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启功撰并书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卢诞传》
职为人师，人之所敬
提起启功先生，人们很乐意奉上一大堆“头衔”。最有名的肯定是“书法家”，先生开一代书风，“启体书法”名满天下雅俗共赏，几乎“凡有井水处，皆有启功字”，以至“世论徒将墨法夸”(钟敬文赠启功诗句)。如果追问下去，还有“画家”“诗人”“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献学家”“红学家”，等等等等。这些都没错，启功先生是少有的通才奇才全才，在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大家。
然而，如果有人拿这些头衔去“恭维”启功先生，他肯定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那些写写画画的事，都是边边角角，不值一提;我真正的职业、称谓只是教师。”“我这辈子教书是主业，别的都是副业。”
的确，先生最重要的、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身份，是一个很普通的身份——教师。先生生前，有很多金光闪闪的头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但他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头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确实，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开始，直到2005年去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岁月中，启功先生除了短暂地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外，终生从事的都是教育工作，是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朝元老。他喜爱这个工作，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七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教出的学生何止千千万万，不在籍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教育和研究人才，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敬重。
三进辅仁，初为人师
先生最早与教师结缘，纯属偶然。
先生一岁丧父，随祖父生活。十岁时曾祖父、祖父以及其他三位亲人相继去世，不得不变卖家产，以作殡葬费用，家业因发丧和偿还债务而迅速衰落。年轻的寡母和年仅二十余岁的姑姑，不得不扛起家庭生活重担。“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启功祖父的一些门生为援助启功一家而发起募捐，这句募捐词让人落泪。启功在热心的长辈们帮助下，勉强上到中学。但到1931年，他18岁的时候，长辈们资助的钱连本带利都用完了，一家人生活又陷入困顿。先生不得不忍痛中断学业，靠教家馆、卖画挣钱养家。1933年，前辈傅增湘先生得知后，把他推荐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请陈先生为他谋一个稳定的差事。陈垣先生看了启功写的几篇文章、画的一幅扇面，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写、作俱佳。”于是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年级国文。
中学肄业教中学，这不是开玩笑吧?这正是陈垣先生的过人之处，他与启功非亲非故，但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信心。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陈垣先生那样“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眼光和胆识，所以，尽管先生教学很认真，也很受学生欢迎，但仅仅一年多，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辞退。辞退的理由是：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符合制度。无奈之下，先生只好又教起了家馆。
陈垣凭自己对启功的了解，认定启功人才难得。于是，他又根据启功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知识这一特点，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做助教，使他重回教师岗位。孰料又被张怀第二次解聘。陈垣先生不改初衷，坚信启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第三次把启功请回辅仁，跟着他教大一国文。从此，启功在陈垣校长手把手地教导下，学习教书育人;以后更在辅仁大学以及合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耳提面命，言传身教
仅凭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陈垣就坚定地认为启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三次坚持把他请进辅仁，放心地把他放在中学乃至大学的教学岗位上。这样的眼识，古今罕闻，中外罕见。就凭这样的知遇之恩，完全当得起“恩师”之称，完全值得启功终生感激。
中国有句俗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按理说，师父给领进门，就是很大的恩情了，后面的路就由徒弟自己去走了。然而，陈垣不只是把启功“领进门”，他还要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启功如何“修行”。陈垣先生不但在教学、做学问上是启功的导师，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当老师、如何做学问;更是启功的人生导师，以其崇高人格给他以感召和熏陶，而且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爱护他，多次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为他指点迷津，导引正途。所以启功先生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绝非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他慨叹：“信有师生同父子。”“师生之情，有逾父子。”启功最初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开展自己的研究，陈垣就问他：“你原来都读过什么书?其中哪些读得最多、最熟、最有兴趣?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启功说：“我原来随戴先生读了很多经史一类的书，但我的兴趣还在艺术方面，我也接触、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陈垣就说：“那很好，艺术方面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切实修养，还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很适合做这些题目。”在陈先生的启发与鼓励下，启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急就篇〉传本考》。陈先生除了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对启功进行引导外，有时还将自己读书所得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启功，帮他开展研究。在陈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启功又完成了《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这篇得意之作。
