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一眼看出，瑞玑既有张仪、苏秦的舌辩之才，又有晁错、贾谊的椽笔之资。以樊的官阶(从二品)、年龄(长瑞玑十六岁)和绝世才华，歉抑为弟，绝非泛泛。
《秦中官报》全文登出这篇课艺，署名“藩宪月课超等第一名即用知县张瑞玑”。樊增祥的批语也附在后面。
等到旅顺彻底陷落，俄国太平洋舰队覆灭后，樊增祥又拟题，让课吏馆学员发表评论，题目是《俄将阿立几息夫、古鲁伯金、马考洛夫、司都塞尔论》。
阿立几息夫，后通译阿列克谢耶夫，是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此人是个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古鲁伯金，通译库罗帕特金，是陆军总司令，优柔寡断，缺乏实战经验。马考洛夫，通译马卡洛夫，是太平洋分舰队的司令，在军舰上触雷而死。
题目中最后一位司都塞尔，通译斯特塞尔，是陆军中将、旅顺口之战的俄方总指挥。旅顺口一役，司都塞尔竟派出军使，打着白旗向日军司令部乞降;次日在投降书上签字，将旅顺所有堡垒、工事、舰艇、武器、弹药、资金和军用物资拱手交给日军，俄军将校八百余人、士兵两千三百余人全部作了俘虏。投降仪式结束后，司都塞尔还恬然自得地与日军司令乃木希典合影留念。
旅顺口惨败是日俄战局决定性的一役，瑞玑下笔抓住要害，急如星雨：
胜败之机，视乎帅?视乎将?曰视乎帅。将帅之略，视勇乎?视谋乎?曰视乎谋。帅而有谋也，可以进，可以退，可以战，可以守;我非制人也，而必不为人所制。帅而无谋也，进亦败，退亦败，战亦败，守亦败;我未穷人也，必先为人所穷。犹之人也，心者帅也，手与足诸将也。病心狂者，手足必不适其用，不得谓手足之不健也。知乎此，而旅顺之失守，俄将之败亡，求其祸首而定其罪魁，吾于阿立几息夫不能有恕辞矣。
接着由表及里，详加分析评骘。瑞玑说，表面看来，甲午战后，阿立几息夫“遵彼得大帝之遗诏，行外交阴鸷之手段，侵我边疆，据我矿务，占我口岸，预我官权，侮我商民，夺我财政，视远东数千里之舆图，几成为斯拉夫遗族之属地，而不复问故主之为谁者，阿氏为之也”。阿氏为沙俄经营远东十多年，以为“劫物在掌，一回手而入囊矣”，不料却功败垂成。似乎阿氏有功，其他三名将领都有罪。瑞玑认为不然：
吾穷其致败之由，而定其功过之实。窃以为罪不在将也，而在帅;不在将之无勇也，而在帅之无谋。古氏三人将也，阿立几息夫帅也，三人之败、之死、之降，是无勇也;阿氏好大喜功而致使败者、死者、降者之引为国耻，是无谋也。
文中对阿氏如何无谋，从六个方面条分缕析，结论是：
夫(阿氏)年少喜功当败，显违公约当败，轻敌不备当败，内乱未定当败，将帅不睦当败，财政不足当败，有此六者，虽古氏力进，马氏复生，司都氏竭力死守，亦必至于一败涂地者，人事也，亦天理也，而况乎偏帅裨将之无一可恃也。
对其他三名将领之“无一可恃”，尤其对举白旗投降的司都塞尔，文章给予辛辣的讽刺。说他们守不能如田单(按：田单是战国时齐国名将，以火牛阵大败围困即墨三年的燕军)，死不能如张巡(按：张巡是唐朝名臣，安史之乱中率兵死守睢阳，与叛军交战四百余次，粮绝被俘遇害)，解围不能如刘崐(按：刘崐是西晋大将军、并州刺史，匈奴兵数万围困晋阳时，刘琨吹笳退敌)。“他日者，带宝星，悬宝剑，披囚衣而归，拜好功喜武之俄皇焉，亦千古降人未有之荣施也”——锋芒直指俄皇。
那时俄廷之上人声鼎沸，战败的罪责到底归谁，众说纷纭。瑞玑收笔时忽发奇想：
吾愿执简俄廷，以定其罪名之等次，使俄皇知半生外务之为失计，而宠臣骄将之不可以有为也，从此悚惧休息，不复敢作纵横地球之想，或亦俄之福也乎!
好一个“从此悚惧休息，不复敢作纵横地球之想”!
瑞玑借评骘阿立几息夫等人，痛加挞伐、严正警告了包藏虎狼之心的俄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班骄臣悍将。分明是一篇充溢着炽热的爱国激情的战斗檄文，自然又是“超等第一名”。樊增祥的批语是：“批四将事势，瞭如指掌，而独归罪阿氏。老吏断狱，颠扑不破。文亦纵横恣肆，使笔如剑之气出，堪以移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