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这个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本身是不产马的。可是提到最昂贵的马，却跟这里的“龙气冲天”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秦始皇陵里的“铜马车”是最贵的车，那唐太宗昭陵的六骏无疑是最贵的马。
我们都知道“马”是一匹一匹卖的，文物、艺术品中的马也是一件、一组、一套地买卖。但《昭陵六骏》却是打碎了一片一片地卖，两匹马的碎片竟然卖出了创纪录的天价，要是六匹马全卖了呢?数学不太好的还真算不出来。
1918年中国古董商人、纽约来远公司老板卢芹斋，将《昭陵六骏》中相对最完整的“飒露紫”和“拳毛䯄”碎片，以12.5万美元卖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刷新了当时所有文物的交易纪录。100多年前的12.5万美元可是相当于今天这个数的千倍都不止。
《昭陵六骏》不仅被鲁迅称为“前无古人”的艺术杰作，更被无数专家、学者称为千年难见的“大名誉品”。它到底是啥宝贝?是怎样的六匹骏马，如此珍贵、世间罕有?
先来聊聊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昭陵。
在广袤的关中平原北部，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脉，山峦起伏，岗峰横截。这道山脉在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刺破青天，海拔高达1188米。它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如龙的山梁，把它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嵕，它因而得名九嵕山。昭陵就是依九嵕山而建的皇陵，开了唐代依山建陵的先河，是一座十分神秘的陵墓。
古时帝王都是登基就开始建陵墓，为了追求陵墓的雄伟、庞大、奢华，总是希望愈早修建愈好，恨不得一生下来就开工，而且动不动就是以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来修陵墓。唐太宗李世民可是个好皇帝，他经常夸赞汉文帝的霸陵依山而建，节俭又环保、省钱又低碳。日理万机的唐太宗直到自己最最深爱的人，那个13岁就嫁给他，患难与共、贫贱不移、共进共退的观音婢(长孙皇后的小名)去世，才开始给自己和爱人修建合葬陵寝。
贞观十年(636年)，36岁的长孙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建，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本来都说好的在两人最爱打猎和观光的旅游胜地，由袁天罡、李淳风两位大专家鉴定过的九条天龙守护的山里，安静、节俭地长眠，不过唐太宗李世民在没有观音婢陪伴的孤独八年之后，还是想带上些亲戚朋友，越多越好。
他于贞观十八年(644年)诏令建陵时说：“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后又准许功臣自请陪葬，而且这些大臣的子孙也可以随父、祖葬于昭陵。这可就没法节俭修陵了。你想，这么多达官贵人的墓得修到啥时候是个头?
本来“二凤”(唐太宗曾作《威凤赋》自比威凤，又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就被现在的年轻人称为“二凤”)夫妇最不喜欢秦始皇那样铺张浪费地把陵墓修得跟旅游开发区、世界第几大奇迹似的，可没想到，自己一个不小心，昭陵建了107年(636年—743年)，而始皇陵才建了39年(前247年—前208年)。
始皇陵现高51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陵区总面积56.25平方千米，几乎是澳门的两倍，相当于78个故宫大。而昭陵现海拔1188米，陵园周长60千米，占地面积200平方千米。
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九嵕山下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154座陪葬墓数目，是历代帝王陵寝之冠。据近些年的实地考察，昭陵的陪葬墓数量又增加到180座，最新数字为194座且还有发现，估计超过200座都不成问题，不愧被誉为“天下名陵”，当之无愧为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王陵墓。
金字塔还只是个塔，而昭陵竟然是个海拔上千米的墓山，比泰山矮不了多少。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直到今天，学术界都说不明白这座陵墓有没有被盗过!可就在这座有无数地下宝藏的陵墓上，要配上怎样的艺术经典之作呢?
