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距今刚好三十个年头。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又提示了鲁迅前期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态度。
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自己把一九三○年顷的论文、讲演和杂感的结集题为《贰心》，也就显示了他的"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思想发展，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不的。如果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那么，鲁迅的小说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前期完成的，而《狂人日记》有点象是他的小说作品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是寓言式的短篇。惟其是寓言式，故形象之美为警句所盖掩;但是因此也使得主题绝不含糊而战斗性异常强烈。在这一点上，即使说《狂人日记》是中国革命文学进军的宣言或者也不算怎样过分罢?
表现在《狂人日记》内的基本思想是：一、猛烈反对“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互吃，可是"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三、"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他深恶痛恨那"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但是，"将来的容不得吃人"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属望于"孩子"——年青的下一代。这显然不是从阶级论去回答问题的。而且，大概正如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这也无非为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换言之，进化论虽使他确信"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但仅有进化论观点的他，那时也还没看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要在十年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始得到的。
在这里，就来了个问题：那时鲁迅是站在什么立场控诉这"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这是人道主义的立场。这在鲁迅，时或用"恢复人性"的字样来代表。而鲁迅所谓"人性"，和高尔基所谓"人的尊严"在我看来是意义等同的。我们常把高尔基和鲁迅相比，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们俩是相似的。高尔基痛恨那些消极的浪漫派(PassiueRomanticism)用欣赏的态度描写人的不幸和痛苦;高尔基又告诉我们，即使是呻吟挣扎在生活底层而至于"人不象人"，在骨子里，他们仍是"人"，——一个庄严的有斤两的声音。(俄文“人"字合两字而成，chelo义为头顶，vek义为人的生命;高尔基故谓之为庄严的有斤两的声音。)高尔基这个人道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就有了多彩的形象，在他的美学上是一个基本的无往而不在的因素。鲁迅亦然。他的作品中屡次抨击那些以别人的痛苦为娱乐资料的行为;他从不板起了"不把人当人"的面孔去谴责那些呻吟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不象人"的人，——例如孔乙己;他更在《一件小事》中正面宣示了人性的伟大。而此所谓"人性"也就是他后来明白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人性。
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一样，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性的恢复)不同于西欧的旧人道主义，当然更不同于流俗的所谓人道主义;用高尔基的话，这就是在充分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庄严，人的力量"之下建成了新一代人的教养和成长。鲁迅曾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可作如是解。高尔基不止一次说及旧社会制度在人性上所留的污点，而且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会比人性的改革易见速效，因而强调了文艺在改革人性这方面的任务。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两地书》)说到的“改革国民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义，岂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基本的前提。
正因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进化论而外，还有他的人道主义，而这又成为他那时控诉"人吃人"社会制度的立场，故而他的前期作品(小说)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岂不相同，而应当和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相比较;也就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二
《呐喊》和《彷徨》共收短篇小说二十四篇，又中篇小说一，《阿Q正传》。这些都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故事新编》共收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三篇写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呐喊》和《彷徨》的二十五篇(连《阿Q正传》在内)主要是批判"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的，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说，则上起辛亥革命下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夕。《故事新编》从古代采取题材，"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免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语)在这里，批判的范围较之前二书为广阔，而且时时闪烁着"积极的(动的)浪漫主义"的光芒。
《呐喊》之后，继以《彷徨》，而《彷徨》卷头又采用了《离骚》的句子：“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这两本集子的题名和卷头词的借用《离骚》中的这四句，颇可看出鲁迅当时的心情和意念。"求索"的结果呢，若干年后他自己说了：“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庸讳言，在《呐喊》等三书中，还没有新兴阶级的典型出现;并且，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反映现在并须指示未来，不但要描写和批判"将死的"，并须描写"方生的"——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的萌芽，不但要从今天还是烜赫异常的旧势力看出它必不可免的覆败，并且还须从今天尚居于劣势的或尚在潜伏状态的新兴力量指出它的一定胜利，那么，《呐喊》和《彷徨》与其把它们归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下，毋宁把它们归入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罢?而且这样做，也未必对于鲁迅的光荣有所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