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1985年，黄复彩老师整整教了我两年。
黄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是一位青年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是闪闪发光的。听说一个作家要担任我们的文选课老师，同学们都很兴奋。
那一年他34岁，我14岁。
我开始将自己的习作送给他看。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描述了一个村干部在乡村政治生活中的沉浮。我是按照描红的方法来写作的，就是找来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照着它的叙事方式和情感氛围展开我的故事。我拿来临摹的是一篇外国小说，故事情节跟我要表现的毫不相干，但我喜欢它的语言。当然，在情节展开之后，我就扔掉了它，按自己的心意写下去。黄老师耐心看完了我的小说，下课时，他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泮池边跟我说：“你的文学感觉很好，你触摸了一个好故事，像用脚尖轻轻地踩上去了，但是你太小了，你还不懂生活，将来，你的脚要重重地踩下去，写的东西才会像样子。”他说着，在泮池的状元桥上狠狠踩了一脚，“你看，必须是这个样子。”
后来，我就不敢写这种完全陌生的故事了。我在语文课堂上竖起耳朵，想从他那里获得写作的秘诀，然而并没有听到。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语文老师，课堂上只讲课文，没有胡天海地讲文坛轶事和写作技巧。每节课，我都希望他能提问我，我很想参与到他设计的问题讨论中，然而他很少找我回答问题，偶尔提问我，我的回答也不理想。为此，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课代表，他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同学比我有组织能力，他似乎也没有表示出对那个同学的亲近。他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我在课堂上得到的关怀似乎比平均值还要低一些。当然这也许是我内心渴求太多造成的错觉。多年以后我当老师，提问时尽量普遍撒网，而且鼓励学生自己发问，就是为了避免给学生造成心理缺憾。后来，不少学生跟我说：“老师求求您在课堂上放过我吧，您的问题太多，太刁钻了。”
我心里对黄老师充满了景仰。我们传阅他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猜测他与主人公的关系，有些同学还从主人公与他妻子的关系构拟黄老师的家庭关系。这部小说很快遭到了非议，一家大报在头版发表文章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为此深感不平。
那段时间，学校组织了一次口头作文大赛，就是抽签拿到一个题目，准备五分钟之后，上台去说五分钟。这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要求讲述一段曲折起伏又清楚明晰的故事。班上推荐了我，我抽到的题目是《她像燕子衔泥一样……》，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正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坐在评委席上的校长对黄老师说：“复彩，你回头把那篇刚发表的小说给我看看。”校长是一位退役的师长，威严又慈祥，魁梧的身材，深厚的男中音，让人信赖。他大概是为了安慰和鼓励黄老师。我侧耳倾听他们的交谈，可不要因为这篇小说影响黄老师的进步。这样听的时候，耽误了自己的事，轮到我上台时，我还在紧张的构思中。不过说实话，并不全怪我偷听他们的聊天。我喜欢燕子衔泥这个意象，但要将它敷衍成一段故事，当着黑压压的听众，讲一个人如何从细碎处积累成长的故事，对我来说还很难。旁边放着的盘式录音机，磁带在丝丝地走着，像蛇吐信子一样，也给我一种压力。我大概只讲了一分多钟就落荒而逃。
黄老师并没有怪罪我。他鼓励说：“你故事的开头很好。”
黄老师就住在学校里。他一家三口加上老母亲，住在图书馆下面的一个联排小院子里。冬天的晚上我到他家送稿子，黄老师跟我谈稿子写法上的得失，他很忙，每次没有客套，讲半个小时，我觉得能抵得上一个星期的读书。临出门，老奶奶看我穿得单薄，脚上的鞋子也单薄，她总是不放心，盯着我说：“小鬼好可怜啊，多冷啊，没有火烤。”
