再有就是，厂房里的噪音大。两台大型调直机运转起来轰轰巨响，机器附近的水泥地都跟着震颤。在厂房里说话如果超过三米远就必须靠喊，所以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们几乎都不说话，有时候干脆就用手势代替语言。
我不知道我们厂房里的噪声到底达到了多少分贝，我只知道这噪声已经给我造成了伤害。最初一个月，即使下班回家后，我的耳朵里还会鸣叫不停，仿佛脑袋深处也有一台小型钢筋调直机正在运转，这让我紧张、烦躁，睡眠都受到了影响。而且我的听力也下降了不少，即使在安静之处，别人跟我说话时，我也必须侧着耳朵才能听清。
我原以为这些症状会越来越重，可谁知在一个多月后，我却惊喜地发现，我的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我的耳朵里不再鸣叫，我的睡眠重新变得踏实，我的听力也基本恢复到了从前的水平。我不得不佩服我的这具肉体，它对环境有着神奇的适应能力。我知道，这是一种代偿性的适应，它可以通过加强某一器官或组织的功能，来适应或补偿外界环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我能举出许多这样的实例，比如眼睛对黑暗的适应，皮肤对温度的适应。再具体点儿，比如清洁工人几乎闻不到垃圾的臭味，比如炼钢工人具有很强的耐灼烤能力。或者再引申一下，比如伤口会结出坚硬的痂，比如身陷困境的人会慢慢地接受苦难，比如我不再抱怨命运对我的所谓不公。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我和老杨共用一个工作台。工作台四米长，一米半宽，两端各有一个曲轴转盘。我和老杨各守一端，把钢筋塞到曲轴中间，根据钢筋的粗细，一次塞一根到五根不等，然后脚下一踩踏板，曲轴转动，钢筋就能弯曲成事先调好的角度。通常制作箍筋时我们自己干自己的，只有制作较长的板筋或者墙筋时，我俩才会相互配合。
这活儿其实不比工地轻巧，一天从早站到晚，两条腿根本受不了，总是酸痛麻木。双臂双手要不停地动，头几天我的胳膊就肿了，每天刚开干时胳膊都抬不起来，每做一个动作都很疼，必须咬着牙挨过半个小时，才会慢慢恢复。
这活儿还特别枯燥，一组动作做完，紧接着还要再次重复这组动作，如此反复循环，经久不息。每一组动作都是对上一组动作的复制，甚至间隔的时间都差不出一秒。这个动作有时要一连做几个小时，甚至一天。这样看上去，我就仿佛是工作台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机器，是用血肉和骨头组合成的机器。因为工作太枯燥，只凭肌肉的记忆就可以完成，甚至可以不用大脑，所以偶尔，另一个虚幻的我就会从我的身体里飞出来，就像灵魂飞出肉体一样，飞到工作台的上空，飘浮在那里。这个虚幻的分身注视着正在劳作的那具肉身，像人类在俯视着一只忙碌的蚂蚁，也像无所不能的神俯视着一个正辛劳度命的人类。因为高高在上，所以他会生出许多的怜悯，如果没有规则的限制，他甚至想出手相助，让这具肉身脱离苦海。当然，他还会生出一些疑惑，他无法解释，一具肉身怎么可以长时间重复着一组动作，不知疲倦，不觉厌倦。这一定不是一具简单的肉身，这具肉身里一定含有丰富的铁元素，甚至皮肉之下就是钢筋铁骨，钢筋铁骨间镶嵌着钢制的轴承，只有这样，才最符合科学，才最接近坚硬的机器。
以前，如果工地在佳木斯，上下班我都骑摩托车。我有一台红色的摩托车，很破了，排气筒都烂出了洞，一加油门，像拖拉机一样突突地响。我进钢筋加工厂后不久，佳木斯开展了交通整治百日会战，交警天天上街抓违章，包括摩托车无证驾驶，特别严，每天都有无摩托车驾驶证的打工者被抓，轻者罚款，重者没收摩托车，人甚至会被带走拘留。我没有驾驶证，考一个摩托车驾驶证不但要交不少钱，而且很费事儿，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那段时间我很害怕，上下班时一直胆战心惊，有时看见前面有交警，就赶紧绕小路钻胡同。后来，我觉得总躲也不是一个办法，就去二手自行车市场买了一辆七成新的自行车，带变速的那种。从我家到钢筋加工厂有三十里路，骑自行车大概需要一小时。路虽然是水泥路面，但因为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经破损，有许多坑包和碎石，自行车走在上面，蹦蹦跳跳，里倒外斜。我那时还很瘦弱，屁股上没多少肉，每次骑到钢筋加工厂后，我的屁股和大腿根都酸麻疼痛难忍，下车后必须半撅着屁股，稍岔开腿站在原地缓一会儿才能正常走路，那姿势很难看，像尿了裤子一样。
