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张良，不显韩信。
——民谚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此何人哉?——留侯张良也。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张良也。
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但我以为他只不过是躲在幕后，利用刘邦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推翻暴秦，为韩报仇。和刘邦手下其他人不同，他与刘邦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像是合作关系。甚至，他比刘邦还高一级，他是孟子之后又一位自称“王者师”的人物。当刘邦做了帝王后，张良就淡然隐退，“学辟谷，学道引，欲轻举”去了。
张良的出身与项羽有相似之处，都是六国贵族。据《史记》的记载，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在韩国连做了五代国相。到了张良，这位世家子弟还未来得及做相，韩就被秦的铁骑踏平了。年轻气盛又自负其才的张良一下子被葬送了大好前程。
自此，他也就在心中埋下了仇秦的种子。他与项羽一样，在秦末，都是一个复仇者。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在秦末，项羽和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有不同的风格。对项羽而言，秦是国难家仇的债主。“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连他的姓氏都是由楚而来，楚与他家族可谓连筋带血。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这是国难。项羽的祖父，楚大将项燕，被秦将王翦逼杀，这是家仇。带着这种家国的双重仇恨，项羽扮演的乃是一个血腥复仇者的角色。他并非天性残暴，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比刘邦更突出。他只对他认定的敌人残暴。而在另一些场合，他是被称为有“妇人之仁”、“仁而爱人”的人，这是典型的贵族家风。只是他所认定的敌人范围太宽泛了：凡秦人——关中之人，都是他的敌人，凡秦人之物，比如那空前绝后的阿房宫，他都要毁灭。他是鲁迅所讥诮过的，那种“勃然大怒，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他就要反对，他很有这种简单形而上学的毛病。
刘邦则不同。刘邦在七国时，一无所有，所以，秦灭六国，他无所失。在秦时，日子过得倒不错：做个亭长，耽几杯酒，好一些色，赖一些不多不少的酒账，耍一点不大不小的流氓。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悠哉游哉也挺快活。他与秦，并无个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反秦，像是激于“大义”，又是出于一种投机，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味道。他以他特有的敏感和贪婪，觉出这个世界已是一个没了主人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采它一把，把名花贵树砍回去当烧火柴了。所以他在整个反秦过程中，能平和，能较从容地行事，较宽容地待人，从而，显示出一种较雍容的气度。
从复仇上说，张良和项羽又相似。当韩灭亡时，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就算他不为韩报仇，他也得为自己讨回失去的一切。况且秦对六国贵族是很严厉的，他的三百家僮及家产，迟早也会被国家没收，而他自己，就算不被杀死，也要聚之咸阳，严加看管。这里我提一点疑问：《史记》说张良的祖父、父亲在韩国连做五代的国相，可是韩国历史上姓张的国相却于史无证。这就不能排除张良此人姓氏名字的可疑。我以为，“张良”这个姓名未必是真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迫害而“埋名改姓”的——尤其是在他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秦始皇大索天下之后，埋名改姓尤其必要。张者，弓长也，是否暗示他将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陈胜的“张楚”之“张”，可以放在一起联想。而这个“良”字，则更具有反讽的意义，恰好表示他有着“不良”的企图。或者说，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幽默。
张良后来以处变不惊的“柔弱”著称。苏轼称这种气质为“大勇”。但在一开始，张良并不是这样的。当韩初亡，目睹血腥，他也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物。如《史记》载，“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是孤注，以百二十斤铁椎掷击秦皇帝，是“一掷”，真正是“孤注一掷”。这与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不是如出一辙么?