“他们学生哪里有火烤呀”，黄老师说。“我不冷，奶奶。”我说着，离开了那间温暖的房子。我是真的不冷，内心都是一团火，怎么会冷呢。我踩着积雪冻成的冰块，幸福、充实，虽然我的脚确实和外面的冰块差不多。
有一个学期，我班上包干的卫生区就在图书馆下面的那个小山坡上。灌木错杂，不好打扫。斜坡下面就是黄老师的院子。我打扫的这块地方在他院子外面，跟他家没有什么关系。我低着头，拿着笤帚，将每一棵树下面的落叶和尘土都扫干净了，直到笤帚在干净的地面上画出了细细的纹路，我才放手。我想，他下班时看到这个地方是干干净净的，也许心情会好一点。即使他什么都不会看到，这块地方离他这么近，这就是他的地方，我愿意为他扫室布席。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他那些像火花一样的谈话，照亮了我少年懵懂晦暗的天空。
有个同学说：“你是不是因为对面是黄老师家才扫得这么干净。”我顿时脸红了。我为自己的脸红感到羞耻，这样想的时候，脸更红了，我无力辩解，继续扫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灰土。
1985年夏末，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将他任教的班上几个喜欢写作的同学召集在一起，他突然告诉我们，下学期他不教我们了。
我对他的课堂没有太多的留恋，但是，他不教我们，那就是要调走了，我一下子慌乱起来。我担心再也找不到跟他说话的机会。
他那时笑得特别明亮，没有为我们的分别感到一丝离愁，因为他要调到省文联去做一家杂志的编辑了。
同学们都祝贺他。说着开心的话。最后他从一个同学随手带的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在上面写着：合肥市宿州路九号，然后将这个纸头交给我。说：“给我写信。”
我当然会给他写信。寄稿。
他给我回信，写得比我的信还长。他对新的环境似乎也不是很适应。他看了我的稿件，说“下班途中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青年文学月刊的编辑，准备推荐给他。”但是他又说“文学期刊很难拿出宝贵的版面给你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还说“有空的时候去他家看看他的女儿。那时他只是一个人到了合肥，家还在学校。他的女儿才两三岁。”
我并没有期待发表。我只是对他充满了依恋。我想从他那里得到鼓励和慰藉。包括我那段成长时期的惶惑，迷乱。
四年级下学期，黄老师给我来信，说他离开了省城，调到了安庆报社做副刊编辑。他全家都搬到安庆去了。
我不知道他在省城遇到了什么，我只是个小孩子，他不会跟我讲这些。我也还不知道如何去主动关心一个长者。
毕业了，我回到老家一所乡镇初中教书。我从许多绯色的梦中醒来，触目的是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与事。他来信鼓励我坚持读书习作。
1987年初夏，我将一篇习作《门前的树》投寄给他。那是一篇一千多字的小散文。从一万多字的小说开始写起，我越写越短，越写越觉得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很快将这篇散文发表在《天柱山》副刊上，随样报给我回了一封信，三言两语，看得出，他很忙。
我对着那封信看了很久。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今后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要靠我自己了。
东西鸿爪
1995年元月，儿子出生了。春天，我参加了黄老师报社组织的一次征文大赛。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奖项。我也得到机会去安庆领奖。颁奖大会在一个宾馆KTV里举行。他为我情况的改善高兴，硬拉着我上去唱歌。许多作者都上去将歌声献给黄老师，我没有上去，我不会唱。黄老师唱了，我没想到他也这么会玩。
活动是一家酒厂赞助的。我喝了酒，又从前台找我的一个学生要了一瓶酒，专门送到黄老师家里，这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我可能喝多了。
这一年的七月，我离开了故乡，到阜阳一中去上班了。
开始我还给黄老师的报纸写稿。黄老师也在稿件里写到我，说是从作者联系簿里将我的地址改成了阜阳市人民西路86号。
这年春节我从阜阳回老家过年，经过安庆，我带着儿子上黄老师七楼的新家。好大的房子，好开阔的客厅。儿子刚满周岁，在光滑的瓷砖地板上乱跑。跑累了，就在客厅正中央拉了一泡大屎。
我赶紧来处理。黄老师不以为意，仍然和我聊天。
过了一会，大概是气味提醒了他。他大声说：“你没教会他上厕所吗?”