从安排启功进辅仁附中教书起，陈垣先生就耐心仔细地叮嘱启功怎样面对一班中学生。以后更是把启功和几位青年教师带在身边，亲自示范，教他们如何讲课。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一文中，先生把陈垣老校长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言传身教的经验，归纳为九项“上课须知”：
1、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3、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5、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7、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9、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老师的教诲，为日后启功先生成为一名称职的、优秀的教师提供了重要遵循。这正应了傅增湘先生叮嘱启功的话：“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
虚心向学，安身立命
两次被辞退的经历，让启功先生意识到，自己以一个中学未毕业的身份，没有大学学历，要想在教学岗位上站稳脚跟并做出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必须加倍学习，虚心学习，具备真才实学，才能获得社会认可。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经写过一则座右铭：“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这是他的自勉之词。
他虔诚向前辈师长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当时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和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他的恩师陈垣，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启功做人处事、研究学问、教书育人影响巨大。作为大学校长，陈垣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语文基础，亲自编选课文，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用法，他都亲自给予指点和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他都具体地加以分析和指导。陈垣先生对于书画鉴定未做过专门研究，但他研究过避讳问题，撰有《史讳举例》一书。他对清初一册《仿古山水八帧》，未凭借笔迹画法，单凭对史料的掌握，即从一个字的避讳就迅即辨别这本画册是伪作。悟性让启功从中得到启发，他举一反三地将历史、书画、建筑、舆服、文学等各种有关文献综合运用，作为鉴定书画文物的一个有效方法，令同辈赞叹。除了学问之外，启功还从陈垣先生那里学到很多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技巧。为了上好课，启功常去听陈先生的课，陈先生也经常到启功的课上把场传授。譬如，启功发现陈先生板书时每行(竖行)只写四个字，他很奇怪。陈先生让他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去看看，启功一试才明白，原来写到第四个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楚、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会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细节，陈先生就让启功明白了在教学中如何以学生为本。
在辅仁大学，对启功治学影响最大的还有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沈兼士是章太炎先生弟子，精通文字声韵之学，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大家。他“提拔寒畯，乐道后学之长”。年轻的启功常受到沈先生的揄扬、鼓励和鞭策，并被沈先生推荐到故宫博物院任专门委员。余嘉锡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启功先生称他：“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作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坚实，论断确凿;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足为后学楷模。”启功还结识了于省吾、容庚等先生。这些老先生上课前后，到教员休息室来休息、聊天，这间大屋子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他们评论某篇新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某部刚刚出版的学术专著，哪怕是片言只语，往往有深刻意义。启功回去再找那文那书来看，真有“一听三得”之益处。启功师从百家，善于从这些前辈言行中汲取学术营养，学习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汲取和继承优良学风教风。
向其他著名学者、艺术家学习。帮他推荐工作的傅增湘先生，是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和大藏书家，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启功叫他“小爷”，并向他学习古籍善本知识。教他绘画的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老师边看边评论，使启功在国画鉴赏上受到启迪和教育，为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基础。启功还经常到同族长辈和诗坛名士溥心畬、溥雪斋家里请教，并参加他们主持的笔会，学习诗词、绘画。
他虚心向同辈学者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结识了牟润孙、台静农、余逊、周祖谟等一批年轻的同辈学者。他们“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论学术问题，收到解难折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牟润孙、台静农都比启功年长，他们对启功这位小弟弟既关怀又鼓励。启功后来回忆：“他们对一本书、一首诗、一件书画，也常常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有时见解十分周密、深刻，有多少受用不尽的箴规、鼓舞，得知多少为学的门径。”
