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视快乐为目的，而婚姻视整个人生为目标。
——巴尔扎克
一
我约摸十二三岁的时候，一个雨天，父亲和邻居瑞瑞叔拉家常。瑞瑞叔说：“伙计，你家娃多，给老大找媳妇要趁早。”父亲叹息道：“好我的你哩!日子都过不前去，还想送媳妇?整个家当连个媳妇腿都买不下。”这是我对涉及自己婚姻的最早记忆。
1968年，我到青海戈壁滩戍边卫国。
“班长，信。”战士小刘兴高采烈地把信递到我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站在原地一口气读完家书，读着读着，心里酸酸的。父母在信中询问我对“对象”的条件，作为父母，他们比我更着急我的终身大事。
回到连部，即刻复信，除感恩父母外，也告知了我的基本条件：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初中文化程度、能孝敬父母。
三个月过后的一天，我带班训练结束，正想歇一会儿，战友元元手举一封信对着太阳看，我问：
“你照什么。
“你的信里有一张姑娘照片。”
“胡说。”
“不信，当面拆。”
“拆就拆。”
照片上的这个姑娘秀发齐肩，眉清目秀，质朴的脸上不乏几分干练，透着几分成熟，看起来挺讨人喜欢的。信中说，为我这个对象，父亲着急得视力下降，母亲高兴得彻夜难眠。有趣的是母亲还做了一个甜美的梦：梦见村东头的涝池里盛满了水，一个白亲白亲的女娃，面带微笑，在水中飘来飘去。天刚亮，就有人来我家提亲，这个白亲白亲的女娃，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姑娘。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我今天的老伴，和我共享福难的爱人。
让我动情的是，父母为了满足我找对象的条件，刻意地在信中做了手脚：中农前边加了一个“下”字，初小文化的“小”字改为“中”字，还质朴地问我看过照片和情况介绍有什么意见。我当即回信：“父母同意，我就同意”。
二
回信不久，我托战友安民探家时对她进行“面试”。
安民真够朋友，很尽责地履行“重托”。只是回部队和我叙述起中间过程时，像单田芳讲评书，一到关键时刻就勒住口中的缰绳，吊我的胃口。
盼啊盼，好不容易轮到我探家。
事先已借战友刘永强的黑线衣套在身上，关键时刻要亮相。七元津贴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一节凡立丁，备做见面礼。身上装了个五分钱的小圆镜儿，要随时梳理。长到这么大，还第一次意识到仪表的重要。
当晚，我基本上是在半兴奋状态中度过的。
第二天，乘公共汽车往家里兼程赶路。
娘见到我还未说话，泪先流了出来，她的鬓角又添了一些银丝。父亲一脸严肃，像往常一样招呼我，知道我探家时间有限，立即让人叫来了媒人正权叔。去“相亲”上路前，母亲反复叮咛，见了丈母娘怎么说话，见了对象怎么搭理……
“你娃又不是瓜子。”我笑着说。
“我看和瓜子差不了多少。”母亲也笑了。
吃罢饭，我骑自行车带着正权叔进了蔡庄村。走到十字路口，正权叔说：“甭忙，你在这等着，叫叔给人家先打个招呼。”
我局促地扶着自行车，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
过了好大一阵儿，正权叔才返了回来，小声告知我说：“过来的这个人就是你婶子……未来的丈母娘。”
“婶子。”我硬着头皮叫了一声。
未来的丈母娘热情地应着，眼光却挑剔地打量着我。
我胆怯怯地随正权叔进了对象家的门。坐在堂屋，我心神未定，照片上的姑娘端着茶壶走了进来。
“你俩在一块谈个话，”她爷爷笑眯眯地安顿着。
“你愿意不?”对象问。
“愿意。”我机械地回答。
一问一答，招来门外窗边叽里呱啦的笑声。
三
1971年3月，我回老家娶媳妇。
一进家门，我感到家中的每根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父亲忙活着招呼木匠打闺贤柜，母亲忙活着缝新被子，姑姑、姨姨忙活着淘米，两个弟弟忙活着扫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