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堂房叔祖(可惜我记不其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跛脚)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七月中旬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两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诧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人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谢的姐夫说有个馆子价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他们三人既醉且饱,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品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我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谢的姐夫说,此间有日戏,也有夜戏,名角儿是在黄昏后上台的。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的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也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此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