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樊增祥在藩司衙门处理水利局的呈文，刚看开头，气就不打一处来：“一语而具三不通，可谓离奇!”水利局办理文案的委员素质太差了，樊增祥随手写个“牌示”，让人贴到藩司衙门的布告牌上。
牌示说，本藩台用人主要看办事能力如何，只要能办事，文字功底差点也无妨。可是办理文案就不同了，文案委员文理不通，那怎么行?水利局文案委员这样离谱，必须马上撤换。选谁合适呢?牌示接着写道：
查有课吏馆冠军、即用知县张瑞玑，藻耀高翔，文中鸣凤，入局主稿，定复可观。除移请水利局札委外，合亟牌示各局文案一体知悉。
按说区区水利局的文案，无需调补“课吏馆冠军”充任，想来樊藩台要借此树立样板吧。末了仍不忘敲打：“此后凡百公事均宜细心检点，求差之始，量而后入，到差之后，顾名思义。切切!”
这个《藩司樊谕委即用知县张瑞玑办理水利局文案牌》，登在1904年《秦中官报》第十九期(后收入《樊山政书》)。这一来，瑞玑的大名，在省城，在各州县、各学堂，更是不胫而走，誉满关中了。
三
下面再撷取瑞玑课艺的几个观点，略作介绍。
其一，“愿天下之人皆读《货殖列传》”。
货殖即生财。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历史上一批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生财致富的人立传，即《货殖列传》。里面写到先秦时期的巨富，如陶朱公范蠡、孔子的门徒子贡、以经销盐起家的猗顿。还有西汉时期冶铁的卓氏，投资商业金融的曹邴氏，把农牧业做大的桥姚，以及跑单帮的，磨剪子镪菜刀的，做腌腊生意的，等等。
瑞玑在《货殖传书后》说，商政、商学包括商战，中国自古就有。然而《史记》《汉书》之后，史书志传对货殖都避而不谈，不是史家们不知道，而是历朝历代轻商贱商的缘故。千百年来，中国在农本思想主导下重农轻商，抑制商业发展，“士不言商，官不恤商，朝廷不劝商”，甚至“别商之号，贬商之籍，夺商之权，侵商之利”。结果使得商政衰、商学绝，《管子》等典籍中治平富强的真经诀窍，成了没出息的贱业，天下人都羞于言商，耻于经商。泰西各国却是认准了兴商崇商，求富求强。我们把祖宗的宝贝丢了，什么商政商学，中国早就有!瑞玑感慨地说：“噫!吾愿天下之人皆读《货殖列传》，以穷中西之源而破其新旧之见也。”
近年有研究者认为，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的动机，“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一百二十年前的瑞玑能否认识到这一层，不得而知，但他深知太史公作此传，“其伤时也深，其忧世也远，其立心也苦矣”。因而极力推崇《货殖列传》，寄望国人“详而求之，推而穷之”，万不可数典忘祖，或纠缠于中西之见、新旧之争，徒然耗费精力。
对瑞玑这篇课艺，樊增祥认为“精深透辟”，“于当代尤为不可少之文，气如蛟宫之王”。
其二，“华盛顿之道，一国私治之道也”。
针对当时新学家“尊西抑中，得无太过”的社会问题，樊增祥继《货殖列传》之后，又给课吏馆学员拟题：《以黄帝大禹视华盛顿、以秦政项羽视拿破仑、以伊尹太公视毕思马克论》。
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辅助成汤灭夏建商，制定了影响深远的典章制度。太公即姜太公，被周武王奉为国师。毕思马克后来通译俾斯麦，他是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为实现德国统一、维护君主专制作出卓越贡献。某年我到德国培训，在汉堡看到一尊高高耸立、气势非凡的俾斯麦雕像，那位铁血宰相正威风凛凛地注视着港口，注视着易北河，注视着百公里之外的北海和茫茫世界。
瑞玑读过华盛顿、拿破仑、毕思马克的传记，认为“兹三人者，机遇不同，成败不同，志趣又不同”。他对拿破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拿破仑比秦始皇、项羽的破坏力还要大，“天之生拿破仑也，泰西之劫也，直将乱全球之太平”。毕思马克虽然与伊尹、姜太公有共同之处，然而他的胸怀、功业跟伊尹、姜太公无法相比的，他属于管仲、子产一类人物。
华盛顿呢?在瑞玑看来，如果说华盛顿是圣人，他只是美洲的圣人，“天之生华盛顿也，以之造美国则有余，以之造他国则不足”。又说，“华盛顿之道，一国私治之道也，治美国可，治欧洲则不可，治中国则尤不可”。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