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雨。黄昏。普林斯顿的咖啡小屋。青荧荧的灯下，她的目光缓缓转向窗外的街道：“你看他们多么从容。”用的是易安居士《永遇乐》的语调。随着她的视线望去，但见白花花的街道如川，亮闪闪的车辆如鲫，这一刻，以及接踵而来的下一刻，唯独不见徒步的行人——行人都叫骤雨淋跑了;我始而愕然，继而陷入恍惚，悟不透她口中所谓“从容的他们”，确切指的是谁。
无人在场。刚才我们谈到了谁?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余英时……都是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华人前辈;当然也谈到了爱因斯坦，生前，晚年，爱翁常常在普林斯顿的街头闲逛，小小的个儿，大大的鼻梁，蓬松如狮的脑袋，锐利如鹰的目光，配上松松垮垮的衣服，往下看，还趿拉着一双破旧的拖鞋。爱因斯坦是20世纪的徽记，上帝的杰作，至今仍是文化圈不老的话题。他们，都已风流云散，都成明日黄花，仅留余韵。
余韵袅袅。蓦然回首，想起另一次隔案相对，我和她，在“文革”席卷神州的第六个岁尾，于古城长沙俯瞰湘江的一处茶楼。她有渊深的家世，三代以上，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座上客，两代以上，交游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截至她的上代，格局为之一变，伯父、叔父、舅父，以及三姑六姨，数得出的近亲，都乘桴浮于海，散作他乡之蓬了，只有那位留学欧美的父亲，贪恋沪上红尘，最终作了刘海粟、傅雷的密友，“反右”的漏网之鱼，“文革”的瓮中之鳖。那时，她对这一切讳莫如深，我只是隐隐约约风闻，以及闲谈中捕风捉影地猜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俩在一次半地下的文学沙龙中认识，缘于诗。诗真是个神妙的东西，往往一个词，一个字，就能令五内鼎沸，激情飞扬。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写了多少诗，我是把一辈子的诗心都掏光了，以至后来再没挤出过完整的一首。
那一天，她约我去寻贾太傅的故宅，说是就在长沙西区。兴冲冲渡江而去，穿街过巷，寻阡问陌，被问者多瞠目以对：这年头，还找什么假太傅真太傅!劳而无功，怅然而返，时近中午，就便登上了临江的茶楼。那一次我们触景生情，谈论起“文革”的荒腔走板，毁灭传统，毁灭学术，不啻毁灭生存的根……“你听说过陈寅恪、唐篔吗?”感慨之际，她忽然问我。摇头，我承认孤陋寡闻。她凄然一笑，不作解释，只是眼望天外，淡淡地说：“他们都走了。”
未久，她便离开长沙，返回上海，使用的妙策：称病。天可怜见，你禁这禁那，禁不了生病的自由!人能生病，是限制，也是反限制。人又说写诗的人是敏感的，我却是迟钝，迟钝到以为她是文科出身，如我，待听她说出回沪后闭门自修的计划，才恍悟她原来是牛顿、爱因斯坦的徒子徒孙。
她走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我读书的研究生院，我们又意外地碰头了。她来找陈封雄，陈寅恪的侄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资深编辑，我的导师之一。从封雄老师口里，才弄清她的家世，对于我，她是游行在历史云端的神龙，渺乎高哉，可望而不可即。也就在那次，她透露，年内要去美国读书。那个年头，国门在关闭多年后刚刚打开一条窄缝，有关系、有闯劲的青年蜂拥往外挤，她有着庞大的海外背景，岂能弃之不用——我为她感到庆幸。
说到我，也不是没有出国机会，但我既愚且倔，在一次短暂的海外游历之后，居然选择放弃。我宁愿守在中国，守着我的母语，守着我的一亩二分田。大千世界，人各有志。如是过了十年，彼此再度会面，是她回国探亲时，地点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那时她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切都处在玫瑰色的上升期。她送了我一幅写意的水彩，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一隅。我送了她两本自选随笔集，《少年中国》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座的还有新华社的数位同行，她是当然的主角，谈得最起劲的是异邦的风光，如何销魂餍心，乐不思蜀，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关系，帮助国内招商引资。后一个题目一出，立马搔到群体的痒处，人人献计献策，顽钝如我，也当场翻出几位地方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是我记者生涯的副产品。她是说到做到，事后果然和其中的一位取得联系，并且在纽约参与接待了该地的访美考察团。事情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不见下文——有下文又怎样?她就是个牵线的，桥一搭成，使命随之结束。
这一现的神龙后来又没了踪影，相忘于岁月，相忘于江湖。忽忽就到了21世纪，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又现身北京。自述此番不为探亲——事实上她已无亲可探，该走的都走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当年的豪气竟已烟消云散。说到专业，她坦言“文革”耽误得太多了，紧追猛追，再也追不回来，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科学是年轻人的乐园，像她这种年纪的学者，很难再有发展，只是凭惯性向前走，然后就，等待退休养老。“那么干脆回来。”我说。她笑了，笑容呈现苦涩：“回来?回哪儿去?你当我是揣着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蓦然一惊，醒悟韶华不再，机会不再，她和我已是踏遍千山后的倦客。
