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年轻时候想成为优秀的商人，她是从小贩做起的。为了将来多一个帮手，她下决心要将我培养成数学天才，这样以后谁也别想赖账，并且有意无意带我去见世面。
现在想来我确实也具备了天才的成分，数学考28 分的时候我硬是偷偷抓起老师的红笔把2 修成8，对，我是抱着88 的高分回去领赏。
我妈打了我一顿。这倒也没什么奇怪，我们那个村子当时住着许多凶悍的妈妈，她们之间研究打人的方法可以让人痛得笑出来。我奇怪的是像我妈妈这样立志要做商业奇才的人，却看不透她正在扼杀一个商业天才。我保证如果她不是那么急切地没日没夜地教我打算盘：三盘清、六盘清、九盘清，我的数学不至于那么差。当我怎么也写不好数字8，研究并得出一个巧妙的方法将两个0 叠成一个8 的时候，她又打了我一顿，她不允许偷奸耍滑，自作聪明。
直到今天，我写不好2 也写不好8，甚至有时候我写它们就像在写一种命运的符号，怀有极深的恐惧。
经过多年时间，我也想通了，她就是要当那种脚踏实地的……
农民。只不过这样一个农民在她年轻时候有过许多超出自己能力的想法，最后，当然一个也没有实现。
在这儿我不妨告诉你，这也是个励志的故事，它的看点就是教你怎样从优秀商人炼成一个成功的农民。我要说的是关于房子的旧事。我现在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四海漂泊引来许多同情，但其实，我自己却很满意，对这种生活充满了安全感。
我们一开始住在半山腰，那是四个山脉挤压出来的峡谷。我是在那样一口“深井”中长大的人，在十六岁之前，我都只能看见头顶不规则的簸箕大的天，于是心里断定，飘在村子上空的云彩除了打转它哪里都去不了。
在那口深井中，我父母和别的父母一样，争吵，有时打得头破血流。女人们上吊喝药的大戏时有发生——这儿说“大戏”是因为这些人没有造下悲剧，她们还活着——我当时年岁不大，却是个相当敏感的人，我和这些人(包括妈妈)说话的时候，总是无来由地盯着她们的喉咙，猜测那些被毒药浸泡过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它们到我这里是不是还有刺鼻的味道。
妈妈立志要经商，也许跟那儿的条件有关。她想从那口“深井”中跳脱。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儿会想到一个画面：一只中年皮带猴脚下拖着她的三只小崽子，牵成串串欲从“深井”中跳出来。她不是在捞月亮。但又像是在捞月亮。月亮在簸箕大的天空挥发茫茫的光，像正在喊号子：你将脱颖而出——你将家道隆昌——你将德高望重——!)
我考上中学的那一年，父母决定卖房子。妈妈脸色沉重。我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一个连老巢都掀了的人，哪还有心思经商呢。
那时我爸爸在周边村子背着一个借来的电视机和VCD 给人放电视剧：《傻儿司令》。
这个电视剧的主人公结局是成了光杆司令。房子卖了之后，我父母领着两个小兵去云南打工。我留在县城读书。去交学费的那天，总觉得自己是扛着一所房子：我扛着我家的木门和两幅门神;我扛着一根大梁和散着粗粮味道的磨盘;我扛着一个冒出炊烟的厨房和遮羞的厕所;我扛着一口煮饭的黑锅和一把柴刀;我可能还扛着一只丧家犬的眼神，也或者，我身上还有深井口垂下来的月光的味道，这个样子使我在同学眼中态度冷漠，抓不透心思。
很久以后有人问我，你父母牵着两个小兵上车的时候，你站在那儿有没有哭。我说没有。
很久以后妈妈问我，我们走的那天你为什么不哭。我说不想哭。
你天生是个硬心肠的人。她有点伤心。
她叹气。
住在“深井”的时候，我们沿着那四面山坡搬了四次家，就像青蛙围着井壁跳来跳去。后来青蛙跳成了习惯，到井外也是用“深井”中的心情来应付一切的。
借住在姨妈家的时候，我曾努力将自己想象成这一家的女儿。因为姨妈没有女儿。
那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是一对母女，她牵着我去菜市场买菜，将我翘得高高的上嘴唇按下来：你要挂油瓶子吗?谁借了你的钱吗?
她会织毛衣，有一天我穿着她织的毛衣走进长长的老巷子，手里攥着一块五毛钱，那是省了两天的早餐费，我准备用这笔钱给自己拍一张照片。那时候县城的照相馆不多，找了很久。在一家私人照相馆的顶楼——那儿的楼梯黑漆漆的，像古龙小说里的黑店——楼边有一株长得很好的藤蔓，开着细碎的黄花，我是站在这样一蓬藤蔓下拍的相片：右手食指戳在脸边，一个傻帽的第一张照片就算完成。
然而我并不真正感到高兴。虽然姨妈的房子干干净净，墙壁白花花，厕所里贴了瓷砖，睡到半夜绝对不会有泥沙突然掉进眼睛，也不会被老鼠咬到脚趾头，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我有点想念远在云南的妈妈。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要经商的人。
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后坐在姨妈家的院坝里晒太阳。半下午的太阳不冷不热。这个时候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很有样子：饭后散个步，或者听一首歌，或者在院坝里晒太阳。就在这个时候姨妈走来跟我说，你妈妈回来了，你怎么不喊她?
