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家相遇，最好的方式便是走入他们的文学世界。之于萧红，我却有着更多的奢念。每当我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就总是觉得能够与她不期而遇。她与萧军租住的商市街，如今已化身成为红霞街，车来人往中，虽寻不见旧日踪迹，散文集《商市街》中那些跃动的文字却依然能把我带回到九十年前的哈尔滨，不变的是这个城市欧式建筑带来的气质，尤其是在阳历新年，当冬日黄昏的余晖落在铺满“面包石”的中央大街上时，没有一个城市比这里更适合跨年。
元旦，意味着旧年的结束，新年的起始，与萧红所处的那个除旧布新的时代，相得益彰。萧红作为深受新思想影响的文学青年，她的认知和行为与其父辈早已是背道而驰。从其一生中度过的一个又一个不同寻常的新年，或可勾勒出萧红短暂无依的生命旅程。
元，即“首”;旦，为“日”，元旦就意味着是新一年的第一天，是岁之初，亦是月之始、时之元。而在民国之前，“元旦”就是春节。《晋书》记载：“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有关“元旦”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在远古的尧舜时期，尧帝深受百姓爱戴，任人唯贤，他没有传位给自己不成器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同样才高行洁的舜，舜如法炮制，又禅位给治水有功的禹。于是，后世百姓便将舜祭祀天地和尧的那天，当作新年第一天，是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远古时期的“元旦”。此后，在夏商周，分别以正月、腊月十二月和冬月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代以十月初一为元旦，直到汉武帝时，又恢复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并延续至1911年。
1911年，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这一年的端午节，萧红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出生。转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并于次日发出《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其中，“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公元1912年1月1日。从此，中华民族迎来了第一个公历元旦。此时的萧红不满一岁，尚不知道这意味历史的重大转折。
1929年新年过后，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小学教员汪恩甲订婚。萧红一开始不置可否，但当她发现汪恩甲有吸大烟的恶习后，曾跟家里提出过想要退婚，遭到了拒绝，萧红于是萌生了追随表哥陆哲舜到北平读书的想法。次年，萧红如愿成为了北平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女子中学高一学生。
1931年的新历1月1日，萧红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天北平下了雪，萧红打起寒颤，“开了门望一望雪天，呀!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结了冰似的。”陆家、汪家、张家三家的反对，让俩人在北京的读书生活愈加窘迫。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都难再维系，陆哲舜首先败下阵来，如此也彻底断了萧红的指望。半月后，二人离开北平，返回了哈尔滨。
1932年的新年，萧红与汪恩甲在哈尔滨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今道外玛克威商厦)度过，暂时结束了此前短暂的流浪生涯，与汪恩甲度过了一小段还算温暖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5月时，因无力承担生活费，汪恩甲以回家要钱为由，从此杳无音信。萧红再次陷入困顿的境地，直至萧军的出现。
1933年的跨年夜让萧红永生难忘，那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那晚，应哈尔滨左翼名士冯咏秋之约，萧红第四次来到了牵牛坊。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俄式平房，若在仲夏，院墙会爬满盛开的牵牛花。三五成群的文艺青年，时常聚集于此，畅谈古今，吟诗作对，好不热闹。牵牛坊其实是哈尔滨地下党接头的秘密联络点，萧红在这里结识了有为等共产党人，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但此时的她还没有正式发表文学作品，成为拿稿费的职业作家，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牵牛坊不仅为她提供了精神食粮，也成了她能够饱腹的地方。前三次造访牵牛坊，萧红还很拘谨，这一次“正是新年的前夜，主人约我们到他家过年。其余新识的那一群也都欢迎我们在一起玩玩”。席间，女仆拿了三角钱买回松子，供大伙儿消遣，但在萧红看来，实在太过浪费。“多余呀!多余呀!吃松子做什么!不要吃吧!不要吃那样没用的东西吧!”那一年的农历新年，萧红也是在牵牛坊度过的。大家聚在一起守岁祈福，跳舞欢唱，还玩起了捉迷藏，对萧红来说，那的确是在一生当中都难得的欢快日子。
1935年的新年，萧红是与萧军在上海拉都路福显坊22号的新家中度过的。那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弄堂房子，毗邻菜园和荒地。二萧在1935年1月2日去信鲁迅先生汇报了入住新居的情况，先生4日回信贺二人乔迁之喜，“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也许是因为开了个好头，这一年，萧红开始在文坛风生水起，出版了她个人最为重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生死场》。
1937年的新年，萧红在日本东京的寂寥中度过。邻居家着了一场大火，好在她是在朋友家过的夜。半月前，东京街头就已有了新年的氛围，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异乡到异国，新年的气味于萧红而言只有无边的寂寞而已，“人家欢欢乐乐，但是与我无关”。旅日期间，孤独与病痛总是常伴萧红左右，于是她只好付诸于笔端。元旦前夕，萧红给萧军发去了新年祝福，“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念耳。专此，年禧。”
1938年的新年，萧红在武汉的住所里起得很早，虽然室外下起了雨夹雪，但生起火炉后，室内能达到15摄氏度，“杯子是温暖的，桌面也是温暖的，凡是我的手所接触到的都是温暖的。”这是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一处寓所，二萧与蒋锡金分住两屋，并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吃饭，萧军负责买菜，萧红掌勺。但由于是公共厨房，萧红为了避免和邻居们挤在一起，就自己在卧室搭了个炉子。《呼兰河传》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动笔的，由于蒋锡金时常不在家，二萧便可分坐两屋专事写作。
1940年的新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战火纷飞的重庆度过。在日寇的狂轰乱炸中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二人决定离开重庆，经过一番比较，终而选择前往香港。这一年，萧红接连出版文学作品，短篇小说集《狂野的呼唤》《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相继问世。完稿长篇小说《马伯乐》的第一部后，因种种原因，萧红转向了《呼兰河传》的续写，边写边刊，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2月27日连载完成。这一年，萧红远离战乱，创作发表顺利，与端木相处和谐，并结识了周鲸文等新朋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1941年的新年，萧红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二楼的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个欢愉的元旦。1月1日，她与端木蕻良收到了许地山夫妇寄来的自制贺年片，他们也自己做了一些贺年卡邮给朋友们。这样的节日氛围不久被皖南事变打破，萧红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北中国》。
萧红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但这段时期却是萧红短暂文学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产期，不仅有小说《小城三月》，还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1941年11月中旬，萧红因肺病住进玛丽医院。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滞留香港的文艺界人士开始分批撤回，但所有的行动，萧红都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战乱中，萧红不但难以静心养病，还要反复移挪住所。12月25日，香港沦陷，此时的萧红只能暂居在时代书店的书库里。
1942年元旦前后，香港一片混沌，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并宣布只允许10元以下港币流通，随后又实行了限购政策，一个人一次只能按照规定价格购买2.5斤米麦，米盐鱼肉2钱。端木蕻良四处奔走，为萧红寻找医院，终于打听到香港最大的私立医院——跑马地养和医院即将恢复开业，萧红于1月12日住进该院，随后却因误诊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转院至玛丽医院后，又因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被转送到法国医院。此时的法国医院由于被日军当做军事物资而停止供应民用，无药可医的萧红病入膏肓，于1月22日上午10时许与世长辞。
萧红曾撰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称，“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于是我们可以猜想儿时的萧红在新年里，或许会时常遭到父亲的叱骂，这时候，小萧红便会跑到祖父的房里，“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窗外的雪下个不停，好像是要为这个注定漂泊一生的女孩，留住这片刻的温暖时光。