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周明最近很忙，也很“火”。他冒着酷暑坐火车去西安，参加“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深情讲述他和90岁阎纲长达60多年的友情;新著《文坛往事》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是一部“朴素真挚的笔墨构筑的文坛信史”;出席中国作协举行的“李季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怀念曾经的良师益友李季;接受一家又一家媒体采访……
周明是我的恩师。当着周明的面，或周明不在场的文友聚会上提到他时，我都会这么说。周明是我的恩师，这是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就注定了的。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了。我在《海口晚报》做副刊编辑，奉命创办《散文百家》专栏。专栏要求作者都是名作家，至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我虽然认识一些湖南、海南文坛上的作家，也开始文学创作，但对于谁是中国作协会员，名家如何联系，可是两眼一抹黑，更孤陋寡闻的不知道周明是谁，要办好专栏实在心虚。年长的同事提供了一份全国主要报刊杂志的主要编辑名单，我如获至宝，按图索骥，开始一个一个地写信约稿。那一阵子，我平均每天寄发一至三封信，可是，一两个月过去，不见几封回信。专栏没有稿源，怎么办?我一面发动所有文友帮助约稿，一面更加执着地写信。那天写到《人民文学》周明编辑的名字时，心里突然有一些感慨。我一改公函式的语气，诉说了几句编辑之苦，大约海南是个新生的省份，自己身为一个年轻报纸的、名不见经传的编辑，想办好栏目却苦于无人响应，作家们对海口尚不了解，对《海口晚报》更不了解，而我的主要约稿对象都在内地云云，非常诚恳地希望周明先生能为专栏拔冗写稿。没想到，周明很快回了信，对我的工作态度大加褒扬，爽快地答应“很快交稿”，并说他正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全国散文笔会，他将把《散文百家》专栏一事通报与会的文友，帮我组稿。我很感动，和同事言说此事，才知周明已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我们的那份名单是旧黄历了。
从此与周明结下了师生缘，本是编辑和编辑、编辑和作者的角色，升华为学生和老师之情分，绵延至今。
这以后，我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品，作家们一致称是周明让他们无论如何要给专栏以支持的。这其中有王宗仁、柳萌、吴泰昌等著名散文家。我随后的约稿也卓有成效。我将报纸随信寄出，一看已在专栏露面的作家名字，他们就能感觉出专栏的分量，将自己最新最好的作品寄来。甚至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收到我的约稿函后，也让他的秘书复函，说过些日子再为专栏写稿。专栏的知名度很快打响。周明为专栏写了一篇有关西花厅的散文，报纸因此摆到了邓颖超大姐的案头。我因为编发这篇作品获得了那年的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编辑二等奖。
时隔一年，我去哈尔滨办事，途经北京。短暂停留中，我打电话找周明老师。办公室人说，周明在北京饭店开会。我住的地方正好离北京饭店不远，便在同伴的陪同下去北京饭店。原来周明是在参加一次征文活动的颁奖会。经人通报，周明来到饭店大堂。见我是位女子，大吃一惊(我名字中性，写一手洒脱自由的字，常被人误为男性)。他与我握手，热情地提了几个关于我自己的创作问题，我还来不及说什么，他又被追出来的几个人包围住了，我回到海口后，才在信中回答了他的提问。我很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因为太过单纯而受到过伤害，因而对文坛满怀畏惧。周明在回信中亲切地说：“什么都不要在意。你一定要保持住内心的单纯，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你会很出色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周明在文坛有怎样的影响力，但就是他亲和而坚定、充满信任的信，改变了我对文坛的感受，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念。文坛有周明这么心底无私的老师，我有什么理由刚踏入便想逃离它呢?
