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我还是个刚入伍第二年的小女兵，因为爱写点东西，成为所在单位政治处的一名新闻报道员。
政治处在一个老式办公楼的二楼，那是个有些年头的老楼，地板都是木质的，走廊里只要有人走过，就能听到脚踩木地板发出的咯吱咯吱声音。窗外几棵高大的大杨树，几乎所有的阳光都被它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叶片挡住，办公室内白天也要开着灯。
处里有四个干事一个志愿兵加上我这个小战士，由一个主任带着干活。作为报道员，工作需要我随时扒拉下身边的人，找些身边的事，然后变成豆腐条或者豆腐块发在报纸上。可是，我的兴趣不在这上面，我喜欢的是文学，我更愿意写些心情文字，这些与工作无关。我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这些关系，我也不知道写这些心情文字有何意义和价值，那段落寞的时光里，我常常伏在桌上，感觉自己就像这间黯淡无光的办公室，而窗外的蝉鸣聒噪，像极了我焦躁不安的内心。
那个炎热的午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手握钢笔却没写下一个字，眼睛盯着天花板飞速旋转的吊扇正发着呆，处里的白干事进来了，他身后跟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男军人，那时距全军授予新的军衔制还有几个月，上衣有四个兜的都是军官，但无法判定职务级别。从面相上看那人并不老，高高的个子，棱角分明但没有表情的脸庞，眼睛不大却闪着严肃的光，刚一对上眼神我就吓得赶紧移开了。
白干事介绍说，这是集团军组织处徐贵祥干事，他是搞文学创作的，发了不少作品，可以给你当师傅。然后又指着我说：“我们小聂也爱好文学，你多多指点啊。”军部组织处干事，还发了不少作品，我崇敬之心顿生。作为小新兵，军部就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存在，那里面的驾驶员和公务员，都令我们无比羡慕和尊敬，更别说是党委办事机构的组织处干事了。我既激动又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好。面对白干事的介绍，这个被称作徐干事的人，面部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打量着我，给人的感觉无比自信和淡定。没等我问什么，他居然先开口了：“既然有这个爱好，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别间断别偷懒。”我稍微放松了些，表达了我的困惑，说可是有时候写不出来啊。他依然一脸严肃，说“写不出来也不能放弃，实在写不出来就去读书，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然后就会来了感觉。写着写着就找着感觉了。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这么能写，原来我写得这么好。”我似懂非懂却又充满敬畏地连忙点头。当时通讯还不发达，没有手机也没有传呼机，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一个军线号码，说以后有写作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请教他，然后就告辞了。
他走后白干事向我介绍了这个徐干事，说他非常不简单，刚参军就到边境参战，是全团同一批新兵在战场上第一个立三等功的，他两次上前线，在战斗间隙还写小说，当战士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在集团军很有名气。听了这番介绍，更加深了我的崇拜，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将他的话当成了写作秘籍。随后的日子，我更加努力，一直写写写，写不下去就去读书，然后接着写，写了就投稿，遭遇退稿了就再写，再投，坚持不懈。我的文章陆陆续续发在了省市级报纸的副刊上。记得第一篇散文《故乡的炊烟》发在报纸上时，徐干事看到后，专门打了电话来鼓励我，还做了点评，我很受启发，更受鼓舞。此后发了自己认为比较得意的稿子，我都会向徐干事报告一下，他总是鼓励说：“嗯，不错，小姑娘，好好写，坚持写。”
1989年，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离队前，他在电话里和我道别：“小姑娘好好写啊，徐大哥看好你!好好写，一直写，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自己写进军艺去。”尽管那是个很大的梦想，于我是如此遥不可及，但因了徐大哥的鼓励，一下子感到只要足够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过瓶颈期，有段时间，感觉坚持不下来了，给徐大哥写信吐槽，他回信说：“文学的小道很窄，需要苦苦摸索、努力前行，但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就看你能不能走到路宽那一段。”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根朝下扎，树往上长，小姑娘，加油!”
