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可是只有斜斜的几缕穿过旁边高大的居民楼投射过来，给鸡蛋花树黝黑的躯干镶出一道道耀眼的金边。毕竟是澳门，周围的树还浓郁地绿着，只不知眼前这两排鸡蛋花树为什么褪光了叶子。铁骨铮铮地黑在那里，像是黑了几个世纪。是那种刚毅的黑，让人想起忠贞的卫士;是那种夜的黑，渲染出周围一片肃穆的气氛。是该肃穆的地方，这里就是澳门的第一座基督新教坟场。
坟场很静，安歇了数十位昔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员工的灵魂。除了我们三位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的脚步声，还有一种声音在这寂静的周六上午显得格外响亮。那是一位女护工在用刷子蘸水擦洗石棺盖。女护工姓唐，四十多岁，戴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不善言谈，说她守护坟场已经四年了。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她先拿水管把石棺盖上的尘土冲洗干净，然后拿一柄长刷顺着棺盖的纹理，刷刷刷地刮擦起来。她个不高，而棺盖很长，所以她要弯腰躬背，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卖力而又认真。我想澳门这地方雨水应该很多的吧，犯得着这么用力擦洗吗?一个个石棺盖，擦洗得那么干净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向她询问马礼逊的墓地——正是这个名字吸引我们前来。她用手一指，原来就在墓地的把角处，很好找，有块中文墓碑是1934年立的，那是他去世一百周年的日子。碑文说：“先生体弱而公忙，遭际陋劣而险恶，除长子追随左右外，家人复远留故里……处兹苦境，仍努力不懈，用能奠中国教会基础，厥功伟矣。”1807年，当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绕道美国，乘纽约船坞公司的船前往中国的时候，有位船员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马礼逊的回答像一句名言：“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于当年9月4日抵达澳门，后被聘为东印度公司高级译员，任职25年之久，翻译了第一本中文《圣经》，还编纂了一部重要的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在澳门去世，妻子则是1821年坟场开辟时的首批入住者，长子随他身后而去，现在三人的墓仍紧紧偎依在一起。
坟场依山坡地势分上下两层，马礼逊的墓处在下层，上层有一座更为高大的墓碑挽住了我们的脚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墓。钱纳利生于伦敦，曾追随雷诺兹学画，18岁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学习，28岁的时候，据说是为了逃避妻子和债务而离开英国，先在印度尼西亚住了23年，后来在他51岁的时候来到澳门，这一住就是27年，直至去世。钱纳利是一个高产画家，他用油画、水彩和速写等方式。描绘以澳门为主的南方口岸的风光以及风土人情，一生作画逾万。单听那些画名，什么《南湾》、《妈阁庙》、《玫瑰堂》、《中国帆船》、《澳门渔女》，就知道钱纳利对澳门的风景和世情有多么钟爱了。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曾于1595年、1601年和1835年三次失火，钱纳利在1834年10月，即最后一次大火发生之前，曾画过圣保禄教堂全景(即《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在照相机还未发明的年代，这些素描作品无疑成为相当珍贵的历史文献。这里也有一块中文墓碑，是1974年5月30日，为纪念钱纳利诞生200周年而立的。碑文很有些诗意，我把它抄录了下来：“他从遥远的出生地而来，发觉这里是一个足以逃避其青年时代所遭受的忧患与烦恼的温暖的庇荫所，也深受这个社会的爱戴，直至离开尘世为止。他毕生以其声音和彩笔来颂扬基督第一的福音——‘融洽共处’。”