门口站着那个瘦巴巴的穿一身旧衣服、踩一双烂胶鞋，裤脚沾满水泥浆的人，是我妈妈。我没有喊她。但是第二天我就跟着她住进一间小房子，30 元租金，没有床，没有凳子，没有阳台，就是个空荡荡的房间，而我妈妈却露出毕生第一次有房子住的那种表情跟我说，真好啊!那时节已入冬，窗口从外间呼呼地吞冷风，房间透凉。我们去城郊买了一床草垫子，她翻开从云南带来的发着水泥浆味道的床单和被子，就这样过起了我们的母女生活。她是和爸爸吵架回来的，所以她说，老子像甩破烂一样把他们甩在那儿了。可是，那堆破烂很快也回来了。可能还没有从被“抛弃”的愤怒中缓过来，他们没有来县城找妈妈，而是回到“深井”里，那儿有人万分同情地免费送了一间柴房给他们住。(后来买下这间柴房，新建了房子。)
在县城住了几天，妈妈又燃起经商的希望。她认为县城里四处都是商机，有好几个晚上我们已经开始规划赚到钱之后在哪儿哪儿建一所房子，我将来要读怎么高级的学校，等我出嫁时，她要穿丝绸衣服，戴亮瞎人眼睛的金项链。说这些的时候她在数钱。从一块旧的自己缝制的手帕里一张一张抽出零零碎碎的票子，十来块钱，数得跟几十万一样来劲，指尖似乎都刮起一股小风。
有时我们吵架。吵架的时候我们哪儿都去不了。县城是陌生的。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妈妈的。它是晚上冷冰冰的月亮和云彩的，那些东西飘出簸箕大的天空，就在我们窗口外边的上空走远。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任何东西都是会流散的。这种流散没有任何诗意。它像我们母女，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做着随时像云彩和月光一样会流散的梦。这个梦单薄，潮湿，像我们每天晚上睡得腰疼的草垫子。
但是窗口也会飘进阳光。这样的时刻我们会静下来盘腿坐在地上。阳光在妈妈的腿上走到我的腿上。温和。我看见她当时三十多岁的脸，飘着一些云彩流出来的天空中的纹路。那时候我一定读了谁的伤感的诗，很想她看着那些从她腿上走到我腿上的阳光说：算了，明天我们回去种田。
可是她没有说。每个凌晨的五点钟，她急匆匆起来给我做早饭，然后去城郊批发一筐橘子或者什么干果，在县城路边摆地摊。她扛着一杆秤就像我当初扛着一所房子，肩膀打不起来，但又会在某一瞬间像得了什么力量突然挺得直直的。
晚上她回来必须经过我们小房子窗口外面的过道，有时我偷看她，见她左手秤杆右手筐篮，像个拾破烂的。
星期天我要去帮忙。这件事说来头皮发麻，那种神仙才会算的蚂蚁上树般的碎账摆在眼前，我就只想跟买主说，不卖了，行吗?
我没有想到一个优秀商人的路这么难走。我作为她期望的天才帮手，必须每个晚上坐在灯下听她讲：一块七毛五加一块三毛三，再加七毛四……
可能她想验证一下我是否具备了经商的才能，所以有天早上她说，明天你去摆摊，小孩子运气好。她竟然对我微笑了一下。她很少有这种好心情。
于是，县城雨后灰蒙蒙的天空下，我扛着杆秤和半筐橘子去妈妈经常摆摊的路边，蹲点。那儿的行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好像我不是在卖橘子，而是卖我自己。后来想到一个办法，退后几步，与橘子保持一段距离，过路的人不知道这橘子是不是我的，也就不会那么奇怪地看着我了。这个效果很使我满意。当然，我也因此丢了几个橘子。被几个比我小的孩子偷偷拿走的。他们拿橘子的时候面无表情，但是眼睛望着我——“我看你会不会走过来，我看你会不会发火。”就是这种意思——就像望着一尊雕像。
妈妈肯定在哪儿偷看，不然怎么会突然杀出来站在筐子面前。
她依然不死心地带我四处摆摊，教怎样对橘子唱赞歌，教刚刚从哪儿学到的一些生意上的虚情假意的话。我心情不错的时候倒也学得不错，主动站在筐子边，对着来往的路人说，来买点橘子吧，好吃的橘子。如果课本中那位卖火柴的小女孩熬过了冬天，她上了中学的话，那么现在她开始和妈妈一起卖橘子了。
我们蹲在街边，小马扎她坐，我站着。我们经常在一棵不开花的树下摆摊。树下有一架秋千。很多次我想去秋千上玩一会儿，妈妈就说，那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山上要多少这样的玩意儿!抓一根粗藤子晃来晃去，比这高级多了。
可是……
秋千上的落叶会飘到我的脚下，我顺着它的路线又把眼睛照到那个方向。事实上那个秋千根本也轮不到我玩，一大群城里的小孩站在边上排队。不过我也有办法，他们任何一个爬到秋千上摇晃的时候，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他，然后我的眼睛就看到了高于这个县城之外的东西，看到比这棵树更高的树，看到更为宽广的天空。当我高兴得忍不住咯咯笑出来，会被妈妈扯一把衣角说，你疯子吗?