确实，张良和项羽一样，都是血性之人。项羽的血性见之于外，张良的血性蕴之于内，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由于项羽不读书，这种血性一直没能内敛，精光外露，而不能韬光养晦。而张良的血性经过一番修炼，由外露而内蓄，从而优游不迫。一般人见到张良这样弱不禁风的外貌，往往不免忽视，但偏偏是他，有着荆轲、聂政式的血性。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外貌魁梧的大汉，内心却怯懦如鸡，而孟尝君田文、张良、郭解这一类“渺小丈夫”(《史记》)说田文语)，却往往内蓄着真气度，真英武。
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司马迁论述三代之变，说后一时代必是对前一时代的逻辑否定。那么，对于强亢的暴秦的否定，也必出于柔弱。项羽以至刚至强对秦之至刚至强，只能演变为血腥的火拼。当项羽轻用其锋，百战百胜，在黄河以北与秦军主力浴血奋战时，张良却以他女人一般洁白纤弱的手，指点着刘邦，如流水一般，随物赋形，绕进关中。最后，灭秦主力的固然是项羽，而兵临咸阳，让子婴降帜道旁，奉玺请降的，却是刘邦。历史似乎非常强硬地向我们表达它的意志：哪怕仅仅是一个象征，也要让代表柔弱的刘邦来取代刚强的暴秦，而不是真正对秦进行毁灭性打击的项羽。
同样，杀死秦皇的，不可能是荆轲的毒剑，也不可能是博浪沙力士的铁椎。要缚住苍龙，让关河重重深锁的“祖龙居”一旦瓦解，最后，需要的还是张良这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绵软的剃刀。
秦始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
……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张良逞于一击的铁椎不但不能杀掉秦皇，反而差点使自己碰到了别人的刀锋上。这一次的失败，可能促成了他的成熟。就算他再不能忍，此时也得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着。而就在这时，他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和一个奇怪的老人——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
……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苏轼认为这位圮上老人大约是秦世的隐君子，惋惜于张良有伊尹太公之谋，却出于荆轲聂政之计，才有余而识度不足，所以故意出来试探张良，折辱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当张良面对猝然相遇于草野之人的折辱，以仆妾之役奉之而能不怪，当然他就变成了“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了。
学礼的儒者张良变成了道家的张良。儒家的阳刚内核被赋于了道家的阴柔外形。精光开始内敛，血性依然，但已是一团和气，而不是杀气。
张良终于脱胎换骨了。
他在暗处成长，磨练他的天才。这过程也是时机一步步成熟的过程。在耐心等待时机时，他沉稳地不急不躁地铸他之宝剑：抿唇不语，不疾不徐。他所铸的宝剑，就是他自身的才具性情，就是他的那种从容、优游。他深夜里熔炉中的火焰在闪烁，在不被人注意无人觉察的寂静僻远的山野，这铸剑之光先照亮了一些野花的茎和瓣。这些脆弱娇柔的生物为之颤栗不已，这些脆弱敏感的生物在天下之先感觉到了切透纤维的杀气——而此时的世界对此毫无觉察，即将被打碎的世界如暗夜中当道的瓷瓶，自以为深藏安然且自怜自爱——咸阳深宫中的秦皇及其股肱们，他们的梦中可曾出现过一个风度翩翩的柔弱书生的影子?
一个人，20岁左右若无血性，将注定没有出息。而到了30多岁以后仍只有血性而无深思熟虑的头脑，同样会没有出息。
张良已经在博浪沙证明了他的血性。现在该是显示他头脑的时候了。
他不再是一个不计后果，只图逞一时之快的刺客，他现在是“王者师”。他习惯于在幕后，他曾经指使力士用铁椎掷击秦皇，现在他又借刘邦之力，来完成他的复仇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和那个不知名的力士一样，都是他的傀儡，是他棋盘上的棋子。
最具耐心的刘邦和最有软工夫的张良走到了一起。这是天意捏合的一对最佳搭档。天意将要用这两个人来完成自己的意志。
《史记·项羽本纪》，以“鸿门宴”为界，明显地分出前后两个不同部分。鸿门宴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项羽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此前的灭秦，乃是一场以暴易暴式的革命。复仇者项羽如狂飚突起，如冤鬼索债，挟裹着民间的冲天怨气，几乎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项羽本人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在太史公笔下展露得淋漓尽致。他指挥倜傥，游刃有余，如火如荼，指顾从容。扫灭有数百年基业的暴秦，20多岁的项羽，简直如同风扫残云。他几乎是凭着一己的青春热血就淹没了暴秦。但在鸿门宴后，项羽则处处捉襟见肘，时时被动挨打，他东奔西突，指南打北，看似暗口恶叱咤，处处得手，实则声嘶力竭，心力交瘁。——并不是前期的项羽冰雪聪明，后期的项羽愚蠢笨拙，而是他的对手变了!对付名誉扫地恶贯满盈的暴秦，项羽的军事天才绰绰有余;而对付一个貌似弱小实则生机勃勃的刘邦集团，他的政治才干就不敷支出了。张良，这把绵软的剃刀，在剃度了暴秦之后，并没有完成他的历史使命：还有一个同样至刚至强至暴至亢的对手，需要他来解决。是的，像项羽这样天下莫可与争锋的强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羁縻得住他?还是刘邦的耐心和张良的软工夫。
樊哙在鸿门宴上指责项羽是“亡秦之续”，这个狗屠出身的家伙果真是一刀见血。从作风上看，项羽确实是秦的逻辑延续：一样的暴亢，一样的强梁，一样的迷信军事而轻视政治，讲求权术而渺视正义，迷信权力而轻视民心。于是，一样的，也需要张良这把绵软的剃刀来收拾，张良的复仇之刃合乎逻辑地指向了项羽。