“男人与马共天涯”可能是女性心中的潇洒，可是唐太宗那种纯爷们是想着“男人与马驰骋沙场打天下”。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在兴建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这里所说的“置之左右”者，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于是从昭陵开始有了北神门外仗马三对的唐墓规制。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阎立本的画被世人誉为最精妙的艺术品。无论是传说中的《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还是故宫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以及《历代帝王图》，还有和其兄阎立德合作的《职贡图》等都是世间绝品。阎立本从主爵郎中一路干到宰相，他确有当宰相的本事，曾慧眼选中狄仁杰，并培养其为李唐栋梁。
那么昔日秦王李世民的这些另类“战友”，该如何艺术地表现出来呢?阎立本和时任昭陵“建设总指挥”的哥哥阎立德绞尽脑汁，仿佛要用尽驰骋于自己内心百万精兵的气魄，借助石头，将这些为了大唐江山、为了生死之交的主人，在枪林箭雨中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永恒的灵魂定格。
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生如此，夫复何求?那震慑心灵的《秦王破阵乐》仿若也讴歌了这六匹战马的英魂。生前，它们为大唐开疆拓土，死后又化成青石为故去的主人守护陵墓。良将辅明主，宝马配英雄。它们都曾奔驰疆场，视死如归，多次救唐太宗李世民于危难间。而李世民也是爱马如命，为马题诗，为马情深。作为马背上的战神，他“年二十四平天下”。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李世民决定让六匹爱马永驻昭陵北祭坛东西两侧。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5米，厚30厘米以上，重3.8吨至4吨不等。分别名为“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拳毛䯄”和“飒露紫”。其中“拳毛䯄”和“飒露紫”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昭陵六骏》石刻技巧高度写实，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展现了它们劲健的雄姿与非凡的气质，代表了唐代乃至人类雕刻艺术的巅峰。
青石刻制的高浮雕六骏分别选取侍立、徐行和奔驰等动态，风姿英武。其中的“飒露紫”选取战马受伤，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为它拔箭的瞬间，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性。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六件石刻作品，纯熟地使用了“起位”这一典型的浮雕创作技巧，所以每匹骏马都给人以强烈的饱满体积感。“浮雕起位”也叫作“浮雕起线”，指开始构成浮雕造型的最低位置。虽然同处在一个水平面，但起线有时也有高低变化之分。比如钱币上的浮雕层次，一般都是以浮雕底板的水平线做起线的，也就是说“起位”是构成浮雕的基础。1400多年前的阎氏兄弟不愧为跨时代的雕刻大师，能如此熟练地运用到浮雕技术，难怪《昭陵六骏》能成为世界石雕史上的经典。
李世民的一生可说是孤独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位精英知己陪他醉卧沙场。新旧《唐书》中，《太宗本纪》都是上下两部传记。上部文字记载的太宗几乎全是在马背上打仗的事。他从16岁上马到24岁平天下，就好像没下过马，每每以死相搏、以少胜多。下部，太宗又是天天与朝中门阀士族斗智斗勇，孤家寡人般地“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胆识和睿智，可凭此六匹战马窥见一斑。
诱饵“白蹄乌”
人们今天钦佩的很多现代名将如朱可夫、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哪个会骑着军用摩托车到敌军的阵地上去做诱敌深入的诱饵?
可20多岁的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就骑着“白蹄乌”，带领几十名骁骑直冲入敌阵——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与唐军里应外合，直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一昼夜二百余里”，搞得薛仁杲勇气尽丧，束手投降。
太宗每每回忆这场战争都会念叨着：
“倚天长剑，追风骏足;
“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无不表达了对带着他勇往直前、出生入死的白蹄乌的赞美。
硬汉“特勤骠”
公元619年，大破宋金刚的时候，李世民亲率精骑从敌人的阵后发起冲击。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次大战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
唐太宗有感而发：
“应策腾空，承声半汉;
“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此马唇微黑，毛色花里透白，故称“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
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勤”所赠。“特勤”是突厥族的三大显爵之一，因为宋代书籍多错写成“特勒”，多数人不求甚解，字典上有解释和音标。
“青骓”与“什伐赤”
王世充，祖上为西域人，隋末唐初自称郑王，据洛阳，与窦建德结好。当李世民攻打王世充时，王向窦求救。窦建德本是隋军麾下将领(据说还是李世民的母舅)，乘乱自称夏国王。
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即武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与窦建德对阵，拿自己当诱饵，竟然只带弓箭，由执槊的尉迟敬德一人相伴，到敌阵前大喊叫阵。敌人大惊之下，派出数千骑兵来追赶，李世民一边放箭，一边慢慢撤退，直到把敌军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在这一关键性的大战中，他的坐骑是“青骓”与“什伐赤”。
“青骓”是武牢关大战中李世民最先骑的马，其毛苍白有杂色。石刻中的青骓做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
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
“足轻电影，神发天机;
“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这四句赞语，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次大战的关键性意义。