晚上加完班常常已经九点多了，出城后路上没有路灯，有月亮的夜晚还可以，如果没有月亮，或者遇到了阴天，我就得摸黑骑车。后来我买了一个充电的手电筒，挂在车把上，这样就方便多了。漆黑的夜晚，我的手电筒发出一道明晃晃的光柱，黑夜好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更像打开了一扇门，向我敞开了一个光明的世界。我一边骑行，一边构思着我的小说，每构思出一个好的情节，或者想出一个漂亮的句子，我都异常兴奋，骑车也就更有劲了。
下雪时，工地都已经停工了，但我们却还在加工各种钢筋构件。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老板是在为第二年打提前量。我很高兴，如果在工地干，这时我已经失业在家了，需要钱的人就怕放假，放假没有一分钱，这就是穷人热爱劳动的原因。
厂房里没有取暖设施，还四处透风。我和老杨的工作台后面正好是一扇大窗子，窗子上的玻璃早都碎掉了，虽然用五彩布蒙着，但冷风还是会钻进来。我天天站在冷风里，浑身冻透，如同身陷冰窖，尤其是腿脚，因为活动量少，就更冷了。好在我善于思考，发明了一种防冻脚的好办法，干活时脚趾头别闲着，要不停地屈伸，抓挠鞋底，这样可以活动脚部的血脉，只需抓挠一会儿，脚掌就会热起来。这个方法在钢筋加工厂里被我推广了出去，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好评。
再后来，还没等春天工地开工呢，钢筋加工厂就被叫停了。据说国家专门下发了文件，严禁对建筑用钢筋进行二次加工，防止偷工减料。我们老板不死心，以为只是一阵风，用不了多久就会过去，于是阳奉阴违，依旧偷偷摸摸地在生产。终于我们被抓到了，好几个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了我们的厂子，我们被赶出厂房，机器被拉闸断电，大门也被贴上了封条。
我虽然因为失业很不舒服，不过很快就坦然了。进钢筋加工厂后，我也曾经有过纠结，我心知肚明，钢筋被我们加工后，其实就是被抽条减量了。钢筋是建筑物的骨骼，我们是在偷偷地减少骨骼的用量，进而降低了骨骼的支撑和保护作用，这势必要影响建筑的质量和寿命，甚至会造成安全隐患。我们是在犯罪，我是在犯罪。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即使是我独自一人时，我也敢摸着胸口大声地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当然，我也曾暗自欢喜，这个活儿很适合我，让我赚到了工资，养活了家庭。所以我既自责过，也庆幸过，这样看来，我应该算是一个自私的善良人，甚至就是一个伪善良的人。这回好了，我终于从矛盾中解脱出来，竟然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加上在钢筋加工厂干的半年，我一共和钢筋打了四年的交道。这四年里，在我肩上扛过的、经我双手摆弄过的钢筋，加起来应该有几千吨重。这些钢筋曾经以一种不起眼的形式埋藏在矿石里，被认为就是石头的一部分，在经过不断地烧结、冶炼和轧制后，它们最终才成了钢筋，进而又被埋在混凝土里，重回到石头的内部，成了建筑物的骨骼。
在不做钢筋工后的许多年里，偶尔，在我看见工地里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时，我还是会停步肃立，向那些高楼行注目礼。每当这时，我的眼睛就仿佛具有了透视功能，能透过砖和混凝土，看到埋藏在高楼内部的钢筋骨架。我的敬佩油然而生，禁不住热血沸腾，埋藏在我身体内的骨骼会再坚挺一分，成分也会进一步接近钢铁。我要感谢我的这副骨架，它经过我的重新淬炼，已坚硬无比。它将如钢筋一样，一直支撑着我的肉身，让我始终保持着人的形状，永不弯腰，永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