《项羽本纪》中，项羽的第一次“大怒”，就是鸿门宴前听说刘邦已先入咸阳之后。并且接连两次“大怒”。此前，无论是杀殷通，诛宋义，还是巨鹿之战，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他都能保持心态。而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他动辄大怒，大怒，简直是不胜其怒。显然，这是他心情烦躁的表现，是他力不从心的表现，是面对高智商的对手无可奈何的表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碰到了一个比自己有优势的对手。谁能说他一次次大怒，不也是对自己发怒呢?他碰到了一个软绵绵的对手，这使得他的拔山之力无处施放。直至他急中生愚，竟提出要与刘邦单挑独斗，以决雌雄。刘邦显然已经感觉出，这个貌似强大的对手，已经失去耐心与信心了，已经面临心理崩溃的边缘了。
他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他凭什么与项羽斗智?凭的就是他身后的张良。
而项羽身后唯一的范增已经死在回彭城的路上了。孤苦伶仃的项羽如一棵孤独的树，独立荒野，四周的斧锯已经围拢而来。
羽兮羽兮奈若何?!
刘邦后来谈到他能战胜项羽的原因。他提到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张良。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取了天下，张良报了仇。两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两人的合作至此也算有了良好的结局。可是得天下的刘邦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他还要为如何坐稳天下操心，而复了仇的张良则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万事大吉。当萧何、陈平诸人继续为新王朝殚精竭虑时，张良则杜门不出一年有余。在汉初百废待兴的时期，天才的张良本应大显身手，可他好像不愿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他好像只是刘邦和吕后的顾问。刘吕顾问一下，张良就漫不经心地指点一下。当然，以他一贯的胸有成竹，所指所点，应该都是点睛之笔。可以说，随着项羽自刎乌江，复仇者张良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
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天下事解决了，现在他要解决性命之事。超度了天下，现在要超度自己。我们应该注意他对自己身份的说明：帝者师。而不是帝之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者师，是最后一个敢以此身份自居的文人。司马迁接着说：“后八年卒”。班固说，在刘邦死后，“后六岁薨”，那就是说，纪元前189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者师升天。留在神州大地上的，是上不了天的鸡犬之属。
东评西点
作者以其独到的思想见解全面地分析了张良的个人命运，他不是生硬地引经据典，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个人的情感和见解来评价张良。文章尖锐犀利，幽默温情，为读者展现了张良的心理和性格特点。
【知识链接】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好句好段
现在他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些东西却仍然存在着，他曾经以占有它们的魔法赋予它们灵魂，而现在它们则同这颗灵魂共存。
人们长期以来相信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起主宰作用的能力。翻开每一部古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桀骜不驯的所谓主宰能力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人物身上，如彻头彻尾的无赖、完完全全的天使、地地道道的骑士与十全十美的美人。
劳伦斯并无任何卑下的情操，也无任何预谋的淫荡，但这个英国人是逻辑学家：如果忽视人身上的这种力量，这种血与肉的根本力量，那又谈得上什么重获宇宙呢?如果说，像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肉体上是清白的，自然天性并未从本源上受到创伤，那么，谁能阻止我们公开地、毫无掩饰地谈到它呢?谁能阻止我们利用它来重获失去的天堂呢?劳伦斯说，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有大脑。深沉的本能是纯洁的。动物从来不会弄错。
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已经有几百年了。它的光辉成就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繁荣。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麻烦与灾难。这一点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死掉了几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是都从西方爆发的吗?现在困扰世界人民的许多祸害，比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的出现，甚至人口爆炸等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祸害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