他还向后辈才俊学习。先生从教七十余年，善于在教学中学习，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从教学实践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最容易发现教师的不足。对学生的提问，不能给学生讲明白的地方，一定是自己还没有搞明白，不明白就要去研究。先生主张教师要不断充实自己，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学生，更能促进学术研究。他最反对编本教材教一辈子，结果是误人子弟。他讲课的内容，不但“血肉丰腴”，而且妙趣横生，有时还伴有精美的板书，使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得到了审美享受。
由于启功先生善于学习，向长者求教问学，汲取营养;与同辈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与学生以友相待，教学相长。所以，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在自觉的学习中迅速成长，成为大学讲坛上的佼佼者。先生幼年丧父，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命途多舛，中学肆业，而能够成为博闻多识、渊雅深醇的文化大师，其要诀就在于“学”。
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启功先生一辈子牢记并实践着老师的九条“上课须知”，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深刻领会老师的教育思想，灵活掌握老师的教学方法，继承并发扬了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风格。
启功先生教书育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这一特点首先体现在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上。
初为人师，先生刚刚21岁，中学肄业，年龄比他教的学生也大不了多少。但是，他从15岁起，就先后正式磕头拜贾羲民、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拜戴姜福先生为师学习古文，还从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等人学到了绘画、作诗技巧，在诗文书画上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已小有成就。而且，他从中学辍学之后，曾在北平美术学校短暂教过国画，还教过家馆，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所以，当他站在辅仁附中的讲台上时，他并不怯场。
启功先生讲课，总是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不同水平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讲自己的独到见解，讲活知识、活方法。他能够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他给研究生上课，大多采用讨论的方式，从最切合学生本人需要的地方入手，解决每个学生各自的问题，对学生在讨论中说得不正确的地方，都是耐心平和地指出来，督促学生自己寻找正确的答案。有较为深厚的艺术与学术功底，加之语言幽默风趣，走上讲台，他如鱼得水，一口京腔，妙语迭出，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的课程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几十年以后，还有当年的学生记得启老师和他讲的国文课。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学锦念念不忘老师对他一生的影响：
“我放眼看世界，就是在初中一年级国语老师启功的熏陶下开始的。启老师讲课生动，引人入胜，在他的熏陶下，我对文学，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课本上所选的诗词文赋及小说片段，我用心去阅读欣赏，而且还到学校图书馆去大量借阅各种文学书刊，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先生的循循善诱，还体现在他对死板教学模式的明确反对上。他反对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他曾把古代文学分成三段或四段比喻为吃鱼，吃鱼可要“中段”，但鱼的中段能硬性规定从第几片鳞起，到第几片鳞止吗?文学的发展难道都是随一代帝王的兴起而兴起，又随一代帝王的灭亡而灭亡，从而可以硬切成几段吗?
启功先生反对死板的分段，提倡通学，提倡要博览群书，对非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用以启示学问不仅要贯通，还要旁通、横通。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幽默地将自己讲的课称为“猪跑学”。他给学生讲授的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对自古到今的文学、历史学等各种书籍的阅读、校订、研究，也包括对历代名家的诗歌词曲的鉴赏评析。纵的方面，讲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横的方面，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官制、地理、典章、习俗等等，甚至教给学生怎样查资料、怎样用《康熙字典》。在对本科生的教学中，先生开设过的课程有“历代韵文选”“中国文学史”“历代散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历代诗选”“唐宋词”等。无论讲授什么课程，他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这是由于他有渊博的学识做基础。
先生教学，不满足于讲授书本上的“死”知识，他还带学生走出课堂，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的“活”知识。故宫是他带学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先生从少年学画起，每月就至少去一次故宫看藏画展;后来又做了故宫的专门委员，更是频繁出入故宫。他祖上的仕宦经历很多又与故宫有关。所以，先生对故宫再熟悉不过了。不但熟悉它的建筑、文化，更熟悉它的历史和秘史。现在，他带着自己的学生们来到故宫，亲自为他们讲解故宫的历史、藏品和它独特的建筑艺术，让学生们尽享艺术的盛宴。
先生的循循善诱，还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平等态度上。先生对学生，极为爱护，极为尊重。他从来不以老师身份自居，不把学生当成被动的受教者，更不会板起面孔批评人、教训人。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在推心置腹的平等交流中陶冶学生品德。他总是说：“研究生是我研究班的同学，本科生是本科同学，留校了是我的同事，出校门了是我的校友。”他曾说过，在学生就读期间，师生的名分只是暂时的、形式上的，而朋友的关系才是永恒的。
