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关不可闭，港不可锁”的开放眼光，“举数百年空疏迂阔之学说，一扫而廓清之”的变革气概，“人人言天下之功以为功，人人言天下之利以为利”的启蒙思想，百年前醒世，百年后励人。接下来瑞玑更进一步强调，对功和利，不光要“言”，更要“行”：
兴学也，练兵也，睦外也，治内也，此中国未成之功也，当为中国兴之。铁路也，矿权也，商务也，口岸也，此中国已失之利也，当为中国复之。
且看樊增祥的批语：“抉出耻言功利病源，使廓然大变其俗。洋洋洒洒，如海如潮，理正词严，笔亦冷隽。”
1905年秋，樊增祥从陕省官员(包括课吏馆学员)中遴选出三十九名，呈给新来的陕抚曹鸿勋，名单中有三个即用知县，王景莪、吴庚、张瑞玑。对瑞玑的评价是：“识周域外，誉满关中。”
曹鸿勋是光绪二年(1876)状元，抚陕前先由云南按察使迁升贵州布政使，转湖南布政使。这位状元巡抚，一向以严督官员著称，他在藩台提供的名单中挑了十一名，上奏朝廷。即用知县只有瑞玑入选，获得传旨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