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年轻时愚痴不明，不好好念书，没考上大学，家人只能掏钱让我去西安读个自考大专班。既是赶时髦，也是阴差阳错，我选了新闻专业。学校则是挑了我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西北大学。
在西大校园里，悄悄地，不声张，头昂起，胸挺起，混在统招生里面，谁能看出“自考”“大专”与他们的区别?但自卑像水上浮着的葫芦，压不下去。
3年里，一门课接一门课地考试，和玩游戏打怪升级是一样的，要是全通过，就能拿到毕业证。不少人半途而废，但我这个毛猴子好歹是赶到山顶把桃子摘了。
此后我找工作倒也顺利，稀里糊涂地进了A报社。好巧不巧，另有一男一女两个同班同学也来到这家报社工作。这也是美事，我不势单力薄了，三人可抱团矣。报社的人也开玩笑，让我们3个人学学桃园三结义。
A报社在水泥巷附近。水泥巷紧挨着何家村。何家村是西安有名的城中村，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会选择租住在这样的村子里。
我把几本书和枕头包在被褥里，叠成一团，再用凉席将被褥一裹，找根绳子一扎，往肩上一扛，出了学校门，便到水泥巷的出租屋里去了。天热，额头沁着汗，牛仔裤被磨得白白的，腰间用金属链子拴了一个新买的摩托罗拉寻呼机，时不时“嘟嘟嘟，嘟嘟嘟”地响。
买了锅、碗、刀、铲、煤气罐，在何家村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去上班了。出租屋离报社也就步行10分钟的路程。路面上是巨大的梧桐树投下的树荫，梧桐树里藏着夏天的第一声蝉鸣。
不用坐班，开个早会，各路人马便四散开来，忙着跑新闻。跑完就回来写稿子、交稿子。写得不好的稿子被画个叉叉打回，又哼哧哼哧地重写。下班时天已经擦黑了，城市的轮廓模糊且暗沉，肚子早已经饿了，在五味香饭馆来一碗葫芦头或者别的，然后散去，各回各家。
我走过夜色昏沉的水泥巷，回到何家村。一到村口，我www.xinwenju.com的眼睛就亮了。何家村的夜是美丽的，挨挨挤挤的摊位、店铺以及人流，在灯火通明中将此处营造成了一个辉煌世界，白日里城中村的凌乱、拥挤等种种不良观感全都被隐去了。每次我走进城中村的灯火辉煌，总疑心这是个幻境。
后来发现，报社一半的同事都在水泥巷里住着。我那两个同学住在何家村，我把男同学叫祖冲之，把女同学叫伊丽莎白。住得近，他俩常来我这儿蹭饭。
那是2001年的初夏，我们那时候青葱、蓬勃、懵懂，记忆里有夹竹桃的烂漫。记得那时的暴雨倾盆，记得那时的说说笑笑，记得那时饭馆里炒拉条子的香味，记得那时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稿子是写端午的香包。稿子里引用了几句古诗，同事就说我文采风流了。
当时是试用期，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儿，要多发稿子。我的聪明伶俐在那时便体现出来了，很快找到了窍门，知道怎么能把稿子写得又快又好。于是日子开始变得松弛有度。采写稿子就好好采写稿子，玩耍就好好玩耍。我那两个同学也不赖，两人的稿子常常占据着头条和倒头条。
去火车站送朋友，看到广场上黑压压一片，人们席地而卧，回来我就写篇稿子;在街上发现流行红裙子、白鞋子，我回来又写了篇稿子……我的稿件全都来源于生活，所以是写不尽的。那时候的我像鱼，游来游去，沾了春水，沾了秋水，知道了人间温凉。别的记者往往喜欢热闹场面，见风云人物，去了就掏笔、掏纸、掏相机，被采访的人见状也一本正经起来……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被报社指派去参加一些采访。那个夏天，我走了很多路，在西安这座城市走来走去，既费鞋也容易被晒黑。我还记得那时候常常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塑料水壶，一走路便晃来晃去，仿佛随身带着一片海。
刚来报社那阵子，是欢畅而充实的。其间，我还和一个江南女子谈了场短暂的恋爱，那是我的初恋。
尽管很快便失恋了，难过一阵子也是正常。不过那一阵子真长啊，像一辈子一样长。 二
好光景总是很快过去，半年之后，A报社就衰败了，而以《华商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噌噌噌地起来了，整个西安城满大街卖报纸的都在喊：“华商报，华商报!”
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一下子掉了很多。报社元旦聚餐时人心惶惶，谁要走，谁要留，已经在明面上了。春节时，报社关门大吉了。祖冲之问我有啥打算，还说外地一家报纸在西安的记者站招人，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又问我去不去《华商报》。我心里想：祖冲之啊祖冲之，咱俩啥情况你不清楚吗?大专文凭，还是自考，去了人家不要，脸往哪儿搁?