拳拳初心，有教无类
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功先生为学校拟定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行为世范”，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启功先生将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归结为这句话，既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师范大学应有的特点和百年名校深厚的文化积累，又生动体现了启功先生在学问和人品方面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光辉典范。
如果说，1933年，当年轻的启功刚刚走上教师岗位，还只是谋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的话;那么，在陈垣先生等前辈的教导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启功已经把“教书育人”，作为人生的庄严使命。他热爱这个工作，热爱他的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启功迎来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北平光复不久，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出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他想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一个人做帮手，帮他管理一个科室。此时，三十余岁的启功已经是副教授，开始崭露头角。英千里看中了年轻有为的启功，想要启功去担任一个科长，薪水比教师高很多。启功拿不定主意，去请教陈垣先生。陈先生问他：“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陈先生捻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那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里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启功恍然大悟，立刻告辞回家，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了英千里的邀请。信写好后，启功拿去请陈老师过目。老师看了，只说了一句话：“值三十元。”先生这一选择，使中国少了一位旧官吏，而多了一位著名教育家、古典文学专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和诗人。
先生在成长道路上，得到恩师陈垣先生很多教诲和指点。当他走上教师岗位，他同样把更多的爱洒向他的学生们。先生毕生以“教师”为自己的主业，视“为人师表”是世间第一等高尚的事情。
先生对学生的好是掏心窝子的好。在他心中，教育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其他统统要给它让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家中天天高朋满座。但是，只要有学生前来请益，先生一定放下其他来访者，优先接待。先生晚年，每周至少用半天在家中给学生讲课。每次上课前，先生早早就准备好桌椅，等着学生上门。跟陈垣先生一样，他不但为学生研究提供资料，还自己掏钱买下珍贵典籍，无偿赠给学生，有时还亲自跑到博物馆的库房为他们查线索。甚至把自己的读书心得，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学生作为参考。
有一学期，先生按计划讲完“唐代文学”，又主动加讲“八股文”和“古诗词作法”。讲完这两门课后，学生没有听够，先生也觉得没有尽兴，便主动决定延长课时，加讲“明清诗文”“古籍整理”和“书目答问”。但校方回答教室实在安排不开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先生说：“这有什么难的，咱们干脆到你们宿舍去讲。”于是，一个独特的“宿舍课堂”开课了。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挤满了十五六个人，有先生的研究生，也有本系的青年教师，还有慕名来“蹭课”的外系师生。先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学生宿舍里为学生“加餐”，成为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少有的佳话。
先生眼中的学生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亲疏之分。不管是本系、本专业的学生，或者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只要需要，他都热心辅导。曾经有北大艺术学系的一个学生，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惴惴不安地向先生求教;没想到先生不仅欣然应承，而且从下午3点讲到6点，整整谈了三个小时。而那时先生已是9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由于先生声名远播，经常有不认识的青年登门求教，先生很理解他们渴望学习的心情，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辅导。
炽炽爱心，传承师道
启功先生不只是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他还以一颗炽热的爱心，关心着学生们的生活和成长，尽最大努力帮助贫寒学子渡过经济上的难关，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这已经超出一名教师的职责范围了，或者说，这是先生对“人师”精神的延展和升华。
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活相当困难，不少同学只能靠馒头加咸菜果腹。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贫穷的童年生活让他对同学们的困难感同身受。他说，自己当年也经历过类似苦难，也曾得到别人无私的帮助，自然应该用更多的爱心来关怀这些学生。于是从1988年起，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手不停挥地创作了书法作品100件，绘画作品10件，自己捐出1万元装裱费装裱后，于1990年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之际，在香港举行义卖展，筹集资金160余万元，以恩师陈垣先生书斋名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资助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除此之外，先生还多次捐款资助本校和贫困地区的困难学生。受到奖励和资助的学生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先生此举中传承了陈垣先生、启功先生热爱祖国、辛勤耕耘、严谨治学、乐善好施的精神和品质。