此番赴美，途经纽约，入住新泽西州的一家乡村旅店，前晚电话联络，第二天一早，她就驾车来接我。然后带我去纽约城，逛曼哈顿，逛唐人街，末了回到普林斯顿小镇，参观她所在的大学，以及爱因斯坦待过的高等研究院。途中，感觉她刻意回避家庭，听说她离异过两次，大不幸，无论西方东方，这都属隐私，尤其是女人。带着一份心照不宣的谨慎，彼此只谈国事、天下事，不谈自己。
晚餐是在一家中餐馆享用的，主人和她相熟。餐后天雨，半途中止散步，就近避入一家咖啡店。也好，三十多年的相识，三万里路相隔，一肚皮的话，正好唠唠。谈罢普林斯顿的名流，转入俗世男女，问起她日常来往的华人朋友，她说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上海来的女士，旋风一般地嫁人，嫁人犹如谋生，最近嫁去了墨西哥，五十出头的人了，但愿是最后一嫁。一位也是上海来的，男士，干过这推销，那推销，现在歇手了，在浦东置了一处房产，常年来回跑。又问起我熟人的熟人的一个孩子，当年同她有过联系;答说，很能折腾，干过跑堂，刻过图章，办过小报，做过生意，现在不晓得去了哪里，总归是折腾。
仍旧扯到文学。我说起年前读过的一篇散文，《芳草王孙天涯》，作者朱琦，讲的是民国达官贵人的后裔，如何在美国白手起家，低调做人，那里面就有她的影子，网上一索可得，不妨找来看看。她说“王孙”二字值得斟酌，有一股阿Q的味道，彼岸是前世，此岸是今生，来这儿等于脱胎换骨，一切从零开始，和彼岸的种种旧印记无关。说着就举出一位东北的学者，已经在大学做到副教授，敌不住外面的诱惑，来了这里，逾期不归，在餐馆打工，一干多年，他今生最宏伟的构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餐馆。还有一位，浙江来的，生物博士，高大英俊，一表人才，现在当导游，专门接待你们这种国内来的观光客。你不用哀叹大材小用、怀才不遇，这就是转世为人。
这期间她接了两次手机，听口气，都不是家里人。有一位像是国内新来的学子，询问有关上学的事……我于是把话题转到留学。她说留学是个机遇，美国有第一流的学科，第一流的导师，但是完成学业后，就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回去的好。在国内只要有一个平台，就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美国不是没有机会，如果碰上好导师，好课题，好单位，也会做出相当出色的成绩，但那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概率非常之小。她认识很多专业人才，年复一年，只是在鸡零狗碎地打工，可惜了，也实在是浪费了。
既然如此，还是回国吧，至少可以让下一代回国谋求发展——我在心里说，不在嘴上，因为并不清楚她是否有子女，倘若有，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英文而外，是不是还会讲中文，是不是还对东方古国心存依恋……这将触及私生活的底线，打住。
尴尬。是我在尴尬。难道我和她真的已经隔世?沉默，姑且以咖啡当酒，干杯，干完一次再一次，咖啡味苦，全不似江南的清茶悦目，润喉，醒神。也许这儿正应了一句佛语：苦，才是人间正品。转眼看窗外，骤雨消歇，行人又开始招摇过市，片刻而后，我也将飘然远引……从兹一别，又将是海阔天遥，相会无期。当是之时，一杯在握，骨鲠在喉，我忽然冒出一个很乡气的提问：“国内人看美国，就像我们苏北老家看上海，一切都是摩登的，洋派的……但是我这次到美国，一路行来，发觉好多上了年纪的华人妇女，穿衣打扮比国内还土，一点不讲究，这是什么缘故?”她笑了：“你这是在说我吧。自古以来，‘女为悦己者容’，女人是为欣赏她的人打扮的呀。可是在这儿，有谁看你?谁的眼里又有你?日子一久，也就习惯了，麻木了，不再在衣饰粉黛上费工夫。”
瞧，说是不触及隐私，到底还是跨进了别人情感的领地——“这儿有谁看你?谁的眼里又有你?”致命的失落，绝望的苍凉，全在这一句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什么好问的呢?啊不，不，事情可以作另一面看。是眼前咖啡的刺激?还是多年清茶熏陶出的悟性?——我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当作家了!”声音之响，惹得邻桌的老先生侧身而睨。她先是一愣，抬头看我，见我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遂说：“你真是有眼力，这几年我一直在练笔，已经写了十多篇散文，关于我这个家族，关于我在美国的生活，其中有一篇，回忆长沙的，写到了你。”
唔，这番咖啡没有白饮，谈话至此，总算进入正题。文学是什么?文学是无线上网，是万有引力，是缩地术，心灵与心灵之间，总有千回百转万里犹面的机缘在。“我料定你早晚要回归文学，以前种种，都是铺垫，是爆发前的储备。”那一刻，我直视她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你应该放开写，文字绝对可以寄托生命，如果选择在国内出版，我可以帮你联系，另外，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还可以为你的新书写一篇序——在这件事上，我自信比你身边的人更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