于是，我便回复道：“不去，不去，稿子写得够够的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群曾在西安一家小报工作的年轻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
祖冲之最后落脚在西安一家国企的宣传部，虽然后来我们一直同在一座城市，但只是偶尔见面，联系不多。
伊丽莎白去了上海，还是做记者。此后她一直在上海，结婚、生娃，还拿了国家级的新闻奖。一直知道她的消息，但是再也没见过。
我也在找工作，但没有合适的。好工作看不上我，烂工作我看不上。那段时间我也写点儿东西解闷，写武侠小说，主人公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提一把刀，从洞庭湖一路打打杀杀到昆仑山，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有一天，在屋里听到窗外的蝉声，我突然意识到，又到夏天了。这是2002年的夏天。
我听了一会儿蝉声，觉得这小东西叫得真好听，千转不穷。聒噪归聒噪，但若是没了蝉声，夏天似乎不够正宗。
第二天，水泥巷的巷子口来了一个卖油炸知了串儿的老汉。我和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女孩姜南一起吃了一次。我们那天守在油锅前，谈笑风生间吃了一肚子的知了。串串的签子戳了我的下巴，油点子脏了她的白衣衫，不顾，还是说笑、吃喝。
姜南是我在城中村交到的朋友。她大学毕业后没回家，租了间房子复习，准备考研。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她勤勉自律，是个爱念书的学霸;我浑浑噩噩，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姜南说她有风尘巨眼，能识人，一看就知道我不会久居水泥巷，必有发达的一天。我嘴上说“哪里，哪里，连个工作都寻不着”，心里却甜得淌蜜，也亮起了一道光。
她送过我一本书，上面题了几句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劝君莫欺夏虫小，一鸣可教天下知……”
城中村的日子，既快活潇洒，也苦闷彷徨。我和小伙伴的梦想像蝉一样蛰伏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光明，迎来一季的欢唱。
后来，姜南考研成功，去了北京，之后我们联系中断，遂相忘江湖。 三
2002年的世界杯后，我搬到了大雁塔附近的庙坡头村住。那边有我的朋友，可以混吃混喝。那段时间我频繁搬家，不过搬来搬去都是在城中村，最后的落脚之处是后村，站在楼顶可以看到大雁塔。
我妈在老家淳化县，那时已经病退在家。我一向报喜不报忧，也从来没有提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我妈有第六感，不放心，跑到西安来看我。来了就给我拆洗床单和被罩，我拦都拦不住。洗洗涮涮了一天，我妈问我：“咋总在家窝着，不上班吗?”遮掩不过去了，又不会哄人，我这才给我妈说了实情。
我妈一听就愣住了。我在报社的时候，虽说挣不了几个钱，但说出来好听呀。我妈一听我当不了记者了，慌了几秒，定住心神开始给我安排人生，说：“我的好儿子，西安不好混，咱就回淳化嘛。好歹给你在县上寻个工作，还能让你受恓惶?”
我没有回答。我才不要回去呢，我也不爱听她的这些话，心里躁躁的，抓过一张报纸，专瞅招聘广告。就在当天，我胡乱寻了一家公司跑去应聘，结果成了。第二天，自行车一蹬，跟我妈说：“我上班去了。”
我妈问我是什么公司，我说：“图书公司。”
我妈脸上有了喜色，说：“和你专业也算对口。报纸和书是一路子，都登文章。你好好的，稳稳的，我也就安心了。我回淳化了，你好好上班，不要淘气。”
办公室没窗，永远明晃晃地开着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黑是白，是阴是晴。
老冉是我们部门的负责人。他一脸沧桑，其实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只是面相老而已。老冉这人业务不精，学历是谜，立足之本是对老板忠心耿耿。老板说加班，他就带头加班。老板私下里向他了解部门里谁最喜欢偷懒，他说了我的名字。老板找我谈话，我不服，针尖对麦芒，拍了桌子。结局不用说，我卷铺盖走人。
一下楼，骑上自行车要走，蝉声突然响起，惊得我抬头四顾。这时候已经入秋了，蝉声也是秋声。
在这家公司待了大概半年，一个完整的四季流转都没有走完，就被炒鱿鱼了。可我心中充满了重见天日的欢喜和解脱。
然后我又歇了半年，或者更久，其间也找了无数的工作，全都无果。那么多用人单位都看不上我，渐渐地，我失去了信心。
每当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时候，我便想，西安这么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哪里的娃回哪里耍。要不，我还是听我妈的话，回老家淳化吧。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娶一个温柔的淳化女子，生一个可爱的淳化娃娃，男娃女娃都行，让我妈帮忙带。在淳化，我有一群同学呢，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下班便能到河滩玩水、捡石头、看夕阳。饿了，想吃浇汤饸饹就吃浇汤饸饹，想吃凉拌饸饹就吃凉拌饸饹。人嘛，一辈子在哪儿过不是过。
可是，一想到要离开西安，我就舍不得，难过、想哭。钟楼不是我的钟楼，大雁塔不是我的大雁塔，我在西安连一片瓦都没有，为啥割舍不下呢?真的想不明白。 四
命运在2004年9月6号有了转机。那天我穿了一件红色的短袖，带了几篇作文，走进了B报社的大楼，去见总编屈老师。聊了几句后，我就被录用了。下电梯时，我有一种眩晕感，那是一种混杂着喜悦和疑惑的疲惫。
到底还是违背了从A报社辞职时发的誓，兜兜转转一番后，我又进了报社，而且一干就是许多年。好像这辈子我只会干这个。
从2001年初夏到2004年秋，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几年，我经历了一场不长久的爱情，干过两份不长久的工作，住过6处不长久的出租屋……这几年，在我44岁的人生中也是不长久的，零头而已，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却是那么清晰，一帧帧，一幕幕，那些人，那些事，时不时就会浮现在眼前，涌上心头。而耳畔，总会有三两声蝉鸣，脑海中又会想起曾经和一个写诗的朋友在水泥巷的巷口经历青春，嬉笑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