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说：“有人要我的铁钎子啊!”
木匠说：“没有椅子，但是有石块;没有铁钎，但是石头也有尖儿。以前没有我们的时候，谁都活得挺好。他们的父母兄弟去世，他们哭了三天之后，就又跟一大片葵花那样笑了，他们都没悲伤到陪着死者去入土。”
铁匠卷着他的厚围裙，他在想。
木匠说：“你每天做那些钎子，一根紧接一根，有意思吗?”
铁匠说：“习惯了。”
木匠说：“我看没意思。”
铁匠刷地一下笑了：“那是因为已经没有要你的木头椅子了!人人都去找皮匠，他们想坐的是又软又凉快的水牛皮沙发。我的钎子，有成千上万的人都等着呢!”
木匠同样刷地一下笑了：“我要谢谢他们停止了买椅子。我空出手来才有脑子想。我们要生产的，不该是一件又一件工具。”
你的火就永远不灭吗?我在心里说，我是那心里生满了怀疑之茅草的木匠。
三
要让最后的诗人和小说家停下笔，比突然制止一只急行军的队伍还艰难。有的人，自以为是为战争而生。有的士兵，已经获得了两条机械运动的、不能遏止的腿。经久不息的战事，必然产生战争投入症。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几年，许多盟军士兵都问他们自己：不打仗了，还能做什么呢?
不要做一个被动者，不要让最后的枪炮声抛下我们。我们自己去缴枪，我们弯下劳困的腰，让枪口很热的那个部分先着地。轻松一点，像按灭一支烟头，很容易。
在我们家的门上，书架上，有多少次贴了“戒烟绝令”的条子，什么样悲壮极端的词语都用过。我看着那些纸条心里总是想笑。它们在穿室而过的风里，飘舞不了几天，就被宣布戒烟者偷偷摸摸取下来。我说，不要再采用贴纸条这方法了，你等待着哪一天，清除消灭了全世界的烟草制造商，你戒烟的时机才真正来到。
让我们忘记字，忘记笔划笔顺，忘记语法，忘记老师和死人留给我们的一切文章文法。我们主动放弃工具，让笔迹在纸上不能显现，让疯子一样发展的电子书写工具都立刻消失。
人类尝试一下没有文学的日子，没什么不好。
我在海滩上，大水在五米以外，漾在海里。我想起一幅画，有一个人正弯下腰，把海的一角揭开。画家让那人的手，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让他揭开了海的皮肤。
海发出很大的声响。它的皮肤被难以测量的水包藏着，永远不可能被揭开。那天，我和十几个人去海滨，在南海海岸某一个凹处。海只要有一个“凹”，人们就建一个海滨浴场，围起来收门票，收冲凉费，收各种各样的钱。
海冲刷不到我的脚，但是我不断后撤。正是涨潮的时候，前面不很远，就是中国的文天祥念出“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的那一片平静海域。
本来是很好的傍晚，海开始生金了，鳞片一样。这时候，有一群陌生人走过来，就在我的后面不远放下食品和衣物。他们互相还不够认识，在沙滩上穿着衣裳，赤着脚交换名片。有一个人说：不好意思，我是诗人。我微微侧过头，看见那个人很委琐地分发名片，穿一条全白的裤子。其实，他为什么不是说：不好意思，我没穿底裤来。
诗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现在，诗人也印在名片上，妄想挤进公关和生意链中，充当一个松弛无力的铁环。
只要向前走，没有一个人不能走进海。进入海是随时随地，就像谁都可以拿笔铺纸，写上一些字，然后称它为诗或者小说。诗和小说，从来不排斥人的进入，它不会选择。和海一样，你向前走，它马上咸湿地打透你。
但是，谁也没可能揭开海的皮肤，海不告诉人它的底，海不抒情也不歌唱。从诞生的那天，它就是涌动。海的角色就是海，没有其它。
我不去上课。十七八年前，我缺了很多中文系的课程。趴在学生宿舍的上铺，我那床很能响，我趴在响声里看小说。我用最快的时间阅读，两天看完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天看完了《癌病房》。
读小说读到吃饭的时间，头昏沉沉地跑到食堂去。刚从小说里出来，自己好像散开了。某一天的步伐，是巴黎人的步伐，又某一天的步伐是彼得堡人的步伐，脚下拖着长裙，或者夹着燕尾服。那些小说和诗，多么轻易地把一个天真的人装进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