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小麦，当年见丰歉。植杨树，十年得大梁。办教育， “百年树人”。瞻顾一种教育之得失，要有一定距离，包括时间的、空间的距离。
57年前，我父亲任酒泉中学校长，兼六六级“高三·二”班班主任。经过青年成长路径大面积塌陷的十年，拨乱反正后，这个班出了两名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多名省、市、县先进教师，还有民营企业家，中央企业总部领导，省部级大员。
一
包生有回忆：“我读高一那年春天，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操场边走来一位身材不高气宇轩昂的中年人，手捧书卷且行且吟诵。很快,学校就传开,他正是省教育厅新派来的陈世勇校长。日复一日，陈校长坚持在校园晨读,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生随之跟进。从此,幽静的校园处处响起琅琅书声。”(包生有《纪念陈校长》)
高中毕业前夕， 包生有学习成绩滑坡，任课老师为此忧心。作为班主任，我父亲认准他禀赋优异，时不时叫到校长室谈心。
包生有回忆：“陈校长劝学是出了名的，尤其对自甘落后者更为关心，三番五次地约谈，指点迷津，探讨进步门径。因家庭生活困难，我早早就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后来下乡种田、教书、结婚成家,渐渐习惯了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直到国家恢复高考,仍然不为所动。陈校长一直没有放弃我，他鼓励我树起信心,重新拾起书本。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能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全得益于老校长父亲般的教诲与关心。”(包生有《纪念陈校长》)
1978年，包生有上大学后，我父亲一直关注他的成长轨迹，熟谙他付出的种种努力、乐见他取得的每一份佳绩。他成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在父亲预料之中。
二
据说先前学校开会排场很大，主席台上，一位老教师挥笔疾书，一位女生伏案誊写，讲话人从女生手里接过稿件照起念。
师生们发现，新校长讲话不拿稿子，还下令撤掉主席台写稿人、抄稿人席位。
我父亲讲的，与当时政治语境不大契合。别人讲《纪念白求恩》突出国际主义精神，强调为解放全人类时刻准备。他着重讲学习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要求教师精益求精地备课讲课，要求学生精益求精地做好作业。中国乒乓球夺冠，别人大讲“打球就是打思想”，他讲敢于拼搏、敢于胜利，最重要的是，敢于走自己的路。
著名经济学家李晓西写道：“陈校长宣讲‘树立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时的沸腾场景，强调‘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神色，恍如昨天，历历在目。他与师生‘激情点燃激情，智慧照亮智慧，思想碰撞思想’的互动，活跃在多少同学的青春记忆里!”(李晓西《风义平生师友间》)
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空头政治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校园气息渐生变异。有教师给学生档案里偷偷塞进“有时也热爱毛主席”的操行评语。有教师给考生伪造地主成分，建议高校不予录取。还有同学天天用红布包起小红书，偏偏到人多处打开捧读。
我父亲很反感：“我们培养学子，不培养戏子。”
乘全国开展学习解放军大比武活动，我父亲果断调整学校工作格局，把重点放在文化课。他逐一抽查教案接连听课，要求教师做好过硬教案，精准生动地讲好每一堂课。他时时检查早晚自习，要求学生做好过硬作业，加大演题量，尽可能多背颂诗文。他和班主任逐个商谈，研究培养“尖子学生”，促进比学赶超;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不长时间，有些功课滞后的同学大踏步赶了上来。
我父亲以高三·二班为实验田，以点带面推进教改。杨利民写道：“校风学风进入文革前最好的时期……陈校长主导教育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宝贵的。”(杨利民《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四