在办专栏的两年中，我结识了一大批作家，自己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没有爱情》出版时，我深深敬慕的冰心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那时，冰心已是94岁高龄，长卧于病榻。我是请求周明向冰心先生转交了我的部分作品的，希望先生评价几句，但又不敢奢望。得到老人的手迹，我真是喜出望外。周明说，是你作品中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中真善美的一份执着追求，以及坦荡个性的显现打动了老人。老人一贯的作品也是充满爱心的啊!周明自己也在百忙之中为我的书作序，称我这种“三星座(作家、编辑、记者)”人才难得，认为我的创作：“一向致力于在茫茫人海中追寻那日渐稀少、日渐淡漠，因而愈加宝贵的人间真情……”这样的评价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他还在信中谆谆告诫道，冰心先生的手稿非常珍贵，你一定要收藏好。
两年中见过周明两次，都是在海口。一次是他来参加“椰城笔会”，一次是应邀出席海南女高音歌唱家曹时娟的独唱音乐会。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我是连请他吃顿饭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但师恩在心，未敢相忘。音乐会上，我硬是把我刚走下指挥席的丈夫拉来，隆重地向他介绍我的恩师周明。周明欢喜地称他是“年轻的指挥家”，一个劲儿地夸赞我找了个好郎君，帅且有才情有风采。我婚姻解体时，周明震惊得不得了。也许是他对“指挥家”的印象太好了，后来每次谈到他时都表示惋惜，还关心地问：“指挥家在干什么?”以至于我暗想，我的婚姻是不是不应该结束。
90年代中后期，我工作，写作，游历，与周明的联系少了许多。但关于他的消息，我却可以不断得到。他调到中国作协创联部，又参与筹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出任副馆长。此外他还有好几个社会职务。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他在中国散文学会和林非、石英、王宗仁、王巨才以及后起之秀红孩，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傅溪鹏、李炳银等，热情举办采风、讲座、学术研讨、办刊物等活动，大力推动中国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他太忙了。1998年，我因为办理意大利留学的事在北京滞留了几天，也没能见到周明。临回海口前，我致电给他，说我想去医院探望冰心先生。他异常高兴，并答应帮我与冰心家人取得联系。周明当晚给我回话，说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来接我去医院。可第二天早晨，周明在电话里说，老人深夜病重，医院取消了今天所有的探望活动。他宽慰我：“下次来北京，提前告知我，我好尽早安排，一定陪你去见老人。”谁知新年刚过，老人就安然仙逝了。我发去唁电后，心情不能平静，探望老人竟成未了的心愿了。周明竟为上次在北京的事表示深深的不安，说真是太遗憾了。“不过老人去的时候很安详，没有什么痛苦……老人这一生真是了不起。让我们为她老人家祈祷吧。老人看过你的文字，怀着爱心给你题写过书名，你一定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弘扬老人的爱心精神。”受周明的影响，我在忙乱之际，将创作摆到了生命中的首要位置。我不能放弃写作。且不说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单就周明这样的老师满腔热忱地扶持，我就要写下去。我应该以作品证明，我没有辜负周明、冰心先生以及许多给过我帮助与指引的师友们的厚爱。我喜欢听周明说这样的话：看到你不断地出作品，我真为你高兴。
2000年10月，我来到《人民日报》时代潮杂志社工作，一落脚就向周明老师报告。周明非常高兴，鼓励道：“这个平台好，你好好干。”又话锋一转，还是要成个家啊。我“嗯嗯”地应着，表示不拒绝婚姻。周明把我的敷衍当了真，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他特意在报社小餐馆订了位，约了我和那个“对象”，还有一位名作家，喝了顿小酒。那“对象”，名气、地位、才情、风度，要什么有什么，可我却不想攀高枝依附于人。说与周明，周明也不怪罪，只说“那也不要紧，以后遇到更合适的再说”。周明并没反馈给我那人的意见，但我知道那人恼火周明，认为我太“心高气傲，不识抬举”，因为我在路上遇到过那人，我冲他打招呼，他却恨不得把头扭到肩膀上去，令我好生尴尬。
接下来几年，我在北京出小说、写散文，买房子、装修房子，生活安定下来。可是心却不想安定，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色彩，想干些利国利民的大事，不料到头来精疲力尽。之后又陷入影视创作的陷阱，研究光绪，创作《老子》，很长时间远离文坛与师友，像鱼入深海，隐在小楼成一统，经历种种宿命式的事情，“颗粒”无收。直到2011年，我重返体制，在某出版社担当文学选题和影视创作之职，才不得不和文学圈打交道。不曾想，文坛竟已是人潮翻涌，星光满天，声色繁华，我当年引以为傲的文学成绩已没入尘埃。周明老师嗔骂道：“你这家伙，是不是被拐到外星去了啊?”也难怪，四五年间，只有一次联系过周明老师。那是2008年，我一个海口的朋友大魏，请人画了一幅老舍画像，委托我请舒乙先生为画像题字。我因不认识舒乙，又听说舒乙不轻易给人题字，心中万般为难。可面对大魏那样的老舍铁粉，再难也不忍推托。我想起周明老师，可几年没有联系，一冒头就要求助，岂有此理?!但最终还是嘻嘻哈哈地打电话给周明。“是子君呀，好久没你的消息了啊!题字的事没问题，没问题。”周明老师竟顾不上责怪我，就帮我联系舒乙。于是，在老舍画像上，有了舒乙的深情题字：“老舍先生和你在一起”。有了舒乙题字的老舍画像重返海口时，有海南媒体还从文化事件的角度报道了此事。大魏得知题字经过，很是感动，说什么时候要邀请周明和舒乙去海南考察。只可惜这个邀请一直未能发出。此事过去，我又隐身数年未有音信，周明老师的嗔骂实在应该。我说起“失踪”这些年的喜怒哀乐，本以为他会诸多同情，谁知他欣慰地说：“你没问题，这些都会成就你的阅历。”他和红孩邀我参加“名家焦作采风”活动，活动结束，我以散文《一眼即成永恒》宣告回归作家身份。此后常在一些文学活动中见到周明，他受人簇拥追捧，笑容灿烂，宛如阳光，就像阎纲所说：“八十郎当的小顽童，从早笑到晚，越老越比儿子年轻，没大没小，人见人爱。”和以前一样，他一见到我就问：“子君，找到涓生了没有?”满心关切。2018年，我们在江西南丰的采风活动中相遇。我将他拉到一旁，神秘兮兮地划开手机给他看。“周明老师，你看看这个人咋样?”他一听，赶紧让我把照片放大。“好呀好呀!有眼光。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周明老师牵挂着喝喜酒的事，不时问我进展如何。我结婚后，忍不住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成家了，但是因为先生的女儿并不希望父亲再婚，且仍待字闺中，而我几十年一个人过惯了，这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难免磕磕碰碰。先生不解实情，内心便与我多少有了嫌隙。我不知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周明忙开解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慢慢磨合，矛盾会化解的。没过多久，电视剧《装台》热播，先生从剧中女儿和新妻的故事中一下子恍然豁然，感情随之云开雾散。周明听得眉开眼笑：“哎呀，我得告诉陈彦!你知道吗，这个剧原著是陈彦，我的陕西老乡。他的作品挽救了一段婚姻，化解了一个家庭矛盾，真是善莫大焉!”我不知周明老师是否真的会将此事当成美谈告诉陈彦，但我已计划着请周明老师喝喜酒。恩师在上，容愚生携夫君一拜!