先生自己极为珍爱教师这份职业，也特别尊敬教师这一职业。首先，他感激自己的老师。在他成长的道路上，他曾经得到过很多老师的帮助。他终生不忘师恩，知恩图报。在回忆自己的生平经历或成长过程时，他总是言必称恩师的培养。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畬、溥雪斋、傅增湘、齐白石……这些名字永远铭刻在先生心里。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他都涌泉相报。先生几乎为所有老师以及亦师亦友的同辈都写过纪念文章，抒发对他们的感念，比如《吴县戴绥之(戴姜福)先生事略》《记齐白石先生轶事》《记我的几位恩师》《忆先师吴镜汀先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沙孟海翰墨生涯序》《谈谈李叔同先生的为人与绘画》《钟敬文先生的做人和治学》《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台静农)》《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董寿平先生》《纪念柴德赓教授》等。他还尽一切可能为老师们搜集遗物，整理文集。他多次出资，为老师出版遗作。他对恩师陈垣先生的深挚感情更是令人动容，早已成为尊师重道的美谈和典范。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冒着危险去老校长家中探望;陈垣先生逝世后，他思念不绝，留下多篇感人的诗文、日记。他在老校长诞辰百年时写下纪念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他以“励耘”命名捐款设立的奖学助学基金，以永远纪念老师的教泽。
他敬重教师。为了倡导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地位，1984年12月，先生与王梓坤、钟敬文、陶大墉、朱智贤、黄济等教授一起提出建议，倡议设立教师节。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先生用了整整一个暑假，创作了一幅长一丈二尺的巨幅画卷《山涧竹石图》献给教师节。图中巨石岿然，瀑布倾泻，新竹拔节，枝繁叶茂，象征着人民教师高洁无私的奉献精神。1986年，先生又作《苍松新箨图》，向为培养新一代而辛勤劳动的教师和未来的人民教师祝贺春节。他还书写了许多有关教书育人的格言、警句、诗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表达了他对教师这份工作由衷的热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是自勉，也是勉人。“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寄语入学人，寸阴应系念。三育德智体，莫作等闲看。”寄托了他对学子的殷殷期待。
人师启功，永世楷模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标题上来，谈谈我对“人师启功”的理解。
在启功先生为北师大拟定的校训和他的座右铭中，都包含“人师”二字。我以为，这里的“人师”泛指的是“世人之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启功先生阐释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而他的座右铭则强调：作为老师，受到世人敬重，更要虚心学习，这才能不负众望。可以说是对校训的解释。
但是，在古人那里，“人师”一词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古人对“师者”有两种解释，一为经师，一为人师。经师，研究或传授儒家经典的学者;人师，教人如何做人的师表。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经师人师”，指教授经典学术的学者和培养人才品德的老师。而且，自古至今，“人师”重于“经师”。
东晋史学家袁宏记载，汉灵帝时期，太原名士郭泰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曾被推举为“有道”(汉代察举制度中的特举科目)。郭泰在太学任教时，深受太学学生爱戴，推为领袖，名震京师。当时洛阳有一位神童魏昭，11岁就入太学学习。他拜访郭泰，表示愿意向他求学，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耳。”(《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上卷)汉代重经学，经师众多，但其中能称得上“人师”的却难得一遇。而有心向学的学生，最看重的不是“经师”，而是“人师”。后来北魏时，魏帝器重大臣卢诞，要他当诸王的老师，也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卢诞传》)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时道：“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这就是说，“经师”是“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者，“人师”则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者。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在教师群体中，往往“经师”易见，而“人师”难逢。因为凭借知识的汲取与积累，可以当“经师”，却不足为“人师”;只有以“传道”为己任、以道德为信持的人，才能称为“人师”。而能够身兼“经师”与“人师”的，更是凤毛麟角。就像清初大儒顾炎武，“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亭林诗集》卷三《秋雨》)。所以梁启超称赞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而启功先生，恰恰是“经师”与“人师”的完美结合。就学问来说，除了诗书画三绝外，他在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佛学、敦煌学、文物鉴定学上都卓有建树，是一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家。
而先生最为人称道、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人品。启功先生旷达乐观、淡泊名利，坚韧弘毅、虚怀若谷，重情守诺、悲天悯人，是一位真正的仁者。中国儒家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他无不具备。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为艺，都堪称楷模，深得世人爱戴和敬仰。他以自己高尚的人品，为后学者们竖起了一根标杆。先生很喜欢一则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取其中的“坚净”二字，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坚净居”，又自号“坚净翁”。“坚净”二字，既是先生一生的追求，更是先生个人品格的写照。先生还写过许多自励励人的格言警句，表现了他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
所以，先生所拟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其实是对未来的人民教师——北师大学子们极高的期许：既要做好“经师”，更要做好“人师”。而先生用自己一生的忠实实践，完美地诠释了校训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