“什伐”是波斯语“阿什婆”即“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纯赤色。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赞语：
“瀍涧未静，斧钺申威;
“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在武牢关这次大战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
“什伐赤”的身世还极富有传奇色彩：它是一匹来自西域龟兹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汗血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食欲骤减，日夜鸣叫。隋炀帝见到此马倔强难驯，就不再理会。到李渊兵进长安时，“什伐赤”原本矫健的身躯已是骨瘦如柴，赤红的毛色也已渐黯淡，难见昔日的风采了。李世民早就听说隋炀帝有这匹“汗血宝马”，欲求之而后快，说来也怪，那马见到李世民竟流了泪。李世民急忙命人把“什伐赤”牵到自己府中，亲自精心喂养，“什伐赤”又恢复了昔日雄武的风姿。
黑嘴黄马“拳毛䯄”
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
石刻上的“拳毛䯄”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这是一匹毛呈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6箭，背中3箭。
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
根据《许洛仁碑》上记载，“拳毛䯄”是冠军大将军许洛仁在武牢关(即虎牢关，为避讳景皇帝李虎而改名)献的马，李世民每次指挥打仗都喜欢骑这匹马，赐名“洛人䯄”。
一般认为，马身上的旋毛是贱丑的象征，因为不好卖，于是就有了一个形容这种马的专有名词：“毛病”。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以彰显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的眼光。
但是有学者认为“拳毛䯄”可能是从“权于麾国”(古国名，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与马斯图吉之间，以及新疆塔什库尔干以西地区)来的，或者是其他品种的马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所以“权于麾国”读快了就是“拳毛䯄”。
不管哪种说法，碑林博物馆里《开成石经》的《尔雅·释马》有䯄嘴黑黄毛的介绍，金代宫廷画家赵霖《昭陵六骏图》里画的也是嘴黑黄毛。
唐太宗认为这马没毛病，还夸它：
“月精按辔，天驷横行。
“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丘行恭与“飒露紫”
人们第一眼一般会注意到，六骏中只有一个人物形象——将军丘行恭。所有人都想问：为什么六匹马里只有一个人物?显然，这里有一段让李世民难以忘却的经历，是关于战争、胆略和忠诚的故事，故事的创作者是两个男人(李世民与丘行恭)和一匹马(飒露紫)。
“飒露紫”为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全身像涂了一身紫药水。
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乘着“飒露紫”亲自探视对方的虚实，携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
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兴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拔箭。
不要误以为这是军人在战斗结束后的平静中给伤马疗创，丘行恭在敌人的注视下固然是从容沉着，具有压倒泰山的雄强气势，而这匹通灵性的骏马也很配合，它三腿稳立，安静地接受人类的救治，只有一条后腿微微蜷曲，流露出拔箭之苦的难忍。
丘行恭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才特别将他的英雄形象雕刻在昭陵六骏上。
李世民面对奄奄一息的“飒露紫”赞叹道：
“紫燕超跃，骨腾神骏;
“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在战事的危急中，和马不曾辜负人一样，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也没有抛弃马。这种行为已不只是勇武，它还传达着人与马共存的信念，因此，即使是经历风雨如李世民者，也被深深感动。这段荡气回肠的人马情，跨过阴阳，飞越千年，相伴相守，却没能闯过人心的贪婪和欲望。
1907年9月10日，《昭陵六骏》还在昭陵，当时法国著名汉学家埃玛纽埃儿·爱德华·沙畹(Emmanuel -èdouard Chavannes)及摄影师还拍了照片，其中四匹马可能在明嘉靖关中大地震时被震碎，只有两匹比较完好。
罗振玉在其著作《石交录》中记载：“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令文物商人将《昭陵六骏》运往洹上村，文物商因石体重大不方便，将‘飒露紫’‘拳毛䯄’二石剖而运之。袁克文‘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此两骏最终落到文物商卢芹斋手中。卢芹斋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文物商人，文物史学界甚至认为，目前存在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
直到两骏在海内外造成很大影响，迫于舆论压力，政府当局于1920年将四骏也从昭陵卸下来，防止被盗。20世纪20年代，四骏被放置在西安藏宝楼(原陕西省图书馆)，在抗战时期为防止轰炸，曾和景云铜钟一起被秘密埋藏，胜利后被挖出。
1950年11月17日，四骏统一由陕西省图书馆移交到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最开始是镶嵌在室外走廊墙壁上。
1963年10月1日石刻艺术室建成开馆。同年，馆内的工艺师谢大德依照拓本和图片资料，复制了流失的两骏，其余四骏也经过拼合修补后一同在进正门的墙壁上展出，一直保存至今。
国家邮政局曾于2001年10月28日发行“昭陵六骏”特种邮票一套六枚，表达了对《昭陵六骏》这组中华民族遗产的重视，也寄托着《昭陵六骏》早日团聚的殷切期望。
从1840年后到1949年，对于中国文物来说是一段苦难史。自近代以来，承载中华厚重历史文化的文物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海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这其中不包括私人收藏。而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有1000万件左右。流失文物的数量令人震惊，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的每一件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