怀一腔敬慕之情离开基督教坟场，向右一拐，就是白鸽巢公园。朋友介绍说这里曾住过葡国大诗人贾梅士。嗬。一个上午得遇三位文化名人，如此良机焉能错过，于是毫不犹豫地进了公园。公园以前不姓公，19世纪的时候，这里是葡萄牙富翁马葵士的私人别墅。此公酷爱养鸽，多时达数百只。成群的白鸽在澳门上空漫天飞翔，成为一大景观，当地居民称之为“白鸽巢”。马葵士去世后，此寓所被捐赠给葡澳当局，用于纪念葡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而贾梅士与此地结缘远早于马葵士，他的生活年代为16世纪。由于他才思敏捷、出口成诗，得到葡王约翰三世的赏识，可以自由出入宫廷，也因此受到一些王室贵族的嫉妒。不久，他与宫女相恋被人告发，先是被发配到非洲从军，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失去右眼。1553年，郁郁不得志的他应征入伍到了印度，不久又因讥讽印度总督而被流放澳门两年。今天白鸽巢公园内由巨石搭叠的一个石洞，就是他当年低回吟咏的地方，据说他一得佳句，立即在石上记录下来。在澳门，他不仅收获了一段爱情，而且完成了其史诗般的长篇诗作《葡国魂》的最后部分。1849年，这里的主人马葵士为贾梅士塑了一座半身铜像，置于洞中，并将洞构筑成葡萄牙风格的门拱，洞前石壁上用中葡两种文字镌刻着：“才德超人，因妒被难;奇诗大兴，立碑传世。”葡国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士在澳门这同一个空间相遇，虽然一个写诗，一个经商，似乎不搭界。却惺惺相惜，衍成一段佳话。
徜徉在白鸽巢公园如茵的绿色中，我一直在想，澳门向来被人称为弹丸之地，蕞尔小邦，却为什么可以接纳贾梅士、钱纳利这两颗流浪的灵魂，成为马礼逊传达上帝福音的目的地?当贾梅士由葡萄牙而非洲而印度，身心俱残，来到澳门，徘徊在白鸽巢石洞的时候，是什么抚慰了他的灵魂，并激发出他如火的诗情和灵感?当钱纳利由英国而印尼，最后逃奔澳门，背着画夹，穿行在澳门大街小巷的时候，是什么让他如此着迷而乐不思蜀?当马礼逊由苏格兰绕道纽约来到澳门的时候，是什么力量鼓舞他战胜孤寂，以苦为甘?钱纳利、马礼逊各有自己的祖国，却为什么以澳门为家，把自己的骨灰都留在了澳门?
澳门，你的魅力在哪里?
二
来过澳门的朋友听说我要到澳门参加笔会，极力推荐一定要到路环尝一下葡式蛋挞，就跟她是蛋挞店的形象代言人似的。我对小吃一向不感兴趣，可是架不住内地来的几位笔友也总在耳边念叨，心里就不由得多了一份期待。澳门基金会还真为我们安排了这一行程，那是一个下午，车子离开半岛进入路环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下子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偏远的郊区。不见了高楼大厦，不见了车水马龙，满目田园风光。车子在葡式蛋挞店前停下，门前排着长队，都是慕名而来、欲一饱口福的游客。店出乎意料的不起眼，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坐底一个开间那么大，只在一楼经营，除去操作间，仅容四五个人立足，和它远播的名声实在不般配。店的招牌也不起眼，写的是“安德鲁饼店”，创立于1989年。蛋挞不算贵，7元一个，作家苏北一下子买了10来个，人均一个，趁着热乎劲儿，赶紧吃，一口下去，蛋酥层焦脆得直掉渣儿，蛋黄层松软香甜，比内地所谓的柴鸡蛋还嫩。三两口吃完后，把刚才拿纸盒兜住的蛋酥层掉下的渣儿，一股脑儿倒进口中，细细咀嚼，下咽，真是齿颊留香啊。
听澳门基金会的朋友介绍说，这家店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安德鲁，已于2006年去世。安德鲁饼店在澳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1996年，安德鲁和妻子玛嘉烈离婚后，玛嘉烈另起炉灶，在澳门半岛、香港和台湾开了几家连锁店，生意甚好，带动许多商家跟进，一时间在港澳台卷起一阵葡式蛋挞的旋风。葡式蛋挞的原料很简单，就是猪油、面粉、水和蛋，恐怕这也是商家乐于跟进的原因所在。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原料，别人做出来的味道怎么也不如玛嘉烈，更不如安德鲁，所以吃来吃去，许多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蛋挞店又纷纷倒闭。只有玛嘉烈和安德鲁的饼店还一枝独秀着。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更让我觉得有趣的是，生意再好，安德鲁一直不搞扩大再生产，不引进现代工艺，还是手工作坊，小本经营，对比内地的许多老字号，迫于时尚的压力，不是改良工艺就是改换门庭，真让人不胜感慨。
有了吃葡式蛋挞的经历，加上朋友的推荐，我这个不太爱买土特产的人，离澳前竟也买了不少咀香园饼家的糕点，有杏仁饼、鸡蛋卷、牛耳酥等，回京分送友人，吃后没有不口舌生津的。
想起笔会期间，一位澳门学者说的一句话：澳门人是用心来做一件事情。是啊，一个小小的蛋挞，一块不起眼的杏仁饼，他们能做得那么精致，那么独一无二，肯定不只是技术的问题，更是心灵的问题;那个使劲擦洗石棺盖的女护工，不也是在用心守墓吗?澳门人用心、用爱来做事情。也用心、用爱来待人，却那么低调，不事张扬，这恐怕是贾梅士、马礼逊、钱纳利对澳门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吧?