真扫兴。
更扫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在吃妈妈赏给我的卖相不好的橘子。做小贩就是这样，吃不完的烂橘子。
我们面前突然冒出几个人——用今天的话说，叫城管——他们收了妈妈的秤杆，把橘子也打翻，滚到地上的橘子像我们那个“深井”里偶尔闹天灾砸下来的冰雹。妈妈和我一样，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太可怕了!”
她说。她愤怒的神色中夹杂了几分卑微的祈求之意，这种祈求的神态只在某些庙宇中可见。她当然不会跪下去求情。但是她很希望对方不要收走秤杆。那种可怜的神情起了一点效果：他们果断地……只拿走了秤砣。
那天我们是扛着一根没有秤砣的秤杆和半筐破皮橘子躲进巷道的。妈妈说，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快跑啊，我们躲一会儿再出去。为了打探那些人的行踪，她让我坐在秋千上假装玩耍。也就是，让我出去放哨，她躲在背阴的巷道中继续兜售那几个破橘子。
我敢断定那些橘子只要有人买，随便给几个钱就可以全部拿走。
蹲在秋千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轻了起来，顶上被风吹落的树叶在椅子上打转。
那些人其实已经走远了，我却故意装作他们就在近处，就在我的眼睫毛上扑扑扑地踏着方步。我喉咙里冲上一股泥沙的味道，一定是躲进巷子的时候跑得太快，风给我们张着大喘气的嘴巴里灌进了泥沙。
妈妈在巷道里站着，那儿一点阳光也落不进，她搓着双手取暖。我在秋千上已经坐够，晃来晃去脑袋发昏，想走过去跟她说“算了吧，回去种地”，又不敢说。
我们回到小房间的那个晚上没有吃饭。
半夜听见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的也咕咕叫。我说，妈妈，我们还是回去种地吧，这种打鬼的生意再也不干了。
她不说话，转身在枕头底下摸出一根干酸菜嚼在嘴里。
那夜窗口风大，我们把脑袋埋在有干酸菜味道的被子里取暖。处于这种情景下，我有点想念在“深井”的日子，那儿看不到广阔的天空和繁华的城市，却可以向上攀登，在山顶一片雪松的对面，有野生的开着碎花的藤蔓绕在青冈树上，那是天然的秋千。而站在高处往下看我们住的地方，它是个不规则的半圆，像一个窝。我想到妈妈种过的土地，这时候已经在别人的照料下撒满麦种，过不多久，在那片成熟的麦田里就会站着别人的妈妈，她弯着腰在昏黄的阳光里捡遗落在土中的麦穗。
第二天，妈妈又去摆摊了。她说，路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很高兴她改变主意，不带我去摆摊了。每天自己扛着杆秤和筐子出门。那一阵子她走路很轻，生怕踩烂了房东的楼板。后来我知道，她是不想走出声音让房东听见。
我们欠了一个月租金。
欠债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我也学着她的样子轻轻走路，甚至一进屋就脱掉鞋子。我假装楼下没有人，周围也没有人，这个县城是空的，只有我和妈妈，只有那架我坐过的秋千和落叶子的树;我假装那天摆摊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她躲在巷道里缩手缩脚的样子;我假装那些破皮的烂橘子从我的胃里发出一股甜蜜的味道，当我喝水龙头流出来的生水的时候，那些铁锈味道就会甜滋滋地漂在我的舌尖。在这样的假想中，我觉得，我们可以平静地过母女生活，如果窗口有阳光落进屋，她盘腿坐在那边，我坐在这边——假装是姨妈家宽阔的院坝，假装那件毛线衣是她织的……
写到这儿故事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欠了一屁股账的优秀商人终于发现她骨子里根本就是个农民：她扛着杆秤的架势就像扛着锄头去挖地，她遇到的意外——秤砣被收走——就是锄头挖到坚硬的石头，断了。至于她卖不掉的破皮橘子，是地里救不回来的旱死的庄稼。
她离开县城的那天，我的同学问，你妈妈不卖橘子啦?我掏出一张照片，指着那个手指戳在脸上的家伙说，知道吧，这是用她做生意的钱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