杨利民回忆：“陈校长强调，唯一的路径是学习、是读书，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在家庭成分、出身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之时，他反复讲这些‘不合时宜’的道理，鼓起了多少人学习进取的信心!”(杨利民《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我父亲以知识照亮更多人生为己任，继承中国教育优秀传统，坚持有教无类，主张通才大用。他力行教育公平，支持穷苦学生，保护被打入“另册”的学生，援手“不受待见”的学生。这些学生艰难成长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些还被写进书里。
记述我父亲教育生涯的两册《我们的老校长》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寒假到2018年仲春,酒泉教育界同仁在七个县、市、区开展了“同读一本书,共抒教育路”活动,组织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教师系统阅读,并多次举办读书报告会和专题研讨。原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看过第一册后感言：“通过一个个细节表达的，都是一份份真实的情感。经过五六十年时间长河的滤清，还能留下那么多真实、明净的念想，实属难能可贵。”(欧阳淞《真实明净的念想》)
时代在进步，教育常更新。杨利民说：“陈校长的教育理念和读书方法已经传开来，正在传下去。”
五
特殊十年风雨凄凄，我父亲初入“寒夜”，第一重暖光来自包生有。父亲整日价面对“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嚎叫时，包生有瞅空子溜进“牛棚”说：“专案，专案，专个屁案!校长，我们要给你翻案!”话语不多，底气十足，他身后是全校师生的大多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到甘肃省供销社酒泉农副二级站任职。包生有在附近中学教书。时逢全国开展“评法批儒”，一批被封杀的古典文献得以重印。父亲又讲开古文，不过不是在讲堂，而在自家酒桌上，听讲的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包生有说：“那是上大学前，自己学习古文最多的时期。”他还说：“陈校长三杯下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话题永远紧扣读书学习。读书学习教书育人,已渗透校长的灵魂深处。”(包生有《纪念陈校长》)
六
1966年初夏，高三·二班同学们正铆足劲准备应考，高考被叫停了。学校散架，大家统统被卷出教室，成为空前绝后的“八年制”高中生。
坏日子过去，好日子来了。拨乱反正高考恢复，本应十八九岁迈进高校的同学们，过了而立之年才回头来复习。
我父亲安排了一间的房子，让包生有和杨利民住进复习。其时，包家小女、杨家稚子尚在怀抱之中。两人合议，志愿报最近的张掖师专，想家了好结伴往回跑。得知此情，父亲特意叫两人去喝酒。席间，他停杯投箸：“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能报北大，就不报师大，能报师大，就不报师专。”
1978年，酒泉地区七个县市高考文科“三鼎甲”，两个出自高三·二班。包生有是第三名，被西北师大中文系录取。杨利民第二名，考进兰州大学哲学系。父亲说：“志当存高远，你俩志愿报低了!”
包生有当选全国先进的事迹材料，第一句是“热爱教育事业，有终身从教的决心”。他大学毕业先后在酒泉一中、三中、职业中专当教师，任校长、党委书记。因为喜欢教书，他放弃去省城会计培训中心工作的机会，辞去了酒泉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一职。有同学说高三·二班继承陈校长“衣钵”的，就数包生有。父亲说，包生有赶上了能干事、能干成事的时代，校长当得比我好。
杨利民先后在甘肃、内蒙古、交通部任领导，曾任中央候补委员。
七
退休迁居兰州后，包生有时不时来给我父母做顿家常饭。一次，他在自己家厨房擀面，准备擀好送来。可那团面怎么也擀不开，他夫人见笑：“有你这么折腾的吗?六个鸡蛋合碗大的一坨面，给谁，谁能擀开?”
包生有讪讪：“想是让校长美美吃碗臊子面。”
师生频频雅聚，经常诗酒为乐。包生有感慨：“陈校长是参加过抗战的青年远征军机枪手，是中共地下党员。浩劫结束，地委书记说他是‘酒泉第一硬骨头’。陈校长素以刚毅严正出名，叫人觉得不好接近。八十岁后，他性格大变,颇具太白遗风。老师同学聚会,他把酒谈笑时有金句，兴之所至踏歌起舞,犹如天真少年,为聚会平添许多欢欣。”
“老人家九十高龄时,只要我高声提起某篇古文开头几个字,他还能闭着双眼接起朗诵,语气连贯,一字不差,令我甚感惊异。我想,陈校长的睿智通达与超常记忆,与长期坚持精深阅读息息相关。”(包生有《纪念陈校长》)
……
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出门，坐在包生有推的轮椅上。花径曲折浓荫扑地，两边的云杉、银杏、青㭎、泡桐，枝叶擎天，苍绿、明黄、金红、亮紫，缤纷繁复，折射着两代校长绚烂多彩的师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