对于我的创作，周明一如既往地关心，常常是肯定多于否定，赞美多于批评。他深谙肯定和赞美是一个创作者的动力的真理。我本以散文和小说创作为主，后来跨界创作影视作品，有些朋友说不该去趟影视的浑水，周明却宽仁一笑：艺术都是相通的，散文小说、影视纪实，都能相互成就。一次，有朋友宴请周明和邓友梅老师，我忝列末座。当我向他呈上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时，他又惊又喜，大赞这是一个厚重的题材，立即向邓友梅介绍我的创作情况，又嘱咐我说，邓老曾在新四军工作过，对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第三师也很了解，你要好好向邓老请教。本来，邓老年届九十，又不熟稔，我等晚辈言辞多有拘谨，经周明这一说，心里轻松了许多，席间老少欢声笑语，极为融洽。
以上只是我与周明的私人交往。其实，受到过周明扶持的人，在文坛数不胜数。著名评论家何志云曾感慨地说，周明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编辑。他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做编辑时的周明慧眼识人的一件往事：文革后期，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旷野上，几个热爱文学的知识青年组成文学小组，燃起文学的小火堆。一位从北京去绥化组稿的编辑，偶然听说了这些青年人，硬是连夜赶了20多里泥泞路，走到他们中间，往那小火堆里添了一把干柴。文学之火腾腾燃烧，将这些青年人的文学梦照得透亮。几年以后，从这个小组里，走出了陈可雄、陆星儿，还有何志云自己……那位编辑，就是当时在《人民文学》的周明。
周明是文坛公认的优秀编辑家。四十多年前，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报告文学热潮，被称为“唤醒国人的一串春雷”，周明就是这阵热潮的发起人和重要推手。他策划、组织、编创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成为报告文学的标杆。如六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柯岩的《船长》、冰心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等。特别是轰动一时的《哥德巴赫猜想》，感染和激励了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称道。
对于周明的人生轨迹，我没有刻意研究过，但从无数媒体和众人口口相传中有了基本的了解。他1934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16岁考入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没有离开过中国作协。履历简洁明快，也曾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冲击，遭遇了命运最黑暗时刻。但他没有沉沦，而是始终扎根于文学沃土，经风沐雨，终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如今，在中国文坛上，但凡关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没有人不知道周明。除了编辑工作之大成，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和报告文学作家;他促成了冰心散文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两个重要奖项的落地生根;他促成了柏杨将珍贵手稿和文物文献资料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发起复修了白居易写下史诗《长恨歌》的宝地陕西周至县仙游寺，并凭着个人的人格魅力在这里辟出一片蔚为大观的碑林……桩桩件件，都是可以载入中国文学史的辉煌记录。他亲历了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风雨;亲见了六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重要作家的成长。他更以在一些文学活动出现棘手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出色协调、斡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誉为“文坛基辛格”。这绰号式称呼折射出周明“文坛活动家”的形象。他热情真诚，谦逊低调，风云不惊，在我看来，相对于常规外交来说，他的文学外交更多一层纯真高雅的含义。
我是何其有幸，当年，能在遥远的海南岛因一封信而结识周明这样一位富有热忱、博爱、良知之情怀的恩师，而且三十一二载过去，师生情分至醇且浓。我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有周明这样的人活跃在文坛，文学就会以她那美好迷人，使人情感升华的本质引人追随、景仰与热爱。
今年国庆期间，我受《中国青年作家报》《对话名家》栏目委托，采访周明。聊起人生过往，周明老师容光焕发，思维敏捷，笑起来荣而不媚，全然又是一个正在陪同作家采访的编辑、正在斡旋文学大事的周明了。我在心里深深祝福他。恩师，祝您永葆这样的明亮笑容，永葆这种对文学的大爱，永葆年轻激情的精气神!
耳畔响起一首歌，一首流传已久的经典歌曲，“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我觉得这歌也是为周明而写，为周明而唱。周明，我的恩师，我们很多人的恩师。他是一棵树，是文坛的一棵常青树，是文学的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