三
钱纳利墓碑上有四个字：“融洽共处”。在澳门旅游，你时时会感受到华洋杂居、东西方文明“融洽共处”的情态。就拿大三巴牌坊来说，它本来是圣保禄(其中文音译即为“三巴”)教堂的前壁，遭火焚烧后，主体建筑化为灰烬，只留下门前的68级台阶和用花岗岩建成的前壁，很像中国的牌坊，于是一座西方建筑得了一个绝对中国化的命名。教堂由意大利神父设计，中日两国工匠施工，是东西方携手打造的成果。其昔日的辉煌无缘得见，单看硕果仅存的牌坊，上面的浮雕精美绝伦，被称为“立体的圣经”，这“圣经”里有“圣灵怀胎”、“永恒之火”、“生命之树”等故事，也有“圣母踏龙头”、祥云纹等中国本土化的元素。
更奇的是，在巍峨耸立的大三巴牌坊旁边，居然有一座小小的哪吒庙，门联写的是“乾坤圈镇妖邪灭，风火轮添泽国安”，庙虽小，香火却很旺。
类似的景观在白鸽巢公园也有。公园内有贾梅士洞，有韩国神父金大建的塑像，公园边上却是香火不断的药王庙、土地庙，各拜各的神。倒也相安无事。
澳门的专家介绍说，在早年，如果一个外国女人嫁给了一个澳门男人，男人出海打鱼，逾期未归，女人就会先进教堂为自己的男人祈祷，再到妈阁庙进香，上帝、妈祖两个神一起拜，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抵触或不妥的地方。我想，这可以叫“礼多神不怪”吧?
我们习惯了大一统思维的人，总是喜欢单一，不喜欢多元，在我们看来，多元就是矛盾就是困惑，我们惧怕多项选择，或者乐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别人。可是澳门不是这样，它把选择权交给百姓自己。于是我们看到，在有“东方蒙特卡罗”之称的澳门，一边是各地富豪灯红酒绿，挥金如土，一边是澳门百姓安分守己，安居乐业;一边是静谧的坟场，一边是高大的居民楼和喧闹的公园;一边是佛笑楼的葡式西餐，一边是卖肉饼的中式小店。毋庸讳言，不同的文化、文明之间肯定会有冲突，但是既然它们共存于不到30平方公里的澳门，那么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打得头破血流，要么和谐共生。所以，选择和谐共生，与其说缘于澳门人对文明的深刻理解。倒不如说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想想中东战争，想想地球上连绵不断的炮火，你能不佩服澳门人的聪慧吗?
在澳门，东西文明的共存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当然会有交融。华洋通婚自不必说，华人信基督或者洋人信佛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之欣赏澳门除了它的包容，还在于它的开放心态——那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多免费参观;那么多的教堂，每天开放，你前来游览也好，进去小憩也罢，随便你拍照，随便你待多长时间，没人打扰你。你可以称之为文化宣传，但总比内地许多教堂只对信徒开放，让普通人对它敬而远之要高明吧?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中国人则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东西哲人对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宽容的理解，可谓殊途而同归。这“融洽共处”的文明土壤，这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恐怕是贾梅士、马礼逊、钱纳利钟情澳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离开澳门已经很长时间了，耳畔却时常响起基督教坟场擦洗石棺盖的声音，明亮而温暖。让我觉得这个冬日不再寒冷，觉得澳门是一个可以安歇灵魂的地方。这么说，不是劝你定居澳门，而是说，如果有机会，你不妨去那里走走，给灵魂放个假，给自己的生命添些明亮而温暖的色彩。我不能，但我相信澳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