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最早见于沈瓞民回忆鲁迅的文章，瑞玑当然不会看到。在课艺的前半部分，他把矛头指向“倚盗御盗者”，断言“倚盗御盗者之可危也”，进而质疑清廷的“局外中立”：
今日者，俄人之占据旅奉，劫人之大盗也。日本之出师相抗，两盗之争利也。中国臣民守中立之公约，而日祝东京之捷音，倚盗御盗之故技也。夫以缓急论之，则可以使日胜也，必不可以使俄胜。以恩怨论之，则愿其使俄败也，必不愿其使日败。然试问日胜之后，辽阳数千里之舆地归中乎?归东乎?归于中，则何以酬日本?何以待俄国乎?归于东，则俄不能再索边疆，英法德能不各据地界乎?穷其终极，吾恐局外中立之说，有不可以自谈而自保者矣。
接下来，瑞玑权衡日俄双方的国力、军备、政治、士气等方面的利弊，预判战争最后的胜败。对俄皇宣称的所谓亲自督战，瑞玑分析指出，俄军“其不能守可知也”，“其不能战可知也”，故而俄皇“其不敢出可知也”。结论是，“俄皇之必不轻出，而俄军之不易取胜也”。
瑞玑最关切的不是战争双方孰胜孰负，而是战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当下中国应该怎么办。便又剖开一层：“虽然俄不能胜，我中国之祸可以缓;俄不胜而日胜，我中国之祸又将自此始。”何以言之?瑞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剖析：
一则，日本能败俄，但不能亡俄，沙俄虽败，但绝不会屈服于日本。两雄相持的情况下，地球各国尤其是英美德法必然要出面调解。英美与日本是同党，必然帮助日本;德法与沙俄亲近，必然袒护俄国。两争其利却又两不相允，在这种情况下，“势必至推咎于中国，责偿于中国而后止”。
二则，日本发动战争抗击沙俄，起初是要保日本的大局，而非贪图中国的土地。然而沙俄侵占我中华土地，日本“仗义竭力而取之”，“取地于俄，则于我为无涉，为我驱俄，则于我为有功”。日本付出巨大代价而夺取的土地，怎么会轻易放弃呢?退一步说，即便日本确实“好义”，将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我国，那么向我国索要的其他方面的赔偿，绝不会少于归还的辽东地区。更何况，所谓将辽东归还于中国，就跟英国霸占埃及，俄国霸占波兰一样，名义上归还了，而财政税赋仍然由英俄霸占着。这样的结果，岂非“是还者未还，而失者又失也”?
三则，沙俄不能打败日本，未尝不能打败中国。我中国不能抵御沙俄，同样也不能抵御日本。日本战胜后，恃其有恩于中国，日日索偿;沙俄战败后，则怀着仇恨日日寻隙报复中国。目前的局势是，中国背对日俄两国，不能自立;背一从一，仍然不能自立。有人会说，那就“两从”吧，跟双方都建立友好往来的外交关系。瑞玑说这样更不行：“我两从也，势必如以财偿盗，财未罄而盗不去;以肉饲虎，肉已尽而虎未厌。将见日俄之盟方定，而若英、若法、若德皆群起而作瓜分之计。”“呜呼!今日各国之于中国，犹之众虎之踞孤豚也。垂涎其旁者，莫不各思一饱。”
怎么办?文章最后说：
窃以为今日之中国之急，莫急于固人心而联士气。人心既固，则强邻不敢玩视;士气既联，则外夷不敢觊觎。人心士气无形之兵也，而时事危急之秋，足以济用兵之穷……虽然，有无形之兵以固其基，又必得有形之兵以振其威，而后为太平长久之计。
瑞玑嗜读史书，熟谙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弱御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坚信维护国家主权最重要的是内部必须团结，人心必须稳固，士气必须凝聚。只要做到这点，则任何强敌也不敢轻易来犯。当然他也强调，必须练好“有形之兵”。
正文之外，瑞玑又别出心裁，为战后收回东北失地，代清廷外务部拟了一份给日本的照会。照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严正中透着睿智，端谨中暗寓讥讽，也是一篇妙文。
对瑞玑的课艺，樊增祥击节叹赏，写了下面的批语：
前段正譬兼行，中段权量悉当，后幅数大段则又无意不搜，无笔不转，文章取径纯从庄韩诸子得来。至于时事之是非，中外之得失，渊微洞达，指画详明，结语归重联士气、固人心，真所谓曲终奏雅，高挹群言者矣。照会婉而多风(讽)，词笔凝壮。推论情势较然明白。仪秦之舌，晁贾之笔。弟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