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今日中国不可无毕思马克(俾斯麦)，而不可有华盛顿;中国之人可以学毕思马克，而必不可学华盛顿。学毕思马克，不能追黄帝、大禹、伊尹、太公之烈，犹可以免秦政、项羽、拿破仑之祸。学华盛顿，则背乎黄帝、大禹、伊尹、太公之学，必将充秦政、项羽之祸，至于为拿破仑而后已。此世界之大变，而人心之大忧也。吾故曰：君主之权，五洲太平之定局也;民主之说，今日乱世之萌芽也。
作为体制内新科进士出身的即用知县，瑞玑那时在政治上拥护君主专制，排斥民主，对“新政”抱有希望。他高度赞扬结束分裂、统一德国、巩固君主专制的铁血宰相毕思马克：“毕思马克处国势颓败之余，当民心骚动之际，力讲新学，尊君权，抑议院，用收其效，以杜其弊。”称赞毕氏是“尊主权之英雄，即创时局之英雄”，呼吁“今日之中国不可无毕思马克”。
那时的中国，灾难深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列强蛮横地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仅赔款就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是按中国人口计算的，人均一两。条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息，总计九万万八千万两，实际赔偿的数额是人均二两!此外，列强还要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各国也要留兵保护。日俄战争正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面对主权严重丧失的危局，瑞玑呼吁“今日之中国不可无毕思马克”，希望有擎天拄地的铁腕人物挽大厦于将倾。
对华盛顿，瑞玑是充满敬意的，推为“美洲之圣人”，但基于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深刻了解，瑞玑断然认为，华盛顿开启的美国式民主绝不可移植于中国。
樊增祥在评语中说，拟此题本意是要让课吏馆的学员通过中西对比认识到，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擎天拄地之人”，万不可让一味“尊西抑中”的新学家带偏了。令这位藩台大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诸多优秀答卷中，瑞玑“此卷尤精纯闳肆，特非我腹中所欲出耳”，是“六通四辟，有功名教之文”。又获“超等第一名”。
在另一篇课艺中，瑞玑对那些“所学未精而好砌空谈”的新学家，加以针砭，嘲讽他们喜欢玩弄和文(即日文)新名词，“新耳目而炫才华”，实则“学不存其实，事不考其真”。可谓切中时弊。
还有一篇课艺，集中彰显了瑞玑的博学——中学和西学兼通。中学不必说，西学方面，他那时已熟悉的政治家、哲学家就有：玛志尼(意大利民族革命领袖马志尼)、加里波的(意大利爱国志士加里波第)、加富耳、倍根(英国哲学家培根)、陆克、谦谟、霍布士(英国政治家、哲学家霍布斯)、斯片挪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萨)、卢梭、笛卡儿(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黎普尼士(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倭儿弗。樊增祥在这篇课艺后批曰：“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剖析源流，语语精确。”
其三，“关不可闭，港不可锁”。
1905年暮春，瑞玑的课艺第六次评为“超等第一名”。开篇写道：
处争立竞存之世界，而空谈王道，是贫弱之萌芽也。登优胜劣败之剧场，而羞言功利，是危亡之鸩毒也。关不可闭，港不可锁!吾日见碧眼虬髯、短发窄衣、梯航而入中原者，各挟其富强权利以欺吾巴克之族(按：1904年，《新民丛报》刊登的蒋智由《中国人种考》，袭用中国人“西来说”，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出自两河流域巴比伦的巴克族。蒋智由当时影响比较大，瑞玑“吾巴克之族”的说法当出自蒋文)，压之服之，钳之制之，将从而鲸吞之、瓜分之矣。而中国之冠儒冠、服儒服者，依然摇笔鼓舌，以羞称管晏为高谈，是群虎当途而徐谈因果，众盗伺侧而对讲廉隅(廉隅：喻人品端正)，其不葬虎之腹、饱盗之囊者，盖几稀矣。呜呼!中国之人才窳败，国势衰微，一蹶再蹶而不可以复振者，中国之儒者误之也。不先破儒者顽固之风，则人才不能盛;不先开儒者拘墟(拘墟：喻孤处一隅，见闻狭隘)之见，则国势不能兴。吾将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
文中列举历史上因审时度势、逾越“王道”规矩取得成功的事例：管仲在整顿内政时秘密扩充战备;晋文公突破限制将晋国军队扩充为三军;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举。列举守着“王道”教条而失败的事例：宋襄公与楚军对垒却讲所谓“仁义”，坚持等待楚军渡河列阵后才出战，结果兵败受伤而死;幽州牧刘虞以不诈之兵败于公孙瓒。又列举东晋和西晋不能遏制五胡乱华，北宋人才众多终不敌金兀术等事例。旨在说明，处于竞争激烈、靠实力说话的当今之世，空谈王道、羞言功利就太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