5年后，果然，我也凭着作品顺利通过考试，按照徐大哥设定的目标，把自己写进了军艺。我到军艺读书时，徐大哥已调入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担任了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同在北京，不管有多忙，过一阵子他都会抽出时间来见个面或吃个饭。他不再是笼统地叮嘱我好好写，一直写，开始谈如何读书，他说“会读书的人悟大于读，读大于书，要学会在作品的通幽曲径里从容漫步，从文字的枝叶下看到每粒沉静的金砂。”
去他办公室时，他会搜罗手头适合我看的书，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是他编辑出版的，还有些是他认为不错的，然后用印有解放军出版社字样的紫色或者蓝色尼龙袋子装了让我拎走，有时候是一兜，有时候是两兜，还有时是一大堆，遇到这种情况，我拿不动又不忍割舍，他只好出门帮我拦辆北京街头当时流行的黄面的，连人带书一同塞上车。回想起来这么多年蹭了徐大哥很多顿饭，有时是单请我，有时是还有其他客人一起请，反正是只要他请，我都是有请必到，吃完走人，从不谦让也不客气。回忆起来，和他新兵时的班长连长吃过饭，和他安徽老家的乡亲吃过饭，和他的同学亲戚吃过饭，还和京城他熟悉的编辑作家老师们吃过饭。每次向客人介绍我时，他都会说：“这是我在54集团军当干事时认识的小妹妹，那时候她才十八九岁，是个脸蛋红红的小姑娘。”
和徐大哥聊文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饭桌上，说着说着就引出了文学的话题，说着说着就偏离了文学，说着说着又回到了文学上，他说：“军旅文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它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道德意识和社会意识。军旅文学作品应该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也要为军营、为生活在这其中的成员提供赏心悦目，能够引起深思、能够激发情感、能够激励斗志的文学作品，这是军旅作家的基本责任，也是必须坚守的写作伦理。”
他向我诠释了“根朝下扎，树往上长”的涵义，他说：“这不仅是观念问题，态度问题，其实也是方法问题、技巧问题。”“一方面根朝下扎就是要潜到最深处去体验，感同身受。树往上长，就是要在扎下后还能跳出来，超然物外，冷静思考、根朝下扎，扎到生活的神经末梢。吃喝拉撒，摸爬滚打，鸡毛蒜皮斗嘴磨牙，哪里都有叙事元素。经历不是经过，需要用心感悟。体验生活，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到了什么。所谓观察，不仅用眼，更在用心。”
他多次谈到两次上前线作战的经历，说自己有着解不开的英雄情结，《历史的天空》《弹道无痕》《决战》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看他一部部大作问世，并且每部都像抛出的一枚枚炸弹，能在文学圈里引起反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电影华表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都被他囊括其中，尤其是凭着《历史的天空》一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登上了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奖台。我表达崇拜和羡慕时，他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优势，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精彩，我的优势可能别人也有，但别人不一定有我这么集中。”告诫我不要太浮躁，不要有太强的功利心，没有考虑成熟的东西，仓促上阵反而是对生活资源、对题材素材最大的破坏和浪费。要拿出真正有思想、有内涵、有味道、有份量的作品，要有积淀也要有耐心。成名后的徐大哥依旧本色低调，就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我和我的读者一起成长，我要以更虔诚的态度、更纯洁的情感去创作。”
军艺毕业后我又回到中原的军营，期间恋爱、结婚、安家、生子，完成了许多人生大事，加入市作协、省作协、中国作协，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工作岗位也根据组织安排数次调整变动，但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到基层部队担任主官后，有好友提醒都已经是正团职领导干部了，就不要写了，要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我也有些犹疑时，正好来北京出差，徐大哥照例请我吃饭，那是在平安里解放军出版社对面一家安徽菜馆里，和他新兵时的指导员一起，我向他表达了朋友的建议和我的犹疑。徐大哥听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当时在集团军政治部当干事，组织处是党委办事机构，恢复授衔后他被授予少校军衔，可谓意气风发，前途可观。放着这么好的平台不好好工作，三心二意地写小说，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理喻，还有好心的领导苦口婆心试图劝说。”回过头来看，他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锲而不舍。他说：“还是要写，坚持写，若干年后别人记住的一定不是你的职务而是你的文字。只不过需要处理好工作和创作的关系，其实也不矛盾，干工作带队伍也是在积累创作素材，我相信你有能力平衡好。”也正是他的这番话，使我义无反顾地写了下来。
得益于自己的笔耕不辍，加上曾在领导岗位历练的经历，2014年我调入北京，加入师职干部的行列，警衔晋升为大校，被组织任命为所在兵种报社社长。徐大哥在向我表示祝贺的同时，特意叮嘱我要珍惜岗位，带好队伍，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他谈起发表第一篇作品时的情形，那是1983年，在他屡写屡投屡不中，对自己都要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兰州的《飞天》杂志有个叫“新芽”的栏目，发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他说：“这个栏目是培养新作者的，当时编辑在作品后面附了一个几百字的点评，大意是这是一个部队青年战士的处女作，虽然稚嫩，但不乏真情，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份鼓励，也许他就不是今天的他了。”他说：“尽管你们的报纸杂志不是文学类的，但一样需要用心去关注作品、关注作者。”他还结合自己做编辑的切身体会，为我传授经验。他说：“什么是好编辑?就是他会珍惜你的珍惜，他会把你的失误降低到最低限度。出书出报出刊，编文学稿和编新闻稿都是一致的。”临了依然不忘嘱咐我，还要坚持写。
当时徐大哥已经调入军艺文学系担任系主任，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2000年改为学历教育后，文学系的本科生源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基本上没有写作经验，也没有部队生活经历，要把这个群体培养成作家和文学创作人才，对只有创作经验但没有院校任教经历的徐大哥，也是非常大的挑战。但后来看到《人民文学》杂志以军艺历届师生为作者主体，推出了“军事文学专辑”，看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整版和专辑发表的学员作品，看到他先后请回了徐怀中、李存葆、莫言、朱向前等前辈和校友讲述文学系历史，交流创作体会，还把毕业班带到基层部队，实行写生式训练，为培养军队文艺创作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备受师生拥戴，感觉徐大哥在这个平台上，非常成功地实现了从经验积累到传道授业，从作家到为人师表的转变。
最近一次见到徐大哥，是在中国作协十代会上，作为茅奖的获得者，他成了追逐的对象，一拨又一拨的人来找他合影，我远远地观望着，想过去打个招呼却又不想凑这个热闹，他透过人群看到我，高喊道：“小姑娘，来合个影做纪念。”他脱下穿了40多年的军装已经退休，而我，也脱下穿了30多年的军装随部队整体转隶，同一时间告别军装，内心感慨无比。在军旅路和文学路上，徐大哥亦师亦友，引领着我走过了30多年的岁月山河，光阴流逝中，徐大哥已步入花甲，大哥变成了老哥，我也年过半百，小妹变成了老妹。
三十多年来，我感受着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激情、文学的温暖和文学的魅力，辛苦并快乐着，感觉自己越写越顺手，真的应验了徐大哥第一次见到我时的那番教导：“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嘿，原来我是如此能写。”只是离他所说“原来我也能写得这么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是，不怕，“根朝下扎，树往上长”，我会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