那半年，我住在阜阳一中一间五十年代盖的旧房子里，地上都是西瓜虫。前面是厕所。厕所旁边是一个八十岁老头晒粪的粪窖，校长也撵不走他。母亲在我住所房前点了冬瓜苗，那年秋冬，我大概收获了几百斤冬瓜。
儿子就生活在这座城市最繁华地带的这块荒地上，他确实还没学会上厕所。因为我还没有卫生间。
这是我最后一次到黄老师家。
在阜阳，我将很多精力放在教学上。期间又去脱产学习几年，很少写稿。跟黄老师的联系渐少。
2001年夏天，我从阜阳去了南京。
黄老师的孩子为了学业上的事到南京找过我一次。我力所能及帮了她。黄老师来信表示了十分的谢意，我觉得受之有愧。后来我在黄老师的博客里看到他写我的文章，有许多溢美之词，我是憔悴难对满面羞。
2005年暑假，东南大学出版社有意调我过去。我有点犹豫，就打电话问黄老师。
想不到，黄老师从头到尾都是鼓励我。他对我太信任了，我并未在他面前夸过任何海口，他就这样对我寄予厚望，那么信任我的能力，这是我难以理解的一件事。当年上学的时候，我有这么让他看好吗?没有。我猜测，他只是不忍心给我泼冷水，舍不得我快四十岁的人了还一事无成?或者是他自己曾经错失了一些选择的机会，将弥补这种遗憾的心情投射到我身上了?我从东大出版社走出来，穿过老虎桥，电话打得发烫，我心潮起伏。
开学时我去跟校长说这件事。校长说：“出版社现在已经企业化了，在东南大学这样的理工类大学的出版社，你没有任何学术背景，你去做什么?做基础教育的教辅?有意思吗?至少目前你自己在学科教学上还是有一点追求的吧。不要瞎想八想。”
我终于丢开了这个想头。老老实实教书。也没好意思再向黄老师汇报。
这年年底。黄老师在写长篇，希望听取我的意见。他想写一部《白鹿原》那样的长篇。但我对这类宏大的作品兴趣不大，所以很难给他提出什么具体意见。这是很对不起老师的地方。他对我的期望，我没有及时承托，没有给出及时、切实的回报，当然，主要是我各方面的能力所限。可喜的是，这部作品不久就在上海出版了，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几年后，我儿子的班级图书馆里收藏了这本书，听儿子转述，我高兴了很久。
兜兜转转，2008年秋天，我又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应聘，侥幸被选中。次年正月我就到上海上班了。这次选择跟去东大出版社有点不同，一是家庭原因，二是我应聘的是与自己专业高度相关的教学研究杂志。
工作的变动，我告诉了黄老师。其时他正在写一部历史小说。我刚来上海不久，每天坐地铁要一小时，从衡山路站出来，赶往永福路还要一刻钟，我的心情像早春的天气一样，湿哒哒的。我还不适应自己职业的转换。
我看黄老师发来的小说，想起当年他看我习作的那份耐心。我还大胆建议黄老师写历史小说要向井上靖、尤瑟纳尔看齐，要让老故事获得新的意义。不能只是历史演义，不能只关注现实层面。如果能在政治的幻灭和文化的废墟上，写出信仰的力量来，才配得上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的皇帝。老师已经出版了十几部书，在文坛上已有足够的地位，现在需要的是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我这样对黄老师说话是真挚的。黄老师很快给我回信，希望我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我的生活离文学创作越来越远，如果真的讨论创作的细节，最好有我们当面交流的那种贴近的气氛，可是我们早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不到半年，他的这部小说就顺利出版。十年后，该书又被另一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可见黄老师对传主、对那段历史思考之深。我的那些迂阔的建议，不过是局外人的呓语了。我说这些不是真的要讨论创作问题，而是强调我们师生之间还有当年那种自在交流的氛围，这才是最值得怀念和记取的事情。
到上海一年了，我的编制还在南京。黄老师这次没有鼓励我，他比我更焦虑，来信说：“冯渊，你的情况令人担忧，但我知道你在这个社会上已有足够的经验，应当能很好地应付目前的窘境。你难道不想再回到南京原来的学校去了吗?你的关系不是还在那里吗?盼望得到你的好消息。”
不久，我从出版社出来了，将户口和编制落实到一所中学，两年后又调到教育学院工作。黄老师为我安定的生活感到很放心。他的孩子已在深圳做英语教师，不久就有了成家的消息，有了他做外公的消息。我在邮件里都能感受到黄老师那令人羡慕的幸福气息。这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孩子在教学上遇到的难题。我找了一些熟悉的朋友，对他的孩子给予了关照，他因此误以为我是教育领域的专家。
有一次我曾经想请黄老师到我们学院，或者给我们区的高中语文教师讲一讲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佛教文化，这是黄老师文学创作之外的杰出成就。我跟单位领导聊过这件事，终因多种原因未能落实。这也是让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依旧春温
2015年夏天，我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又想去一个新的城市，想去尝试另一种生活。写邮件向黄老师诉说，老师几个小时就给我回复了，信写得很长。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我、鼓励我，并把我的胡作非为理解为注重“生活在精神世界”“以满足自己的精神欢愉为首要任务”。
我嘲笑自己是一个生活的逃离者，或者我看到街头一辆大篷车，就随时想爬上去，忘却了自己的年龄。这次逃离由于决心不够坚定，半途而废。
那以后我和黄老师很少联系。我做的事跟老师越来越远，越来越无趣。我觉得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也没什么成绩向他汇报，时间一长，越没联系就越不敢联系。
老师的长篇小说我读得不多，老师的散文我还是一读就能沉浸其中，我知道多少年后，那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字。我从网上看到黄老师签名售书的图片，满头银发，还是那种让人倍感温暖的、善良的微笑。我一想起老师来，还是他三十多岁的样子。后面的影像叠映上去，倒觉得模糊起来。
2022年4月，因为疫情，我都在家里办公。突然接到黄老师电话，他说：“冯渊，我在江边散步呢。刷微信看到上海疫情很严重，你怎么样啊?”我立即向老师报告平安。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小时，好像昨天才见面似的。
然后我加了老师的微信。老师今年七十多了，还在写作。不仅写作，还将写作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我总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很难认定什么事最重要。正在做的任何事，我都觉得意义存疑，但我会认真去做。黄老师不是这样，他热爱写作，他在写作中找到了坚实的存在感。他写了四十多年，著作等身。加了微信，他立即告诉我，有一篇小说，还有一篇散文即将发表。
我被老师的情绪感染了。我说，黄老师，我去年也开始练笔了，继续我二十多年前的习作之路，我要重作冯妇，攘臂下车了。
黄老师让我将习作发给他看，我发过去，他马上发到朋友圈，用最热烈的话语夸奖我。我想，如果当年在班上他这样夸奖我，我会不会快乐得飞起来啊。
现在不会了。我想起黄老师当年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地有个小厂长喜欢写作，在有钱的厂长那里，他是一个文化人，是个业余作家;在没钱的作家群里，他又是一个最富裕的人。他获得了双重身份的满足。我想到了自己，在我从事的半吊子专业里，我能写写专业文章之外的文字，获得一种放松;在我继续少年梦幻的写作里，我又能写一写所谓的论文，为我不登大雅之堂的散文遮羞。
黄老师还把即将发表的文章发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们师生最多的话还是写作，仿佛这世界不存在其他更有趣的事。我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也不想沉溺于写作中，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抵达不了自己理想的高度。我只想岁月重来，在黄老师的小院子里，与他分享阅读一篇好文章的狂喜之情，享受忘乎所以的自在之感，仿佛这样我们就可以抖落覆盖在身上的三十多年的风霜。
黄老师的院子早就不存在了。是的，我早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